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正月，晋王手下长史邓琬起兵，立晋王刘子勋为帝，并发布檄文，联络各地官员举兵反对刘，一时四方皆反。刘政权仅控制京城周围狭小的城区，危在旦夕。刘听取大臣蔡兴宗的意见，先稳定京城秩序，以静制动，同时对叛军颁布宽大政策，实行招抚、分化，待京城建康局面稳定后，兵分三路，进剿叛军，于泰始二年八月攻进寻阳，擒杀刘子勋。毛泽东称此战“可谓奇矣”。
【毛泽东评点建康之战】
刘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摘自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卷118《废帝之乱》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建康之战概要】
这里所说的建康之战，事载《通鉴纪事本末》卷118《废帝之乱》。
南北朝时期，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王朝的变幻仿佛走马灯似的，让史学家们看得眼花缭乱。
在乱世中，刘宋王朝也是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味儿的王朝。身处一朝，父子相残、兄弟反目，一片昏天黑地。
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闰五月，孝武帝刘骏去世。16岁的太子刘子业继承皇位，是为宋废帝，年号永光，后又称景和。
这位宋废帝，小小的年纪却心狠手毒。他上台后，脾气暴躁，稍有不满，便对王公大臣破口大骂，甚至拳打脚踢。尤其是，他把众大臣当成奴隶一样加以折磨，并且大开杀戒，许多臣子成为他手下的冤魂。
由于刘宋政权时刻有宫廷政变的危险，因此这个宋废帝对皇室宗亲格外警惕，他派兵丁对他们严加看管。其中，对几位手中拥有兵权的叔叔防范甚严，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时，宋废帝的叔叔有：湘东王刘、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桂阳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等等，这些人都握有重兵。
为了收拾这些叔叔，宋废帝借故将他们召集到国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等他们一到，马上命令人将他们抓起来，软禁在皇宫。他时常去“探视”这些叔叔，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叔叔之中，刘、刘休仁、刘休年纪最大，宋废帝对他们的仇恨也最深。他们三人身材肥硕，宋废帝就把他们装进笼中，称他们的体重。刘最胖，宋废帝就叫他“猪王”，同时称刘休仁是“杀王”，称刘休是“贼王”。因为刘威望最高，对皇权的威胁也最大，所以宋废帝对他的虐待也最厉害。
宋废帝不仅叫刘为“猪王”，而且经常让刘睡在猪圈。有时，干脆剥光刘的衣服，命令他趴在水坑里，模仿猪的样子，在猪槽里吃猪食。
宋废帝早就想置这些叔叔于死地，多亏“杀王”刘休仁诙谐健谈，常在危急之时以笑话取悦宋废帝，才免于一死。
景和元年（公元465年）十一月，宋废帝听说社会上流传“湘中出天子”的谶语，便决心除掉湘东王刘。
刘得知自己性命不保，便秘密联络宋废帝的亲信寿寂之、朱幼细等人，让他们在自己的随从阮佃夫、王道隆等人的帮助下，事先调开宫廷侍卫，然后乘宋废帝在华林园竹林堂从事巫祝之事时，突然冲上前去，将其杀死。
十二月，刘在建康称帝，是为宋明帝，年号泰始。
刘上台后，马上废除宋废帝的暴政，严惩奸臣，重用能人，安抚民心，迅速稳定了建康城的社会秩序。但是，刘弑君的行为，也遭到不少皇室成员和文武官员的不满。其中，早已起兵反对宋废帝的晋安王刘子勋，认为皇位应该由他继承。因此，当宋明帝派人去册封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的时候，他手下的长史邓琬竟然把册封的诏书扔在地上。
原来，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的第三个儿子，曾被宋废帝赐死。刘子勋手下的长史邓琬对刘子勋忠心耿耿，他忍无可忍，起兵讨伐宋废帝。当他得知宋废帝已被刘处死的消息，便于泰始二年（公元465年）正月在寻阳（今江西省九江）立刘子勋为帝，年号义嘉。结果，刘宋王朝出现了刘与刘子勋的争斗格局，实际上形成了建康政权与寻阳政权对峙的局面。
当时，刘子勋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起兵讨伐刘。
一时间，各地的刺史、太守纷纷起兵响应刘子勋。如雍州刺史袁素与邓琬交谊很深，所以最先起兵响应刘子勋。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湘州行事何慧文，豫州刺史殷琰等，都站到了刘子勋一边。
形势对刘非常不利。为了摆脱困境，刘派冗从仆射垣荣祖前去劝说徐州刺史薛安都，希望他拥护建康政权。结果，薛安都反倒说服了垣荣祖成为刘子勋身边的将领，一起举兵反对刘。刘又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发出救援诏书，不料沈文秀被薛安都拉拢了过去。刘再派都水使者孔去找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希望孔觊能来建康任职。谁曾想，孔觊、孔两人反而联络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等人，一同起兵反对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拥护刘，但遭到司马常珍奇的暗算，常珍奇率领周矜之军投靠了刘子勋。
这时，刘陷于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所能控制的区域只有京城周边的狭小地区，建康政权危在旦夕。万般无奈之下，刘只得展开建康保卫战，以抵御各路反对自己的兵马。
当时，刘问计于朝中的众大臣。吏部尚书蔡兴宗说：
“现在我们是孤立无援，天下都要推翻您。但是，千万不可惊慌失措。依我看来，建康外面的各路人马，虽然表面上拥护刘子勋，但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当务之急，我们应该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稳住建康城中的秩序，不要乱了方寸，静观形势的变化。与此同时，要显出诚意，力求得到广泛的支持。如果叛军的家属有在朝中任职的，应该声明罪不相及的原则，不可将他们关起来。相反，要友善地对待他们。等到局面稳定之后，我们再出兵平叛，消灭那些乌合之众，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个蔡兴宗是孝武帝时的吏部尚书。他早就看不惯宋废帝的非人道的举措，屡屡劝阻，但一次次遭到废帝的辱骂。于是，蔡兴宗多次鼓动宋废帝的近臣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等起兵。
刘马上采纳了蔡兴宗的建议，抚慰那些亲友在寻阳做官、自己仍住在建康的家属们，起到了巨大的瓦解作用。结果，建康城内军民团结一致，朝野上下众志成城，从而为建康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由于建康宛如铜墙铁壁，因此拥护刘子勋的各路人马虽多，但却不能一下子吞掉刘王朝。如果说，建康保卫战一直是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话，那么，兖州刺史殷孝祖的支持，便扭转了战局，使刘下定决心主动出击。
兖州刺史殷孝祖是刘宋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重要将领，因此，殷孝祖手中握有相当多的兵马。当建康政权与寻阳政权相互敌对时，刘派殷孝祖的外甥、司法参军葛僧韶前去劝说殷孝祖支持建康政权。但殷孝祖的态度较为暧昧。当他暗地派人去探访建康的实情，得知建康政权内部团结，兵马精锐，宋明帝刘为人宽厚，是一个有所为的皇帝时，殷孝祖觉得刘必将获得建康保卫战的胜利。于是，他明确表示支持刘政权，并亲自率领两千精锐人马赶往建康，杀开重围，进入城中。
殷孝祖的来到，不但壮大了建康的军事力量，鼓舞了士气，而且极大地稳定了建康的民心，使建康政权孤立无援的局面得以改变。
在稍作休整之后，刘决定主动进攻。他兵分三路，杀出建康。这三路人马将领的任命和调遣分别如下：
建安王刘休仁为西路军统帅，殷孝祖为前锋，督率宁朔将军沈攸之、江方兴，龙骧将军张兴世等部，作为主力部队进攻江州刘子勋；
山阳王刘休为西北路军统帅，督率辅国将军刘、宁朔将军吕安国等部，进攻豫州刺史殷琰；
巴陵王刘休若为东路军统帅，督率建威将军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殿中御史吴喜等部，进攻会稽孔觊等叛军。
三路大军出征之前，刘重申“罪不相及”的政策，声称：
“各位弟兄：如果你们有亲属在叛军那一边的，不受株连，勿以亲戚为虑。如果叛军的亲属在建康任职的，依然如故，勿再彷徨。总之，齐心讨贼，为国除奸。凯旋之日，我一定重赏诸位英雄。”
刘的这番表态，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民心。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正月，也就是刘子勋另立朝廷的同一个月，刘正式发兵。到二月，东路军率先攻占三吴地区，擒杀孔觊等叛将，其部下纷纷投降。
八月，西路军攻进寻阳，擒杀了刘子勋。
十二月，西北路军经过艰苦的征战，迫使殷琰大开城门，向刘称臣。
其他各路叛军见大势已去，也纷纷向刘称臣。至此，不到一年时间，刘的建康之战以反攻取胜而告终。此后，刘当足了七年的皇帝。
【作者点评】
毛泽东读史，喜欢在某一段的文字旁作眉批或划圈划线，以表示其重要性。
在读《通鉴纪事本末》卷118《废帝之乱》时，毛泽东在“废帝之乱”四个字的旁边，用铅笔加了旁圈，又划了两道曲线，说明毛泽东对这一段历史格外感兴趣。
在天头的位置，毛泽东写下了批语：“刘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对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的名字，另加了旁圈。这几位，都是在建康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要将领。毛泽东点到的其他诸人，也是刘平定叛乱过程中的重要将领。
殿中御史吴喜，曾任河东太守。在任时，安抚民众，很受爱戴。文献称其“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毛泽东在这句话旁加了旁圈。他请求率精兵三百东讨。当时，有人反对，说吴喜只不过是个文人，不会领兵打仗。刘信任吴喜，让他领兵东进。结果，老百姓一听吴喜来了，都来归附于他。吴喜以劣势之军连下数城，一直打到钱塘，叛军76万人投降，三吴地区得以平定。接着，吴喜率5000人马运送粮草、军械，支援其他部队，为最后平定各路叛军的胜利立下了赫赫功劳。
宁朔将军沈攸之，是颇有威望的一员大将。他“内抚将士，外谐群师，众并赖之”。毛泽东在描写沈攸之的一段话的天头上，写了“沈攸之”三个字。这说明毛泽东对其人颇有好感。沈攸之协同殷孝祖进攻寻阳。殷孝祖英勇战死，将士们都认为沈攸之应当接过指挥权。但他认为，前来支援他的江方兴有领兵作战的才能，因此他请求让江方兴为统帅，自己协同作战。这种顾全大局的行为，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描写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沈攸之智勇双全，他围攻薛常宝于赭圻，致使薛军粮草断绝。刘胡把粮食藏在船舱里，将船弄翻，顺流而下，准备支援薛军。这一诡计被沈攸之识破，将粮食截获。一计不成，刘胡又生一计。他率1万步兵，夜里凿山开路，为薛军运粮，又被沈攸之击败。后来，沈攸之率军攻破赭圻，数千敌兵投降。刘认为沈攸之立了大功，任命他为雍州刺史。
龙骧将军张兴世，是另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当刘派出的各路讨伐大军逼近刘子勋时，交战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的局面。这时，张兴世说：“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流回，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这一番卓识，得到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对每个句子都加了双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书写“张兴世”三个字于旁。沈攸之、吴喜都赞同这一策略，沈攸之认为这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他精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军甚众，溯流稍上，寻复兴归，如是者累日”。毛泽东对每一个句子都加了双圈，表示颇为赞赏。张兴世制造忽进忽退的假象以麻痹敌人，然后于一天夜里，突然乘风破浪，攻占了上流的重要阵地——钱溪。
从毛泽东精读《废帝之乱》所作的圈、点和批语看，毛泽东对刘是充分肯定的。“刘据建康，四方皆反。”毛泽东对刘弑杀宋废帝之后，陷入孤立的困境表示深切的担忧。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当时刘处在四面八方的包围之中，各路叛军都拥护刘子勋。按照一般的逻辑，刘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刘不是庸俗无能之人，他懂得并且善于运用“团结”的领导艺术。身处孤立的境地，刘使建康城内的军民团结一致，使君臣将士之间团结一致。团结就是力量，刘终于反被动为主动，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内线作战”的军事策略。
说得更直白些，所谓“内线作战”，就是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静制动，坚守阵地（城池），等待时机。刘正是如此，所以才能做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以寡对众，以弱敌强”。
再细加分析，刘之所以能够贯彻“内线作战”的方针，是因为他能够团结并重用一大批优秀而忠诚的参谋和将领所至。其中，足智多谋、富有政治远见的蔡兴宗，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毛泽东称他为“谋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谋士”，一字之差，差之千里。蔡兴宗的建言，为建康之战的全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在蔡兴宗对策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蔡兴宗另有一段话，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这段话原文如下：“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即平后，方当劳圣虑耳。”同样必不可少的是，刘从谏如流，完全采纳了蔡兴宗的高见。
此外，刘身边有一大批英勇善战的将领，为保卫建康政权出生入死，无论是组织战略防御还是组织战略进攻者，都是功高盖世的英雄豪杰。没有他们，刘恐怕是孤掌难鸣，根本不可能平定各路叛军。
附带提及，刘对蔡兴宗“罪不相及”的建策格外看重，他反复强调这一政策。在建康之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刘正确地贯彻此策略；在建康之战的战略进攻阶段，刘再次重申此策略，稳定了军心和民心。刘是一个懂政策、讲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正是这一点，刘得到了同样是杰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高度称赞。
在毛泽东眼里，刘的建康之战，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尽管历史文献对这场战役的细节记载不多，但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坚持认为建康之战是一个奇迹，所以他说“终于全胜，可谓奇矣”。奇就奇在刘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高明的军事策略，在困境中稳定军心、民心，进而发起反攻，最终获得平叛的全胜。
（吴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