项羽，战国时楚国名将项梁之侄。陈胜起义后，他与叔父项梁杀死秦会稽郡守殷通，率8千精兵起兵，共同拥立楚怀王。项梁战死后，楚军与秦军相峙，楚军主将宋义令楚军屯驻安阳，不进。项羽怒杀宋义，取而代之，率军破釜沉舟，与秦军大战于巨鹿，斩杀秦军主将苏角，继降章邯所部秦军20余万，令秦政权土崩瓦解，四方诸侯归服。毛泽东称此战中楚军“以一当十”，称项羽为“楚霸王”。
【毛泽东评点巨鹿之战】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摘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巨鹿之战概要】
巨鹿之战的出处，详见《史记·项羽本纪》。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率军进攻赵国，派大将王离、涉间率军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
章邯是秦朝著名将领，任少府。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他率军镇压陈胜、项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他向秦二世建议，武装30万刑徒剿杀义军，得到了秦二世的同意。这支部队由章邯亲自统领，击败义军周文所率之部众，连破陈胜大军。翌年九月，章邯夜袭定陶（今属山东），打败项梁义军。然后，章邯挥师北上，进攻赵国。
众所周知，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出身雇农。一日，他在农田耕地时，抬头仰望天空飞过的大雁，叹息道：“小麻雀哪里知道大雁的志向啊！”此话表明，陈胜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被征屯戍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时，天降大雨，路被淹没，无法按期抵达。依秦律，误期当斩。陈胜就与吴广等人策划谋反，他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率领戍卒900人起义。
项梁也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首领，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楚国贵族出身，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陈胜举起义旗之后，他与侄儿项羽杀死秦会稽郡守殷通，率精兵8000人，在吴（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起义。翌年，陈胜部将召平伪造陈胜命令，任项梁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率兵渡江西进。陈胜败亡之后，项梁与英布等部义军共7万人，在薛（今山东薛城北）与刘邦义军会师。他们共同拥立孙熊心为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继续进行推翻秦朝的武装斗争，后因轻敌，在章邯夜袭定陶时英勇战死。
为了联赵抗秦，楚怀王任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兵直趋巨鹿。
宋义，一称卿子冠军，是楚国的令尹。他作为主将，胆小怕事，令楚军在安阳（今山东曹县）驻守，不想前进与章邯交战。
项羽气愤之极，冲入宋义的主将营帐，质问为何不赶赴前线杀敌。
宋义眼睛抬也不抬，哼了一声，说：
“我是上将军，部队的进退由我说了算。你也得服从我的指挥，否则就取消你的指挥权……”
宋义继续晃着脑袋在说话，项羽气得大叫一声，一个箭步上前，挥剑刺死了宋义。宋义的卫队吓得目瞪口呆，一起跪下，请项羽饶命。项羽乘势夺取了军权。从此，项羽的声威震动楚国，也令所有的诸侯国为之侧目。
项羽是项梁的侄子，此人力大无穷，胸怀大志，是顶天立地的男儿。项梁死于秦军之手，对项羽刺激很大。他发下誓言：不报此仇，决不罢休。于是，项羽派遣英布、蒲将军领兵2万，浩浩荡荡，渡过漳河，赶往巨鹿。
在巨鹿，英布、蒲将军率楚军与秦军展开了血战。由于秦军兵强马壮，战斗打得非常艰难，双方互有伤亡。
眼见楚军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巨鹿形势仍然危急，赵将陈余再次请求楚国增派援兵。消息传来，项羽圆瞪双目，大骂英布、蒲将军是草包，辱没了楚军的名声。他飞身上马，带领全部将士渡过漳河，前去迎战章邯。
过河后，项羽看见楚军辎重及粮草太多，影响行军的速度。为了火速赶赴前线，也为了鼓励士气，他下令凿沉渡船，打破锅甑，烧毁营房，只携带三天的干粮，以表示与秦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将士们看见项羽骑在马上，挥动宝剑，一派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无不斗志昂扬，视死如归。
项羽率大军马不停蹄地赶到巨鹿，迅速包围了秦军王离的部队。
王离是秦军著名的将领，是名将王翦的孙子。此人英勇善战，绝非寻常之人。因为这个缘故，楚军与秦军之战打得十分激烈。
这一天，项羽精选数十名斗士，随他直奔王离的中军军帐。只见项羽一马当先，马似离弦之箭，所到之处，秦军无不望风而逃。
项羽杀开一条血路，挥剑冲入王离的帐中。王离正在睡觉，他万万没有想到项羽会冒险杀向自己的军帐。项羽斩杀王离的侍卫后，活捉了王离，一把火烧了王离的营垒。
这时，秦军将领苏角率兵救援，与项羽撞个正着。
项羽让苏角下马受降，不料苏角冷笑一声，跃马冲过来。苏角惯使三节鞭，这根铁鞭打死了无数的敌人。项羽与苏角相斗，战了不下数十回合。苏角渐渐有些疲软，项羽却是越战越勇。趁苏角露出破绽，项羽一剑直取苏角的咽喉，苏角翻身落马。
主将被杀，苏角的部队不敢恋战，纷纷缴械投降。
经过多次战斗，项羽截断了秦军的补给线。秦军粮草所剩无多，军心动摇。项羽率军对秦军发起总攻，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
战斗中，项羽本想活捉秦军另一位重要将领涉闲，但涉闲宁死不屈。涉闲是秦国的名将，久经沙场，勇不可挡。项羽的士兵拼命冲向涉闲的军营，秦兵也负隅顽抗。只见涉闲手握大刀，坐在大帐前面，神闲气定，毫无惊慌之色。他督军奋战，直到楚军从四面八方杀将过来。见大势已去，涉闲昂首踱步，进入军帐之中，他面朝秦都方向，引火自焚而死。
巨鹿之战打得正酣之际，项羽所率楚军的声威已经雄冠诸侯。当时，前来巨鹿增援秦军的各国诸侯军队，扎下了十余个大营盘，但都不敢出战。
当项羽率楚军攻击秦军时，这些诸侯军队的将领们都爬在各自的营垒围墙上观看。他们看到，楚军的将士以一当十，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杀敌的喊叫声惊天动地。这种场面，让诸侯国的军队吓得胆战心惊。眼睁睁地看着秦军败于项羽之手，各路诸侯援军动也不敢一动，只等战役早日打完。
项羽消灭了秦军，便传令召见各路诸侯、将领。这些将领进入辕门之际，没有一个不是跪着向前行进的。来到项羽面前，他们头也不敢抬一下。他们只听见项羽的朗朗笑声在耳边回荡……
项羽从此成为诸侯军队的上将军，各路人马纷纷归附于他。不久，章邯率20余万秦军向项羽投诚，后随项羽入关，被封为雍王，据咸阳（今属陕西）以西地区，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数年后，汉军围攻废丘，章邯兵败自杀。
巨鹿之战，是扭转抗秦战争整个战局的决定性战役。这次战役，使秦军元气大伤，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
【作者点评】
司马迁的如椽大笔，把巨鹿之战的波澜壮阔描写得栩栩如生。尤其是，楚霸王项羽的万丈豪情，楚军以一当十的英雄气概以一当十，原文作“一以当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跃然如在眼前。
像巨鹿之战这样影响全局的战役，自然会受到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高度，对巨鹿之战的以一当十的战略作了如下的点评：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一文中有所论述。
在红军时期，党内出现了各种错误的军事思想，军事平均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从1932年开始，党内有人提出“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红军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上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不对。当时，红军在总的兵力上处于劣势。因此，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两方面，没有所谓的“全线出击”。这种军事思想，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的军事平均主义。
“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的战略战术应该互相配合、交替运用。毛泽东固然肯定项羽军队“以一当十”的气概，但却把它作为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毛泽东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就是所谓“以十当一”。
1931年1月红军在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同年8月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1932年7月在广东南雄县水口圩打陈济棠的作战，1934年3月在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红军都吃了兵力分散的亏。说到底，是吃了军事平均主义的亏。在毛泽东看来，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作战，本来可以视为打了胜仗，而且还算是大胜仗。因为水口圩之战击败陈济棠20个团，团村之战击败陈诚12个团。然而，毛泽东却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军事平均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军事平均主义者提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
毛泽东说，这种错误指挥的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正确的反“围剿”方针，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兵力临之，如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红军集中4万人打张辉瓒部的9千人。对于弱敌或无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如1931年5月29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对付敌人刘和鼎部的7千人，红军只用了1万多人。
“以一当十”或“以十当一”，极富辩证法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又强调，也不是说每次作战都要集中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的兵力出现于战场，以击其一翼。
那么，何为相对劣势？何为绝对劣势？毛泽东作了明确的讲解：
“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气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在遵义会议后红军由毛泽东指挥，打了无数个胜仗，所以在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时，毛泽东自豪地说：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人风范。在如此轻松的语言里，我们却看出了伟大人物头脑中历史智慧的积淀，看出了杰出统帅的人格魅力。
（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