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4月，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4年9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56年9月，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9月，她参加了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蔡畅再次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1960年3月29日—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蔡畅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于4月6日、4月10日两次担任执行主席；1961年1月14—18日，她参加了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中共中央于1965年9月18日—10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期规划，还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10月5日，蔡畅在会上就培养提拔女干部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她指出，目前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女干部所占比例很少，基层比上层更少，女干部的分布情况也不尽合理，在上层机关的多，基层少，农村更少。她建议：第一，必须培养提拔一定数量的优秀女干部，参加各级党政的领导工作；第二，对培养提拔起来的女干部，一定要放手让她们参加实际工作，让她们在实际斗争中成长；第三，党委对女干部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让她们挑重担，练本领，并解决女干部的实际问题。1966年8月20日，蔡畅请毛主席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了刊名，她兴高采烈地和全国妇联的报喜队伍在中南海西门广场上扭秧歌，表示庆贺。
“文化大革命”时期，蔡畅遭到“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20日—1970年8月，林彪搞所谓“战备疏散”，蔡畅和李富春被指定疏散到广东从化，与外界隔绝，过着软禁生活。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为林彪抢班夺权、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野心及大肆搞阴谋的活动。蔡畅出席了会议。会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蔡畅和李富春回到北京。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蔡畅出席会议，任主席团成员，被选为十届中央委员。8月30日，她出席了党的十届一中全会。
1975年1月9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逝世。此前几天，蔡畅因感冒未敢去医院探望，8日，打电话问候，得知情况尚好，颇为欣慰。不料9日凌晨1点，突然接到富春逝世的噩耗，她马上赶到医院，抚摸着丈夫的遗体，泣不成声地说：“富春，我来晚了。”因未能在丈夫弥留之际和他告别而遗恨万分。
1975年1月13—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蔡畅是主席团常务主席之一，对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感到欣慰和振奋。她为丈夫未能参加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盛会深感遗憾。会上，蔡畅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月15日，蔡畅去北京饭店理发，在理发室意外地遇见了周总理。他们互相问候，蔡畅诚挚地对周总理说：“我们相识50多年了，是老战友了，让我亲亲你好吧？”周总理高兴地说：“大姐，我们是老战友了，我也想亲亲你。”于是，两人亲热地在脸上互相亲了亲。谁知这竟然是蔡畅和总理最后的一次会晤。
1976年10月24日，蔡畅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的群众大会。1978年2月26日—3月5日，蔡畅出席在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主席团常务主席。会上，她继续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9月，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蔡畅主持开幕式。会议期间，蔡畅看望了新疆、湖南等地代表。会上，蔡畅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蔡畅响应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多次向党中央写报告，请求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以便更好地培养接班人。1978年，她不再担任全国妇联主席。1980年9月，她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2年8月6日，蔡畅主动向党中央提出，不再参加十二大和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七中全会给蔡畅寄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她光辉的革命业绩：“您从1919年就投身革命，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您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特别致力于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事业，坚持妇女运动的正确方向。全国解放以前，您为了发动和组织妇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我国人民特别是妇女从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出生入死，奋不顾身。您带领妇女群众建设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以后，您长期担任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主要领导职务，为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为维护妇女儿童的切身利益，付出了全部的心力。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将永远铭记您的历史功绩。”
蔡畅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她用自己的行动，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推进新老干部的交替，做出了“最后一次贡献”。
1990年5月14日，蔡畅90寿辰，中央领导李鹏、李瑞环、杨白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向蔡大姐祝寿，蔡畅频频向大家致谢。邓小平委托夫人卓琳和女儿也来祝寿，聂荣臻、帅孟奇委托秘书打电话来问候。
1990年9月11日凌晨6点22分，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溘然长逝，终年90岁。蔡畅生前曾留下“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言。蔡畅家中灵堂挂的一副挽联，正是对她光荣一生的概括和写照：
为中华崛起妇女解放赴汤蹈火功高德重与世同龄
当人民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风亮节万世敬仰
2.作者点评
1989年5月7日，聂荣臻在为《蔡畅传》写的序言中评价说：“蔡畅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而且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尊敬她，爱戴她，并亲切地称她为‘蔡大姐’。”
首先，蔡畅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早在1919年，她就投身革命。为寻求改造旧中国的“良方”，她和母亲、向警予随三哥蔡和森一起，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直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顽强地斗争。无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中，或者是在千难万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她都坚贞不渝。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我们国家面临什么困难，出现多大的风浪，她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其次，蔡畅具有坚强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她从入党那天起，就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决议。她在领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数十年间，始终遵循党指引的正确方向，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为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全部心力。几十年来，虽然她一直身居高级领导岗位，却始终严格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自觉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特别是为广大妇女服务。
第三，蔡畅一贯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大革命时期，她深入女工、农妇、女学生之中，提高她们的觉悟，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问题；在广东、江西、湖北广泛建立和发展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各阶层妇女参加的妇女协会，使广大妇女投入国民革命，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蔡畅转入地下斗争，她在特务如麻的敌人巢穴中，深入工厂，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对敌人开展合法斗争。在苏区，她深入基层，发动妇女冲破习惯势力，顶替上前方作战的男子，参加农业生产，增产粮食，支援革命战争，改善苏区人民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延安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运动新方针，纠正了王明的错误在妇女工作上造成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她在东北深入农村，推动了土改健康发展；在城市提出了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妇女运动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蔡畅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并配合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妇女的婚姻、家庭、劳动保护、同工同酬、文化教育、儿童福利、健康等实际问题，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妇联成为广大妇女的娘家，使妇女干部成为广大妇女群众的贴心人。
第四，蔡畅为政清廉，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几十年来，她从不乱用国家资财。她领导的妇女联合会，一向克勤克俭，宁可承担穷妇联的名声，也不拿国家的钱去摆排场。她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在外事活动中接受的礼品，一律登记交公，从不据为己有；她对子女亲属在经济上要求非常严格，而在李富春逝世后，她却把夫妇俩多年积攒的10万元人民币全部交了党费。
第五，她知人善任，非常关心妇女干部的培养和成长。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她都十分重视从当地妇女积极分子当中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放手使用。她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任人唯贤”原则，不分亲疏。对妇女干部，她总是满腔热情关心爱护，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鼓励她们自强自立，打消自卑感，克服依赖性，努力学习，加强锻炼，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她还利用各种机会，呼吁各方面重视培养妇女干部，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大革命时期，她担任何香凝任所长的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她邀请当时中央领导人邓仲夏、恽代英、阮啸仙、肖楚女等来讲课，她自己讲授政治常识和社会发展史。后来，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革命圣地延安，在东北解放区，她都用各种办法，培养提高妇女干部，力求把德才兼备的妇女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党中央、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提出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各种建议。她还组织妇联干部下去调查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向中央反映，大大加强了党委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从基层到省、市、中央，妇女干部数量逐步增长，素质大大提高。经她培养的妇女干部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坚强的领导骨干，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六，蔡畅以金子般的爱心关怀爱护祖国的儿童，精心地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认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对儿童有一种特殊的慈爱情感。战争年代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她采取因陋就简的办法，组织带孩子组、托儿所、保育院，尽可能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建国以后，她更是把发展儿童福利事业当做全国妇联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她积极促进妇婴保健事业的发展，减少婴幼儿死亡率；她要求各级妇联组织配备最得力的干部去抓儿童福利工作，为新中国儿童开创幸福的生活。她对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子女，更是关心备至，用自己深沉的爱哺育着这些烈士子女的童心，使他们从“蔡妈妈”那里得到伟大的母爱，受到家长般亲切的教诲，从小就树立起继承父辈遗志、接好革命班的雄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邓颖超也在《悼念蔡畅同志，学习蔡畅同志》（见1990年9月13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公正地评价说：她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著名活动家”。因此，当“四人帮”诬陷和迫害她时，毛泽东怎么也不相信“四人帮”的只言片语，并出面保护了她，因蔡畅在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兢兢业业的务实工作作风，毛泽东慧眼识人，称她是“老实人”。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