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04—1986年），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丁玲、彬芷、丛喧、晓菡等。1904年，她出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少年时就读于长沙周南女中，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后，丁玲相继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田家冲》等小说。并于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丁玲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后，先后写出了《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学作品，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她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Δ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Δ致丁玲、欧阳山（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1.丁玲小传
Δ从阴影中走出来
1904年10月12日，丁玲生于湖南常德外婆家，不久，被父亲接回原籍临澧县黑胡子冲。家庭往昔的一切，对于她都仿佛是一曲陌生而遥远的古谣。她出生的时候，蒋家威严的深红色院门油漆已经剥落；200多间房子好多都空着，瓦楞上摇晃着枯草，一到夜间，阴森森的，屋角或房梁上有老鼠奔跑，吱吱地叫。祖上的辉煌只能在记忆里回味。
其父蒋保黔，字浴岚，十多岁就考中秀才，曾东渡日本，接受新学。然而，封建家庭赋予了他的纨绔子弟的劣根性，还有吸食鸦片的致命恶习，注定了他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他留学归来，仍然无所事事。30多岁便辗转于病榻，不久病逝。
1909年春，丁玲随母亲回到常德母家。母亲余曼贞，生于常德一书香人家，出嫁后改姓蒋，名胜眉，字慕唐。1921年，17岁的丁玲又随母亲回过一次蒋家，那是她即将到上海求学之前。按照蒋家族规，有子弟出省读书，可从祠堂公田拨谷二担补助学费。那年母亲已经在小学校任教，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哪知族长却以“公田的谷子只补给男孩，女孩子不给”为由，拒绝补助。从此，她们中断了与蒋家的最后一丝联系，再也没有回到黑胡子冲。外出流荡数年，她最讨厌别人询问故乡何处，她常常没好气地回答：我没故乡。到处都是我故乡；她也讨厌别人问她姓什么。姓什么？我没姓，我废姓了！到上海，入平民女校，她就和几位好友宣布废除姓氏，相互间只呼名字。那时她们认为，姓氏是封建和父权的象征。但后来终于不能不有个姓，于是，她找了个笔划最简单的字：丁。她讨厌姓蒋。她和朋友各自在字典上随意指了个字，她指的是“玲”。从那时起她叫丁玲。
母亲是常德女子学堂的第一期学生，女子学堂开办于1910年。6岁的她也随母亲上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她听到常德城里响起武昌起义的枪声。丁玲的舅舅是新学堂的创办者之一。但她怕舅舅，怕回到舅舅家。舅舅的脸永远威严慑人，她从表兄妹的骄奢映照出自己的不幸；从舅妈漂亮、带着笑意的脸上体会到只有寄居者才体会得出的冷淡。
1912年，母亲由常德转到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就读于该校小学二年级。丁玲则寄居在母亲就读的学校，为经济所迫，1914年，母亲中辍学业，到桃源县立女子小学教书。丁玲也到处漂泊，有时寄宿在学校，有时随母亲在一起。学校大都是由荒废的庙宇改建的，学生放学后极其寂静。那时，弟弟也上小学了，母亲为他取名“宗大”。母亲希望子女们以后能够伟大。但那时她实在无力照顾孩子，连最溺爱的宗大也不得不寄居在小学。1918年，宗大患了肺炎，无人照顾，误了治疗，活泼泼的小生命就这样夭折了。母亲痛不欲生，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不言不语。
母亲本来就是位刚强的女性。丈夫死后，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胜眉”，字“慕唐”，胜眉自然是胜过须眉男子的意思，慕唐即是表示对唐武则天的钦敬。丁玲记得，母亲最喜欢讲起的女性是罗兰夫人和秋瑾。母亲含辛茹苦，但她把痛苦的体验、人生的忧郁和感伤都深藏心底。她很少让女儿看见自己流泪，也不希望女儿沉湎于自我情绪的天地。丁玲感觉得出，母亲把乐观、坚韧、百折不挠的因子注入自己的精神，在自己体内凝聚起一种力量。这力量鼓励她走向广阔的世界，去拼搏，去奋斗。
在母亲的帮助下，1918年夏，丁玲考入了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在学校里，她的各门课程优秀，又有绘画特长。她的绘画习作常常被放进玻璃柜里展出。学校召开运动会，她又站在队前喊口令。在教师赞赏和同学钦羡的目光中，丁玲体会到愉快的感觉。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它沿着长长沅水波及到偏僻的湘西，搅动了风景幽静的桃花源。女校学生自发组织游行队伍，从校园到县城，一路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亡国条约！”几位口才雄辩的高年级学生脱颖而出。以后成为早期妇女运动风云人物的王剑虹、王一知登上礼堂的讲台和守旧的教师辩论。丁玲也挤上讲台，和王剑虹她们一起，当场剪短了辫子。澎湃激荡的五四运动唤起了丁玲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她追求真理的思想萌芽。
1919年秋，丁玲从桃源女师回来，舅舅一眼就看到她的辫子剪了，脸立即阴沉下来：“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她的目光沉稳地迎住舅舅眼里喷出的怒火，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温顺的孩子了。望着舅舅油光可鉴的胖脸，她觉得好笑。她反驳说：“你的尾巴不是早就玩掉了吗？你既然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舅妈也以威严的婆母身份教训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那你的耳朵为什么要穿洞？你的脚为什么要裹得像粽子一样？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丁玲最讨厌的就是舅妈，她把多少年的积恨都喷发出来。“放肆！”舅舅脸色铁青，但他到底已经不敢动手。丁玲提起包裹走了，听到身后那夫妇哼哼不已的声音，她心里泛起胜利者的快意。但从那以后，她就绝少登舅舅家的门。
不久，丁玲转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插班入二年级学习。若干年后，丁玲还庆幸遇到了好老师。他叫陈启民，字书农，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
后来，陈启民担任丁玲所在年级的语文课老师。在他的启发下，她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陶冶了她浓厚的文学兴趣。丁玲写了两首小诗，被陈启民拿到《湘江日报》发表，诱发了这位未来作家的文学兴趣。他是当时丁玲尊崇的一尊偶像。1921年夏，为了抗议陈启民被无理解聘，她愤然退学，同年秋，转入长沙岳云中学。一起入学的女生还有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杨开慧、徐特立先生的女儿徐潜等。
第一学期结束，丁玲回常德看望母亲，碰到王剑虹。原来，王剑虹的姐姐是丁玲母亲的学生，她是代表姐姐来看老师的，但从此她与丁玲结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王剑虹刚从上海归来，她向丁玲描述了上海的情形，并邀请她一起去上海。“太好了，虹姐，我跟你走，去上海！”丁玲感到了生活的转机。母亲叫丁玲去问舅舅的意见，因为她不但是舅舅的外甥女，还是舅家未来的儿媳妇。王剑虹鼓励她：“这是封建婚姻，你该大胆冲破束缚。”于是，她提出了废除原定的婚约。舅舅非常生气：“不行！第一，婚事不能变，第二，上海不准去！”她冷冷地笑着说：“皇帝早就推翻了，没有谁的话是金科玉律。”1922年春，丁玲毅然与表哥解除了婚约，和王剑虹来到上海，先后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上海大学学习。
1924年夏，丁玲又来到北京求学，结识了胡也频。从此，他们结成伴侣，相依为命，在人生道路上携手前进。后来，丁玲回忆说：“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自己。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做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应该和也频共度终生，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
Δ崭露头角
不久，他们住在北大红楼附近临北河沿的一家公寓。虽然丁玲非常有文学才能，但她却想当电影演员。于是，她给电影导演、著名戏剧家洪深写信，请求帮助，得到了洪深的支持。她准备去上海，入明星电影公司。1926年4月，丁玲与胡也频来到上海，先入明星电影公司，旋即离开。随后访问了她读上海大学时的老师、南国剧社负责人田汉，受到热情接待，但她已下定决心不进入影剧界。她看到艺术与现实反差太大。她看不惯男女演员间粗鄙的俏皮话、轻佻的目光，或者大腿被扭后发出的细小的叫声。她忍受不了那些毫不尊重的随意观赏的目光。她的电影明星之梦宣告破灭。
在此前后，丁玲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强烈不满，但又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处于极为彷徨、苦闷之中。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才惊醒过来。也试图冲破个人的狭小的生活圈子，南下投身革命，重返上海。但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白色恐怖之下，她已很难找到早先从事革命的朋友。于是，她在1926年夏返回北京，在无路可走的极端的精神苦闷中，开始了小说创作，抒发郁积在她心底的愤懑与不平。
1927年底，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1927年12月10日）上发表，署名丁玲。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拾，她又陆续发表了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暑假中》、《阿毛姑娘》等短篇小说。丁玲的名字像一颗灿烂的明星闪耀在中国文坛上。从1927—1930年参加“左联”之前，丁玲先后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等三个短篇小说集。这个时期，她的作品充满了五四以来新女性要求解放的精神，大胆描写了她们的精神苦闷和由此而来的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但同时也流露出较浓的感伤、低沉情绪。《莎菲女士的日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这是一篇日记体小说，丁玲以第一人称记述了一个深受五四思潮激荡的知识分子少女，对社会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与绝望。丁玲以泼辣、浓烈的笔触，描写了她那种备受压抑的叛逆性格与畸形心态。书中主人翁沙菲的那种大胆冲决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激起了当时青年男女的强烈共鸣。
茅盾称该书显露出了丁玲的艺术才华与初步形成的创作个性。
显然，丁玲一开始创作就显示出积极的创作倾向，这就是反封建，求解放，争自由。随着时代的前进以及她的世界观的逐步革命化，越是到后来，其积极进步的创作倾向就越是鲜明与突出。
1928年春，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他们在法租界善钟路一间房子暂且住下。几天后，丁玲和胡也频到景云里看望《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先生。叶先生当时刚34岁，温文淳厚，使两位青年作家感到长者的温暖。叶先生从心里发出微笑，他在一堆来稿中发现丁玲的名字，还不知作者是男是女。《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了，上海编辑界、出版界的朋友纷纷打听作者情况，作为编者的他只微笑着不置一辞，他所知道的只是从稿件中感受到的倔强而孤独的心灵和非凡的艺术才情。现在，作者来了，一个青年女子。不善辞令的叶先生淳淳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
Δ冲出牢笼
1930年3月2日，中国新文学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筹划下，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反对白色的军事围剿和白色的文化围剿的革命的文武两条战线上，左联是革命文化战线的一面鲜红的战斗旗帜。丁玲和胡也频加入了左联。胡也频还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在这期间，丁玲和胡也频互相体贴，互相关心，夫妻感情日深。丁玲从心底里感激丈夫。几十年后，她还动情地回忆说，“一直到现在，只要我有作品时，我总不能不想起也频。想起他对于我的写作事业的尊重和尽心尽力的爱护与培养，我能把写作坚持下来，在开始的时候，在那样一段艰苦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有也频那种爱惜。”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欧阳立安、胡也频、殷夫、柔石、冯铿等11人不幸被捕；次日，又有何孟雄、李求实等10余人被捕。到1月20日，国民党警特共逮捕32名共产党人。
那天，沈从文来了，呆坐在冰冷的火炉旁。他默默地交给丁玲一封信，这是一张黄色的粗纸，铅笔字迹硬硬地划在上面，有些地方已经把纸划破。丁玲一眼就看出这是丈夫的笔迹。信很简短，言辞隐晦，但丁玲马上就领悟了其中的真实内容。胡也频被捕了，他编好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但他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他要丁玲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丁玲看完，潸然泪下。她四处奔走，寻找解救途径，无果。2月7日午夜，他们被反动派枪杀于上海龙华。
1931年3月30日，左联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首次披露了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遇难的消息。4月25日，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秘密创刊，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柔石等5位烈士和1930年在南京被杀害的左翼戏剧家宗晖。
当胡也频殉难的消息被证实的时候，丁玲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就义当天写给她——这位“年轻的妈妈”的信，泪止不住涌淌，头发蓬乱下来，泪把头发濡得一条一缕。泪眼模糊中，丁玲感到一双亲切谛视她的眼睛，和熟悉的、亲切的、充满乐观激情的声音：年轻的妈妈：你可能想像不到，在这昏暗的牢房里，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窗前不时响起荷枪警戒的狱卒的脚步声。窗内，我在入神地听同志们讲述革命斗争经历，真是闻所未闻！写作的欲望冲动我，曼伽，多寄些稿纸来，我估计我要坐二三年牢，那我至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亲爱的曼伽，那你太困难，太痛苦了，把孩子送到湖南……忍住寂寞，担当这一时的困难，全心创作，靠紧左联的同志们。亲爱的曼伽，我们都还很年轻，我们不能让青春白白度过……
这是那位“年轻的爸爸”的呼唤。是他在生命结束的当天，仍然对生命充满热望，写给她，写给这人世间的最后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