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何香凝和廖仲恺等人也自然在国民党一大后成为这些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他们贯彻孙中山的指示，坚持以俄为师，千方百计搞好与苏俄驻广州顾问诸同志的关系，相互间相处得十分友好，特别是与苏联顾问们的家属更是亲密无间。何香凝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的夫人交情尤好，并请她介绍苏联妇女运动的经验，帮助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于共产党人，何香凝与廖仲恺等人也坚持合作的立场和态度，她与廖仲恺等人有个共同认识，那就是“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因此，何香凝在8月正式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后，全力支持共产党人担任党、政、军各机关的重要工作，充分信任共产党员，聘任共产党员高恬波任妇女部干事，后来，又请中共两广区委妇女部部长蔡畅兼任中央妇女讲习所教务主任等职，邀请女共产党员邓颖超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长。同时，何香凝也对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妇女团体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于扶助农工的政策，何香凝也与廖仲恺等人一起身体力行。她十分理解和支持丈夫注重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努力，并多次陪他出席工人会议，视察工厂和农村中农民运动开展的状况。他们平凡、通俗而诚恳的言谈举止，深深赢得了工人大众的尊重和爱戴。
黄埔军校的筹建却困难重重，如干部、资金奇缺，尤其是经费十分困难，廖仲恺“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送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等都是如此辛苦筹来的。对于廖仲恺的辛苦与难处，何香凝非常理解，尽力分担忧愁。有时，廖仲恺“若所领之款不是整数时，则回家向香凝或亲友设法……务凑足预算，以资开销”。在没有现金又必须应急时，何香凝甚至拿东西去典当，筹款给廖仲恺。因此，黄埔军校的师生对何香凝很尊敬，都叫她“廖师母”。
Δ病榻前受托
正是由于何香凝信奉和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在1924年8月商团事件中坚决地站在了革命派一边。商团叛乱时，何香凝带领妇女部的救护队亲冒弹雨，参加战斗，救出受伤人员30余名，分别送各医院治疗，后来又敛收尸体23具，并负责战地裹伤施医，直接效力于革命。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成为北京的最高首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为应付时局，他几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孙中山为和平统一全国，实现中国独立与自由，决定犯难北上。
此时孙中山体力日衰，并时常感到肝胃隐痛，1925年1月，他被北京医院确诊为患有晚期肝癌，虽入协和医院动手术，但因是晚期无法割治。孙中山病重，使国民党领导人十分焦急，特别是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考虑到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因素，急于入京侍病，但因广东方面党务、政务和军务均集于他一身，不好脱身。2月9日，何香凝即分担忧虑，兼程北上，抵京护理孙中山，并于当日在协和医院看望了孙中山，会见了宋庆龄。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走进病房探视孙中山先生，突然发现他的瞳孔正在散光。她赶紧出来，建议汪精卫拿遗嘱去签字，但陈璧君听后很不高兴，“还说签字，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签遗嘱，将来别人不是更骂汪先生吗？”无奈，何香凝又向宋子文、宋蔼龄说明情况，他们急忙入内细看，觉得该签遗嘱了。为不让宋庆龄再度哭泣，使孙中山不忍签字，何香凝、宋子文把情况如实地对宋庆龄作了说明。理智的宋庆龄知道遗嘱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便与她一同来到孙中山病榻前，强忍悲痛，亲自把着孙中山的手腕签字“孙文”。首先签的是国事遗嘱，即：“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笔记者汪精卫，证明者何香凝、宋子文、孙科、戴恩赛、戴季陶等。其次是家事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笔记者汪精卫、何香凝，证明者宋子文、孙科、邹鲁、邵元冲、戴季陶等人。最后签字的是致苏联遗书。
下午，孙中山已处弥留之际，说话能力渐渐减退。他勉力支持着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病榻嘱咐他们善待孙夫人后，又把何香凝叫到病榻前，但又半天说不出话来，何香凝双眼噙泪，慢慢地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以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我有一份力量，必定尽力宣传。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实行三大政策，抵抗帝国主义，以及爱护孙夫人，海枯石烂不会忘记。我愿为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三大政策奋斗到底。”孙中山听到何香凝这些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久久才把手放开。按往常习惯，孙中山是用“巴桑的”“御婆样”称呼何香凝的，但此时他郑重地称她为“廖仲恺夫人”，又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表明他郑重地把宋庆龄托付给廖仲恺、何香凝，希望他们团结一致继续自己的主张，这是他对廖、何夫妇的极端信任。
Δ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25年5月，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香港，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23日，罢工工人与广州市工人、农民及各界妇女十多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何香凝和女儿廖梦醒也在游行行列中。当游行队伍走到沙面时，遭到英、法等帝国主义者的枪击炮轰，死伤数百名。沙基惨案发生后，何香凝率领兴华医院和贫民医院的医生与护士，亲临现场救护伤员，此时，租界那边不时施放冷枪，大家要她暂避一下，她全然不顾，在雨中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亲自动手抬运伤员。
1925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将建国军和党军改为国民革命军。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其内部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却日趋激烈，国民党左派核心廖仲恺时任国民党政府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党军、各军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和省财政厅长等重要职务，控制着国民政府的实权，他忠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坚决支持工农运动，推行各种革命措施，与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主张与行动使以胡汉民、邓泽如、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强烈不满，也受到因利益遭到损害的军阀政客的反对，他们竭力夺取党权和政权，主张清党，拆散国共合作，并把廖仲恺视为最大障碍，经过一段密谋商议后，决定对廖仲恺下毒手。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身亡。
8月25日出殡时，广州市党政军官员及各界群众20多万人纷纷前来送葬，行列之大、空前未有。在送葬行列的前头，是抗议国民党右派暗杀行径的巨幅白布横幅，上面写着“精神不死”四个大字，由两个高大魁梧的男青年扛着。到沙河墓地后，何香凝刚刚下车，早就在墓地等候着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急忙前来搀扶，陪何香凝走上坎坷不平的墓园小道，给处在悲伤中的何香凝极大安慰。
葬礼结束后，何香凝要回“精神不死”的白布横幅，将它挂在家门口，既表示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和示威，也表示自己继承丈夫遗志的态度和决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着誓言。
何香凝一如既往地贯彻“联俄”政策，在公共场合一再说明孙中山、廖仲恺主张“联俄”改革的重要性，热情支持和赞助革命运动。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借口，提出“党务整理提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违背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何香凝严正斥责蒋介石，要他反对接受这个反共、反俄、不利工农的提案，由于宋庆龄在上海，左派人数少，右派人数多，提案被通过。对国民党这种做法，何香凝怒火万丈，她和彭泽民、柳亚子等提出强烈抗议。何香凝含泪痛斥这个提案是违反孙中山先生真意的。说到愤慨处，她拍案顿足，十分激动。气得说不出话的柳亚子则不停地点头，鼓掌助阵。彭泽民也被气得手足发抖，说不出话来，跑到孙中山遗像下悲愤号泣，表示愤慨之情。何香凝的激动、柳亚子的拍手、彭泽民的号泣，后来长期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笑柄，但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忠于孙中山革命主张、与国民党右派苦斗的决心。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誓师大会上，何香凝发表演讲，她说：“今日蒋先生带兵北伐，希望蒋先生能坚持孙中山先生临终改组国民党，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的主张，要这样，我们在今晚北伐誓师，才有意义，才可以对得起孙先生。”何香凝和中央妇女部大力支持北伐，她们组织了救护队随军出发。但是，就在何香凝准备按照丈夫的遗志致力于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时，却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不幸消息。何香凝在1927年4月12日深夜得知消息，悲痛万分，再也无法入眠。第二天，她就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党部发表《蒋介石是反革命派》的演说，怒责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和廖仲恺的主张，摧残工农，摧残革命的罪行，号召国民党人和革命群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等反革命派。她还积极参加了武汉反对蒋介石的活动。
为了表示立场和决心，何香凝于1927年4月19日致电广东省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广州政治分会，提出辞去政治分会及省政府委员职务，抗议李济深等人在广东屠杀革命者和工农群众。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召开了秘密的分共会议，追随蒋介石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何香凝和宋庆龄等人都坚决反对分共。何香凝把武汉政府当局臭骂一顿后，带着一个随身卫士离开武汉赴庐山。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革命的北伐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当时，何香凝不在南昌，但她支持这次起义，被推选为起义后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尽管时局艰难，但她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为反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何香凝在广州参加了粤方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活动，支持汪精卫、李济深在广州组建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的决议，并建议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国民党四分五裂的状况，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1927年11月，从日本回国的蒋介石重新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并决定12月1日与宋美龄举行婚礼，邀请何香凝等做证婚人，何香凝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向蒋提出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要求，但蒋介石仍不肯放弃屠杀共产党及革命人民的政策。何香凝遂拒绝做证婚人，也没参加他们的婚礼。
为表明自己的心迹，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变政策，何香凝参加了1928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8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她在会上发表演说，公开责骂反动当局，表示自己继续革命的决心。1929年6月，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西山碧云寺被奉移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何香凝专程从上海赴南京参加国葬典礼。典礼后，宋庆龄拒绝蒋介石的高官安排，再度出国，何香凝也萌发出国游历之想。适值为纪念廖仲恺而开办的工农学校需要筹款，用以建设校舍和购置图书仪器设备，借此理由，何香凝于1929年秋出国卖画。她携带自己的作品，先经香港赴南洋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卖画筹款。后到英、法、德国等地。
Δ“君流血，我流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何香凝闻讯后，立即收拾行李，准备回国。1931年10月23日，随着麦新格特将军号轮船一声长笛，何香凝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并于11月下旬抵达上海。归国途中，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何香凝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一到上海，何香凝不顾旅途劳累，立即驱车赴莫利哀路宋庆龄宅，与她交谈对时局的看法。11月29日、12月1日，何香凝连续向《民国日报》和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张。她认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必须唤醒全国民众，共同担负起救亡责任。她明确表示，自己“将以一国民资格，办对日之伤兵救护等事宜，”强调“凡有利国家人民及余个人力量所能办到，即牺牲任何一切亦所愿也”。出于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失望和愤懑，何香凝公开拒绝国民党中央对她的拉拢，明确声明“对国内政治，不拟参加”。
为了对抗日救亡尽一份责任，经过认真筹备，1931年12月27日，由何香凝亲自主持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正式开幕。
到下午6时，展卖活动结束，所展出的200多幅书画作品全部“竞购”一空。共得款项两万余元，全部用于抗日。
1931年1月28日夜，何香凝被远处传来的阵阵枪炮声惊醒，当她得知这是第十九路军抗敌御辱，守土作战时，心里十分欣慰和高兴。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她多么希望中国军人能担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英勇地抗击日寇的进犯。为此，她曾勉励国外的黄埔军校学生，督促他们早日回国，尽军人之天职。她也曾向蒋介石、张治中等寄赠过女人衣服，并附上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民族义愤的诗句激励他们：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月29日，天气寒冷，雨雪纷飞。下午2时，何香凝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寓所简朴的客厅里，主持召开了一个慰问、援助十九路军抗日将士的会议。妇女界一些著名人士、有关医生、护士、慈善团体的负责人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应邀参加。会议决定：组织上海妇女前线慰劳队、救护队，将救济国难书画展所募集到的款项拿出一部分用于采卖慰劳品和救护用品。
会后，何香凝又以个人的名义打电报给海外华侨，请求他们慷慨解囊援助英勇作战的十九路军将士。同时，她还以各种形式呼吁上海市民对保卫祖国的抗日将士给予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