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克，即却献子，晋国的独眼执政大夫，亦称驹伯。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出使齐国受辱的却克奉命率步骑兵6万人、战车800辆与齐军战于鞍（今山东济南西北），以救鲁、卫两国。激战中，却克不顾手臂负伤，亲击战鼓，指挥晋军大败齐军。此战，齐国被迫求和，并归还侵占鲁、卫两国的土地。毛泽东以“灭此朝食”来形容齐顷公的狂妄。
【毛泽东评点鞍之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摘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21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鞍之战概要】
鞍之战发生在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具体过程详见《左传·成公二年》。这是春秋中期晋军击败齐军的一场战役。
话说晋景公姬据一心想争夺霸业，成为诸侯国之领袖。晋国的爵位是“侯”，因此，左丘明称他为“晋侯”，但姬据却自称“公”。
某天夜里，此公梦见一只大鹏飞临宫殿，告诉他：凡事宜早行动，否则后悔莫及。于是，晋景公派大夫却克前往国势强大的齐、鲁两国，以通声气。
却克即却献子，晋国执政的大夫，亦称驹伯。却克抵达齐国后，正好遇到在齐国修聘的鲁国、卫国、曹国的使者。有趣的是，这四位使者都是患有残疾或形象丑陋之人：晋国使者却克瞎了一只眼，鲁国使者季孙行父是个秃子，卫国使者孙桓子是个跛子，曹国使者公子首是个驼背。
因为生理上的缺陷，这四国使者不仅没有受到礼遇，反而遭到齐国国君齐顷公、顷公之母以及宫人们的嘲笑：
“瞧！这个人只不过是独眼龙而已。哈哈哈！”
“看那个秃子，头上还有瘌痢呢！”
“你是跛子吗？不会是伪装的吧？”
“驼背，你的背上驼着什么？不会是藏着偷来的钱吧！”
“人们都说你们是世上最好看的外交官，你们说是不是呀？”
“哈哈哈……”
却克等四人进齐宫面见齐国国君，遭此非礼和讥讽，气愤至极，拂袖而去。他们出宫后达成口头协议，决定回去后劝说各自的国君派军讨伐齐国。
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战争前的紧张气氛。齐顷公听说鲁国与晋国准备组成联军进攻齐国，决定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征伐鲁国。
正当齐顷公攻占鲁国的一座城池后，正欲乘胜进军，就听说卫国大夫孙桓子带兵突入齐国边境，连忙回师反击。
卫国是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其疆域约在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齐军的一个回马枪，便把卫国的孙桓子打得大败而逃。
孙桓子率军败退至卫国的新筑，无颜见国君。羞愧之下，他只得到晋国去请救兵。
这时，鲁国的司寇臧宣叔也来到晋国，恳请晋国伸出援助之手。他们二人事先买通了晋国的眇目大夫却克，让却克带着去谒见晋景公。
见到晋景公，孙桓子和臧宣叔泪水夺眶而出，恳求景公出兵相助，说：
“大王，千万别见死不救啊！我们两国社稷的安危存废，全在您的一句话。”
晋景公碍于脸面，答应给他们兵车700乘，士兵25000人。
这时，却克发话了：
“主公，兵车700乘，士兵25000人，这可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啊。那时，有先君文公的远见卓识和英明领导，有先轸等杰出将帅的过人谋略和治军方略。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鄙人连跟先君、先轸他们做仆役都不够资格。所以，请增加兵力，以达到击退齐军的目的。”
“增加多少呢？”晋景公问道。
“兵车增加到800乘，士兵增至60000人。”却克回答。
“好吧。”景公表示同意。
于是，却克率上、中、下三军60000人，战车800乘，奔向鲁、卫两国。齐国军队闻讯，连忙向东撤退。晋军尾追至靡笄山（在今山东济南西南）。
齐顷公见晋军来势汹汹，有必战之信心，说：
“却克不知天高地厚，他难道没有想到，现在的晋国霸业已经中衰，晋军早已不是城濮之战时的晋军了，这分明是来送死！今夜，我将派人前去约战。明天拂晓，就与晋军一战。”
当夜，齐顷公果真派信使到晋军军营，对却克说：
“久闻大名，实在敬佩。您用晋国国君的军队来侵蚀敝地，这是对我国君的冒犯。我国君的军队虽然不够雄厚，但想与贵军在明日开战，决一胜负。”
却克发出冷笑，说：
“我们晋国和鲁国、卫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们派人告诉我们，说贵国迟早要进攻他们，以解除心中的怨气。我们晋国国君不忍心看见自己的兄弟被人欺负，便派了众多的臣子来请命于贵国。现在，为了不让这么多的士兵久留在贵国的土地上，我们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因此，对于贵国的约战，我们乐意奉陪。请你回去转告顷公，晋国的却克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我倒很想在战场上与他一见高低呢！”齐国信使闻言，连夜策马回到齐营，将却克的话禀告齐顷公。
齐顷公听说晋国应战，高兴地说：
“晋国大夫却克的慷慨应战，正是我所希望的啊！即使却克不应战，我也是要与晋军打一仗的。”
于是，双方互下战书，在鞍（今山东济南西北）摆开了作战的阵势。
为了杀一下敌军的威风，齐军大将高固挥舞大刀，率轻骑纵马冲入晋军阵地。
这时，正好有一名晋军将领乘着战车从军营中出来。高固大喝一声，向他掷去一块大石头，打中对方的脑袋。这名晋军将领应声倒在车上，血流如注。高固生擒了这名晋军将领，迅速折回。
快到军营时，高固砍掉一根桑树，拴在战车后面，然后围着齐军营垒跑了一圈。边跑边叫：
“不怕死的弟兄们，快来买我剩下的勇气吧！”
高固的行为使齐军将士无比振奋，人人摩拳擦掌，准备与晋军血战到底。齐顷公得知此事，捋着胡须说：
“我有这样的猛士，安得不胜！”
翌日，天刚破晓，微风习习。大战开始前的战场一片寂静。
很快，双方的主帅登场了。齐顷公乘坐的车子由邴夏驾着，逢丑父在车子的右边护驾。晋国方面，却克乘坐的车子由解张驾着，郑丘缓在车子的右边护驾。
齐顷公求胜心切，对左右护卫说：
“我暂且不吃早饭。等我前去消灭了晋军，再吃不迟。”
说罢，齐顷公自恃齐军勇猛，不等战马披上护甲，就领兵杀向晋军。只听见杀声四起，战场上烟尘弥漫。眨眼间，血流成河。战马的嘶鸣，进攻者高亢入云的喊叫，受伤士兵的呻吟，战车猛烈撞击的巨响，……所有这些声音，全都汇在一起，让人毛骨悚然。
激战之中，晋军统帅却克的手臂被箭射伤，驾车的解张也中了好几只利箭。却克的血从伤口涌出，溅到鞋上。但他仍然没有停止指挥作战，前进的战鼓敲得咚咚响。却克用受伤的右手击打战鼓，鼓槌和鼓面均被鲜血染红。
后来，却克实在是有些受不了了，他对身边的人说：
“我快支撑不住了，我伤疼难忍。我想……”
驾车的解张打断却克，说：
“从战役打响的那一刻开始，敌人的箭就射穿了我的左手和胳膊。我用右手把箭折断，又继续为你驾驶战车。血把战车的左轮染成了黑红色，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哼，难道我不痛吗？你身为晋军统帅，请忍耐一下吧！军队的灵魂，在于我们中军的战旗和战鼓，它决定进退，它是士气的象征。这个战车，需要有一位统帅镇守，片刻也不能离开，负责指挥三军作战。只有这样，才能打赢这场战役，你怎么能够以自己的伤痛为理由，来败坏国君的大事呢？你身披甲胄，手执兵器，本来就是预备着牺牲在沙场的。现在，你的箭伤还不至于死亡，怎么能够临阵脱逃呢？身为主帅，你要全力以赴，恪尽职守，胜利打完这场战役。恕我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如果冒犯了你，我愿引颈受刀斧之刑。”
却克面红耳赤，左手紧握马的缰绳，右手用力击打战鼓，拉车的战马快飞了起来。晋军见主帅冲锋在前，也跟着猛冲。晋军士气大振，把齐军打得溃不成军。
齐顷公迅速逃离战场，晋军乘胜追击，进逼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东北）。
晋军兵临城下，齐国被迫求和，并归还鲁、卫两国的土地。
【作者点评】
毛泽东引用的“灭此朝食”之语，出自齐顷公之口。原文如下：
师阵于鞍。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却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后朝食！”不介马而驰之。……
毛泽东不愧是卓越的战略家，一方面他表扬齐顷公“灭此朝食”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齐顷公“灭此朝食”的作战计划。齐顷公人不吃饭，马不披甲，力求速战速决，企图灭此朝食，显然是犯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结果被晋国军队打得大败。
大敌当前，打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这是毛泽东极其重要的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毛泽东通过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化了打持久战的思想。并且，毛泽东以鞍之战作为历史战例，说明军事冒险主义将导致失败的下场。
1936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全面展开。因此，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军事原则，更重要的是为了以国内革命战争的军事原则来指导中日之间的民族战争。所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毛泽东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例，提醒那些军事冒险主义者：打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算刚破题、作了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情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
人们容易在持久战问题上对毛泽东产生误解，认为毛泽东只讲持久战，不讲速决战。这是一种偏见。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深谙革命的辩证法。毛泽东在战略上强调持久战，在战术上强调速决战，这一特点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时务必注意到的地方。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反复强调：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等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
原因何在呢？毛泽东列举了如下原因：
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
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
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
鞍之战中的那个齐顷公，就有毛泽东批评的不正当的急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事实证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苏区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用了半个月，打破第四次“围剿”也只用了三个星期。这是速决战。打破第三次“围剿”时，用了三个月。打破第五次“围剿”时，熬了整整一年。这是持久战。
但是，第五次“围剿”没有被打破而红军被迫突围时，红军中一部分人表现出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急躁情绪。按照毛泽东的想法，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军事指挥员“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语）。众所周知，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军被迫长征。
毛泽东希望在抗日战争到来之际，党的军事指挥员们能够吸取经验教训，懂得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不要再犯军事上的急躁病，要树立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就是鞍之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重大启迪，足以引起后世人重视。
（严向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