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经国家统计局批复同意挂牌成立，是江西省内唯一拥有“社情民意”调查资格的专业机构。据了解，在各地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中，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属于最早成立的调查机构之一，并在“出身简介”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追求卓越、关注细节、崇尚正直”。
“中心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已由最初的3人增加到现在的16人。”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主任梁步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心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着眼社会，关注民生，广泛收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信息，搭建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新桥梁。”
梁步新介绍，目前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为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制定政策法规、工作计划、组织管理征集百姓意见和建议，反映百姓对其公众形象和施政成效的评价与看法，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对突发事件所持态度进行快速调查；二是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政风行风评议及改进措施分析，测评服务质量和水平，以及工作满意度调查。
自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一成立，梁步新就一直任主任至今，号称“老民调”，“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社情民意调查，这些年来委托的项目越来越多”。截至2010年6月，江西省民调中心共完成各类调查项目50多个，累计完成成功样本超过70万个，收集百姓的意见和建议50余万条。而且，从2005年开始，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已不再接受任何市场调查，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
至于调查内容，已经由最初公众安全感调查，扩展到了省政府考核体系中的民意调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调查，“民生工程”满意度调查，国税地税系统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等等。
直接分管民调中心工作的江西省统计局副局长彭道宾告诉记者，江西民调中心的项目，60%是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委托项目，40%是自选项目，“中心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财务独立核算。在人事方面，所有聘用人员都由中心领导采用社会公开招聘的方法选用，实行公平竞争的用工制度，形成了一支综合素质高、人才结构合理、机制充满活力的调查队伍”。
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吴士辉介绍，目前从整个统计系统来看，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与各省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属于上下级业务指导关系，各省市民调中心人事权在地方统计局，资金来源个别财政差额拨款，多数全额拨款，也有的是自收自支。
揭秘民调中心访问室据了解，与其他省市民意调查机构一样，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手段，完全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电访室线路由中心成立当初的42个席位42条线，扩充到现在的70个席位240条线。”梁步新介绍。
2010年8月3日下午，记者探访了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访问室，亲身体验了访问员的工作。这里正在进行“2010年江西省公众安全感调查”。18点20分，记者一走进访问室，就看到数十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大学生访问员，正在电脑前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工作。旁边的监听席位，6名监听督导员头戴无线耳机正在对电访员访问过程进行实时监听。“利用这个监督平台的软件系统，每一位访问员的调查内容，监听督导员都可以监听到。”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喻林华告诉记者。
经过同意，记者也戴上耳机，任意挑选了一位访问员与受访者的对话进行监听。这个访问员拨通电话后，用普通话问：“您好，我是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访问员……”电脑显示对方电话号码是0791620××××，受访者是南昌的一户居民。
据喻林华介绍，CATI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的简称。在确定要访问某个城市或乡村时，只要把电话号码前3位局域号设置完成，就可以甄别错号、空号，直接为访问员自动随机接通正确的电话号码。
“CATI系统是由电话、计算机、访问员3种资源组成一体的调查访问系统。”喻林华说，“访问员根据计算机依照抽样设计的要求，随机拨号并接通电话找到合适的受访者后，按照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调查问卷将调查内容逐一读出，并将被调查者的回答用计算机如实记录。”
据了解，“CATI调查”是目前国际通用的现代统计调查技术，是一种快速、高效、高科技的社会调查手段。具有调查范围广、访问效率高、过程不扰民、全程监控严、数据真实度高、统计分析准六大优势。
彭道宾分析说，这种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由层层开会布置调查任务变为由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直接访问调查；由大量印发调查问卷变为在计算机上直接显示；由访问员走进千家万户变为由一个个访问电话快捷入户调查；由以往的手工填写问卷变为由现代计算工具迅速输入；由时时处处提防人为干扰变为极难受到干扰；由需要高昂的调查经费变为只需相对最少的调查费用。从而使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时效性明显提高，成本大幅降低，调查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成效源于“双向互动”
据了解，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分为对内与对外两条渠道发布。目前所做的全部项目中，大概70%要对外向社会发布。“对贴近公众生活的选题，经委托方同意，民调中心会向社会公布，比如居民收入、幸福感、关注热点等。”梁步新说，“涉及特别敏感问题的调查，民调中心主要通过内参形式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作为内部决策依据使用。”
据了解，2009年经江西省委宣传部批准，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在全国率先创办《江西民意调查》内参专刊，专刊专送省委、省政府领导。2009年6月，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对《江西民众对实现保增长目标信心的民意调查》做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江西民调中心的民意调查报告“对于省委了解社会动态是十分有用的”。
时任江西省省长的吴新雄对江西民调中心调查报告也做出过重要批示：“省统计局的调查分析工作很有价值，对了解民意，改进工作有重要参考意义，希望进一步围绕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做深入的、反映本质规律和变化的调研分析。”
记者经过调查也发现，民意已介入江西省各级党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比如2006年，江西省财政厅委托江西省民调中心进行了一次江西省未享受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对拟建立的“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制度”的接受程度及参加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财政补助40%，个人负担60%”模式的人群比例最高。
据了解，江西省财政厅得到上述调查结果之后，相信数据、适应民情、顺从民意，改变了原来“财政补助30%，个人负担70%”的设想，采纳了调查的结果，使百姓得到了实惠，使政府得到了民心。
2010年3月，《江西民意调查》反映：“有些干部把‘低保’变为关系户的福利。”时任江西省政府副省长的熊盛文阅后做出重要批示：低保发放中“优亲厚友”问题要利用今年的重要整治做到基本杜绝，并将该报告转给省民政厅有关领导参阅。随后，省民政厅对享受城乡低保的基层干部及其亲属进行登记备案，定期核查。
据记者了解，截至2010年已完成针对近3万名此类对象的核查清理工作，共取消7383名基层干部亲属的低保待遇。各设区市对城乡低保资金发放进行专项治理，一批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城乡低保对象被清退。
“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兴衰、执政安危，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彭道宾反复向记者说的一句话。据记者了解，在2007年江西省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56个省直部门、行业对应的设区市一级的589个单位进行了调查。
通过这次政风行风评议评价活动，集中解决了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有效地治理了教育乱收费。查处教育乱收费案件135件，查处违规金额807万元，为570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为136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为33.4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调查显示，当年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达到85.3%。
而2010年“民调评警”活动更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0年5月，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接受南昌市公安局委托，对全市856名社区（驻村）民警进行随机调查，并将考核结果实行全市排名，对累计排名前50名的民警授予“群众最满意的社区（驻村）民警”称号，排名后30名者，将有相应惩罚。
据了解，这次“民调评警”活动的实施，有效调动了社区民警为群众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在这次活动中，南昌市社区民警共走访群众56余万户，发放警民联系卡60余万张，安装警民联系牌9万余块，召开恳谈会2700余次，化解矛盾6100余起，创建平安小区860余个，为群众做好事2.14万余件。
2010年8月，时任中共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胡焯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次“民调评警”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活动让公安工作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使民警自觉下沉，下去接触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实事，把民警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记者的调查情况来看，江西省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也意识到了民意调查对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十分有益。民调中心很多调研数据和结果，也经常在各级党政部门文件中被正式引用。
经过多年实践，梁步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地方的民意调查结果要起到真正实效，除调查机构能出客观、真实的数据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搞民意调查的动机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梁步新进一步解释道：“如果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不能勇于面对民众的合理诉求，不愿自我揭短，不能正确面对矛盾，而是把民意调查结果用来作为粉饰政绩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民意调查就会走入死胡同，甚至会招致民众的反感和唾弃。”
用制度创新应对“反考核”
“客观真实是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生命，调查质量决定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生死存亡。”彭道宾说。
为此，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成立7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16项民意调查执行的相关制度，规范了42个民意调查执行程序，严格了6个民意调查的监控环节，形成了由调查对象-访问员-督导员-项目负责人-委托单位的一个严格、科学、规范的循环操作流程。
从2006年开始，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把工作重点由以往的做调查、出结果，渐渐深入到挖掘数据潜力，更好地为委托单位、被评单位提供服务的层面，建立起了“调查、结果、服务、反馈”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使民意调查结果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据梁步新介绍，为使调查的数据、访问的内容、分析的论据能够做到真实、客观、公正，每次调查都是委托单位、被评单位、调查单位共同设立密码，调查工作结束后，三方到场，共同解开密码。而大量的媒体也会被请到现场，一起见证结果并及时发布，以杜绝结果在发布前被相关利益部门“修正”。
“这种时候，完善的制度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只要把制度拿出来，给对方解释清楚，最后的结果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对方能理解也明白了，要出成绩的唯一办法，就是踏实做事得到民众的认可。”梁步新说。
在梁步新看来，应对“反考核”最科学的手段，就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由于访问员和被调查对象直接沟通，没有中间环节，还有现场实时录音，调查对象是电话随机抽的，造假的难度和成本都很大。”
“让被访者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也非常重要。”梁步新说，“对被访者，访问员从来不问其姓名和地址，以此排除被访者的一切后顾之忧。”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过一位受访居民，他感慨地说：“以前没有人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政府能主动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因为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我愿意配合，也希望多做一些这样的调查。”
同时，江西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也在不断改进调查方式，如不提前公布调查时间、多调查移动电话用户，在方言相近的地区之间实行“异地调查”等，以增大“反考核”的成本，力求避免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官方民调的优势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办民调机构具有明显优势，比如政府财政的支持从基础上保障了调查的效果，能为整个调查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经由行政命令执行的调查，能获得很多行政力量衍生的资源，使整个调查避免诸多阻力；能获得更广泛的调查空间，包括敏感的政治问题，等等。
“官办民调机构的特殊性像一把双刃剑，在创造优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官办民调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提高官办民调机构的公信力，消除民众的质疑，关键在于保障民调结果的真实与客观。目前各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相对隔离，还处在探索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个调查中心出现民意造假行为，尽管只属于个别现象，但损害的将是系统内数十个民调中心的声誉。”
尹韵公还建议：“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应牵头，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科学、规范的运作机制，不断完善调查手段和提高应对‘反考核’的能力，逐渐树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
在更多受访专家看来，民意调查作为一种社情民意的传达机制，只有远离来自权力的压力，才能以中立的角度，来确保民意调查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因此，对于官办民调机构而言，除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外，最终的发展出路还在于实现自身运作与研究的相对独立。
尽管目前国内的官办民调机构成立时间不长，但受访者还是普遍对其发展前景抱有积极的期待。“在经费、人才、管理体制等方面，官办民调机构的转变固然艰巨，可这种转变将是其自身发展的重大突破。”
社会组织生存状况调查
社会组织的兴起，有助于增进政府与民间的和谐沟通，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
作为北京一个从事环保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为了尽量压缩开支，老张将办公地点搬到了西四环的一个小区里，80多平方米的套间，除了两台电脑和一个书架外，几乎没其他设施。
经费是困扰老张的最大问题，他不但把工作人员月工资压缩到每人2000元，更要求每一笔办公开支都做到清晰可控，但还是时常感觉捉襟见肘。
“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下，工作人员流动性很大。”老张告诉记者说，“以前来过几个大学生，后来都转行去做其他工作了。如果社会组织不能吸引专业的高素质人才长期工作，将会严重影响到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的兴起，有助于增进各级政府与民间的和谐沟通，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博士说，“目前北京的社会组织还处在探索阶段，整个社会对其还缺乏更清晰的了解，健全和发展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社会组织异常活跃
北京一直是中国社会组织活跃的省市之一。走在大街小巷，就可不经意地看见一些社会组织招牌，有的甚至还标有中英文标识。
“截至2010年8月5日，北京市共登记社会组织7066个，其中社会团体320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724个，基金会134个，从业人员达12万。”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温庆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北京的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会费、服务性收入、社会捐款、购买服务成本资金等。大多数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仅2至3人，因经费紧缺，他们的待遇并不高，月工资1500元左右。北京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除了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外，更多年长的从业人员，是来自各领域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
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北京的社会组织已遍布城乡，涉及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功能较强的社会组织体系，其作用、社会地位、影响范围都不断提升。环境保护、慈善扶贫、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是其活跃的重点。
“相比之下，环境保护与慈善扶贫两个领域的社会组织，不但数量多，而且影响也比较大。”温庆云说。
具体来看，在环境保护领域，较知名的社会组织，包括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北京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北京环保产业协会等。
在慈善扶贫领域，有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北京弘毅慈善基金会、北京在行动公益热线、北京华育助学基金会、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等。
其他各类知名的社会组织，还有中关村知识产权研究院、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北京蓝天救援队、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长期关注北京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他介绍道：“在北京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过程中，除一般的运作性的社会组织之外，还出现了众多的支持性的社会组织，比如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就是一家以专业培养社工人才为目的的支持性社会组织。”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与其他省市的社会组织相比，北京的社会组织具有政策环境、人才、机会等方面的优势。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行事独立、执着而富有激情。
影响深入多个领域
“社会组织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对资源配置、平衡利益等方面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对市场行为、经济秩序有重要的规范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研究员这样告诉记者。
在温庆云看来，社会组织还是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对扩大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有重要补充作用，对解决社会矛盾、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社会稳定有“缓冲器”的作用。
比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北京市汽车、服装等行业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加强合作，组建应对危机服务平台，制定了出口企业扶持长效机制。仅在2009年，社会组织在克服金融危机方面就开展了60项活动，投入资金1.37亿元。
在抗震救灾和抵御西南旱灾中，北京社会组织积极筹措资金，共向灾区捐赠款物7.6亿元，参与志愿服务达1116人次，充分体现了救灾赈济、扶危救困的公益特点。
在重大活动中，北京社会组织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社会组织提供了场馆设施建设、人员培训、志愿者服务。在国庆60周年活动中，北京社会组织则承担了20万件庆典服装制作、和平鸽放飞、游行彩车驾驶员培训、10万参训学生应急救护等工作，有32个北京社会组织共4563人直接参加天安门广场庆典活动，230多个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了社区巡逻、治安维护工作。
“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祖贵说，“北京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特别在教育、环保、救助方面作用不小。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多元化的发展。”
贾西津将社会组织的作用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提供公共服务，与政府构成相互补充与合作，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组织是个新生力量；其二，社会组织体现了公民自治，可促进政府自身的民主化建设。
“政府购买服务”渐成趋势
随着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北京市政府对其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比如完善对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方式、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扩大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范围、帮助社会组织申请免税资格、升级社会组织网上管理服务平台等。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我国当前财政管理体制下，社会组织要从政府部门获得资金并非易事。因为社会组织在政府财政账户里没有“户头”，所以社会组织接受财政体系的拨款渠道并不顺畅。“在国际上，多数国家采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对NGO拨款有的占50%以上。”
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方面，北京做了不少尝试。2010年3月，北京东城区率先在市民中心召开了东城区公益项目信息发布会，将为老年人服务、居家就业等15类公共服务项目向社会进行公布，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程。2010年4月2日，项目申请受理工作结束，东城区最终确定了18个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出资近130万元进行购买。
2010年，北京市民政局开展了“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在扶贫救助、扶老助残等关系民生的10个领域开展服务活动，市区两级政府投入1亿元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据了解，截至2010年8月，共有1846个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申报了2706个项目，预计共筹集社会资金22.98亿元。目前已有178个组织的233个服务民生项目正式启动，使58.43万人次受益。
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告诉记者：“在今年我们的经费来源中，政府购买服务占25%，而这一数字去年仅为10%，预计明年会有所增长。”
赵春燕认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将是政府未来的一个明显趋势。一方面，可扶持部分社会组织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服务力量，弥补政府服务的不足。
北京社会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2009年为例，北京社会组织收入合计约为133.71亿元，比上一年增加5.84%。2009年，北京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总资产达到321.31亿元，净资产达到264.12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度增加19.08%和16.31%。
创新管理仍是“突破口”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北京社会组织与其他省市一样，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能力不强、动员能力有限、社会公信力不高、活动资金缺乏等问题，制约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功能的有效发挥。
为将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引导纳入依法管理之轨，2008年9月17日，北京市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从工作体系、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发展社会组织的具体目标。近年来，也不断加快管理创新的步伐。
温庆云介绍说：“北京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创新，启动中关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试点，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工作及建立社会组织退出机制。”
同时，北京还通过对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的启动，进一步拓展了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领域。利用96156工作平台，实现备案工作的计算机管理，充分发挥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组织在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工作中的作用，形成备案工作管理体系。
“目前，北京已有1700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进行了备案登记。结合工作实际，北京还对社会组织登记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按照咨询项目列表，提供全面准确的咨询服务，一次性讲清成立的各项要求；主动为申请人联系业务主管单位，并帮助申请人与业务主管单位建立联系；实行首问负责制，明确岗位责任，加强审批过程管理，高标准服务，高效率办结；为行业协会，公益类、福利类社会组织设立登记建立绿色通道。”温庆云说。
谈及未来的发展制约，贾西津说：“目前社会组织最大的障碍是法律环境不顺畅，虽然数量多，但规模小、分散，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很多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不高，也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其财务数据、管理团队、项目成效等信息，外界并不很清楚，这恰恰是能否赢得捐赠者信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北京社会组织要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给社会组织成长创造更宽松的制度空间。”温庆云说，“创新管理仍是北京社会组织是否能获得长足发展的‘突破口’。”
据温庆云介绍，北京下一步将以建设和服务为目标，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深入开展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和社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有受访专家建议，北京在简化和放松对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手续的同时，还应加强对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及其组织运作的动态过程的监督、评估和控制。“只有社会组织合法注册，并在法律的规范下活动，才能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北京社会组织自身动员能力、自身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高祖贵说，“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应给予更多的鼓励，如果社会组织自身服务质量上去了，公信力得到提升，资金渠道也就会扩宽。”
“政府亦应进一步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赵春燕建议，“政府应向外借力，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中可听取社会组织的专业意见，并可将某些专项公共服务交给相关的专业社会组织，以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