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贺子珍又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时。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坎上，深情地注视着他。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了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尖上，极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己的上衣纽扣，就在这一瞬间，双方都意识到了。毕竟毛泽东成熟老练，急忙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坦率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停了一会儿，他又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他34岁，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湖南老家。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他们谈了很久，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自从那次地主保安队袭击后，他们又在塘边村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两人终于结合在一起。
不久，毛泽东要带一个营的兵力去接应到湖南征战的大部队。临行前，他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
很快，毛泽东迎还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他惦记贺子珍，第二天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来。谁知这封信派人送到永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永新多工作些时候，就把信扣下了，见到贺子珍，也只字没提信的事。
贺子珍早已听到毛泽东和大部队胜利归来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很想早日回井冈山看看他们。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泽东的信，她感到奇怪，又不好意思问，更不能擅自行动，只得耐心等待。再说毛泽东把信发出一个多星期，却不见人来，而且连回信也没有，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出了事了？他连忙给刘珍写了封信，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刘珍一看，再也拖不下去了，只得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贺子珍，并说明事情经过。
不久，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小别重逢，加上得胜归来，毛泽东虽然鞍马劳顿，有些憔悴，却满面笑容。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做了些什么工作，贺子珍把主要的事一一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了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书，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工作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同毛泽东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楼前有条小河，对面则是一片枫林，毛泽东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影响，不便这样做。
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轻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我先走一步，在前面等你。”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没走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贺子珍参加革命后，习惯了枪林弹雨。但现在却成天待在屋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别扭甚至生气。长征到达陕北后，她之所以那么坚决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学习提高，独立地担负起更多的工作来摆脱这种生活。这当然是以后的事情，但这种思想从她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时起就存在了。而毛泽东则耐心地劝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他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心动了。尽管仍带着一些情绪，但她还是默默地“上任”了。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生活时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当时，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非常不容易。贺子珍担任秘书工作后，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泽东阅读，她煞费苦心。毛泽东看报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别人都传阅了，再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有时，毛泽东特别忙或有事外出而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红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纸张在井冈山是稀罕的东西，剪过资料的旧报纸，还有很多用场。贺子珍把没有字的报纸边裁下，作为写字用纸，其它作为抽烟的卷烟纸。井冈山上许多人包括毛泽东，抽烟都是用旧报纸卷的。除了搜集、整理报纸，贺子珍经常还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抄写者。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在案头写东西到深夜以至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他，或抄写、或看书、或与毛泽东讨论。贺子珍生长在井冈山地区，对这一带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她经常还是毛泽东作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或核实他了解的情况。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有些弄不太准确的，就记下来，以后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井冈山的生活非常艰苦，贺子珍和毛泽东同所有战士一样，分一点伙食尾子，吃一样的饭。毛泽东酷爱吃辣椒，贺子珍有时为他从老乡那里买到一点，就是奢侈品了。另外，贺子珍还把警卫员和勤务员召来，要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改善毛泽东的生活。随后又身体力行，不是摸田螺，就是捉鱼虾，使毛泽东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尝点荤腥。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底，毛泽东一直率红军部队转战赣南、闽西和广东，他对贺子珍说：“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贺子珍高兴极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进了福建上杭师范学校。一年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回到总前委，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及古柏的夫人曾碧漪身边爆炸，两人当时都失去了知觉。等她们苏醒过来赶上队伍已是第二天黎明了。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带回来了。”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你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呀。”
Δ舍己救人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了长征的征途。贺子珍当时已经怀孕，编在总卫生部休养连里，随大队人马出发。她是中央批准随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
第一天就是夜行军，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才宿营。途中遇到一场大雨，全身都湿透了。休养连领导照顾她，拨给她一匹马，但贺子珍没有骑，而是让给了身体不好的同志。连续一个多月，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队伍一直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贺子珍都坚持和大家一样徒步行军。
当时，连里的女同志都担任工作，叫政治战士。每人要管三四副担架，教育、帮助抬担架的民工。领导照顾她，没让她担任工作，可贺子珍总是主动找工作做。一路上，她同民工走在一起，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宿营后，她又和同志们一起给民工端菜端饭，打热水烫脚。民工休息后，她还和大家轮流值班，看护民工和伤员。民工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民工的贴心人”，“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
长征路上，贺子珍分娩了。孩子刚生下，她来不及看上一眼，就送给了当地的老乡，她知道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个人的感情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谁知母女从此再没有见过面。连续的行军，经常的断炊，使产后缺乏调理的她更加虚弱。她脸色苍白，身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大风一吹都可以把她吹倒。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毛泽东身系全军的安危，任务更加繁重。当时，贺子珍已经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做她能做的一切工作。队伍一宿营，她常常抽空来到毛泽东的驻处，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每次队伍停下来，为毛泽东准备办公的地方，都很费周折，住房十分简陋，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把两个铁皮文件箱摞起来，铺上条红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贺子珍帮助毛泽东抄写东西，再要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她经常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用膝盖当桌子来工作。
一天下午，日影已经西斜。休养连来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打算在这里宿营。人们已经卸下头上的伪装，突然传来敌机的嗡嗡声。连里的司号员立即吹响了号角，通知大家隐蔽。贺子珍连忙不顾自己的安危组织同志们隐蔽。这时，一架敌机俯冲下来。一面用机关枪扫射，一面扔炸弹。强烈的气浪直接从贺子珍的头上、胸前冲过。正在她身边的一个警卫员赶快把她拉回路旁的沟里。
当炸弹的硝烟消散一点后，贺子珍看到前面不远的路上有一副担架，一个担架员被炸死了，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爬起来。她不顾一切地跳出小沟，向伤员冲去。不料她正要扶起伤员帮助他隐蔽时，又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她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爆炸声，突然，她感到浑身一阵剧痛，便失去了知觉。同志们把她和伤员救了下来，伤员安然无恙，而贺子珍的头、身上伤痕累累，浑身是血。有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裂开一个长长的大口子，血不断地流出来，染红了军服，还不住地滴到地上。就这样，为了掩护这位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师政委，贺子珍头部、背部14处受伤。
长征路上没有条件动手术，嵌入她头骨里和肌肉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医生只能把比较表面的弹片夹出，洗净伤口，敷上白药，包扎起来。可是伤口仍然不断流血。过了一会儿，连鼻子、嘴里也都淌出鲜血。呼吸越来越微弱，脉搏也摸不到了。连里的领导反复商量，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一家老乡，把贺子珍留在那里养伤。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了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和连里的处理意见。
当时，正是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刻都不敢离开指挥岗位，无法分身去看她。他马上回电话：“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派傅连璋医生到休养连，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他又把自己的担架调来，帮助抬贺子珍。
贺子珍负伤的第三天，毛泽东终于抽出时间，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仔细察看贺子珍的伤势。他看到，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毛泽东紧紧地拉着妻子的手，万语千言似要从手上传递过去。
贺子珍诚挚地说：“我不能工作，还要让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在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她以深沉的眼光看着丈夫，也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毛泽东替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休息吧！”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Δ生活的波折
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中国的政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贺子珍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她不愿意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毛泽东身边只做点秘书工作。她有自己的考虑。她同毛泽东结婚多年，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和照顾他的生活上了。如今，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独立担当起更重的担子，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自然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做更多的工作。组织上了解她的心情，在她随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把她分配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任务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