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深庭晚照(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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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站在母校的大门口

文/高维

唏回母校看看去。多年来我总是这样想。特别是步入中年以后,经历了一番人生的坎坷浮沉,对母校的忆念,与日俱增,这种念头,也更日甚一日了。

然而一天,我站在母校的大门口时,木然呆住了。因为它完全不是旧目的破败模样,今昔90-90相比,面目全非:两扇新油漆的墨绿色的大门,光彩夺目;门柱是水泥磨砂的,光洁、挺拔、庄重;一旁小巧的边门,则油成可人的深灰色,……久别重逢的第一印象,竟是那样新鲜。可巧那天是星期日,学校放假,门儿紧闭着,校门前一片静悄悄的。如此我更有了遐思默想的空间。我像个多年未归的不孝的游子,一朝站立母亲的跟前,一时无所措手足,一任感情的潮水,在胸中汹涌澎湃。

我掏出手帕,按按湿润的眼角,不顾守门人产生什么误会,把微胖的身体靠上前,从门缝里望进去。操场比以前更大了,四百米的跑道,中间是一个宽阔的足球场。对过那一排排的平房教室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六层的教学大楼,巍峨耸立着。两旁是两座三层的楼房,我想,那该是教员备课室、图书馆和食堂了。

啊,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给我以启蒙教育的地方?我的足下,就是我当年因贪玩迟到,斜背着一个沉重的书包,拖着一个瘦长的影子,急匆匆跑向教室的那块土地我看看门柱上挂的校牌,依然是“三和街小学”几个大字。哦,母校!半个多世纪以来,你以你陈旧的校舍,勤苦、称职的教师,哺育出一批批毕业的学童,走向社会各个角落,如今,又以全新的面貌,培育着新人,默默迎接着瞻仰你容颜的天涯归客侄儿要抬手敲门,我摆摆手:不用了,叫开也无用,三十几年了,不会有人知道当年的情况。何况,我来此的目的,并不是要寻访旧友,我是想以昔日的故事,激励我今日的志趣,唤起我更加勇猛进取的信念,而当年那位令我终生难忘的老师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却是牢牢铭记在我心坎上。

他,二十二三岁年纪,白净脸皮,中等个头,课下很少说话,看似郁郁寡欢,实际暗藏着一个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讲国语课,每逢讲到祖国的版图,像一枚秋海棠叶,但被毛毛虫蚕食,便义愤填膺,一讲到历代圣君贤相,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得繁荣强盛的时候,便不禁眉飞色舞。他还自作主张,悄悄增加了一些课本里没有的文章。他讲都德的《最后一课》,娓娓动听,每一句话都打动着同学们的心灵,滋润着大家的心田。特别是他强调的那句话:“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它好好保住它的语言,就好比掌握了牢房的钥匙。”发人深思,启迪着我愚顽的神智。

当时我只十一二岁,全家流落在这个省城靠教书维持生活。日月的艰辛,父兄的叹息,促使我思考人生,审度时势。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渐渐在我心底升起。夜间,我常常一觉醒来,在黑暗和恐惧中,苦苦思索着生活的出路和前景。疲乏了,我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看看,周围一片漆黑——灯开不亮,灯火管制了。腹内饥肠辘辘,昨夜吃下去的麸面粥,已变成了尿,憋得我小肚子胀鼓鼓的,可我不敢下床去小解。啊,我浑身打颤,真像被圈在一个漆黑的大铁笼子里。对,就是那种关押囚犯的牢房。我直觉得头皮发麻,赶紧往被窝里缩进去,蒙住头,可真该死,孩提时代我盖的一条被子,太短了,盖住头,脚下又透风、冰凉了。于是,我蜷缩成一团。啊,难道我们从此就亡国了吗?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四万万同胞,历史上何曾受过这种屈辱?不,不可能!但是,漫漫长夜,何时才天明?怎样打破这牢笼?一个天使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只要好好保住它的语言,就好比掌握了牢房的钥匙。”

啊,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学习、认字、造句、作文。竟有这样巨大的威力和意义。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扪心自问:自己对这能打开牢房的钥匙,态度怎么样呢?弹玻璃球、上山摘酸枣吃,旷课、迟到。这么想下去,我的心里隐隐不安起来,深感愧对老师的苦口婆心。从此,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变得老成持重了,变得知道用功了。钥匙,钥匙!每逢上课,我都咬着嘴唇,微皱着眉头,苦苦地去捕捉刘老帅讲的每一句话、每一词的含义……再加上他常常悄悄同我们讲中国军队如何在敌后打击日寇,我们看看他眼镜后面那严厉的眼神,也不觉厌恶,反觉得那里面充满着热切地期待,而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市布大褂,也不寒酸了。我们认定,他是老师,也是同牢房的难友、可尊敬的长者。

渐渐地,有些大些的同学,也不再议论他是患了失恋的忧郁症了。在街上、校园里,老远看到他就站住,待他走近,便恭敬地问候:“刘老师好!”背后则亲切称他是“咱们的哈迈尔先生”。

然而,忽然有一天,“哈迈尔”先生从学校里消失了。

同学们惊讶、叹息、交换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他因宣传抗日被敌人逮捕了;有的说他家境艰难,回乡下谋生去了;还有人说他因“桃色事件”而逃遁……而学校教导主任在介绍新来的教师时,则冠冕堂皇地说他辞职另有高就了。

然而,无论如何,同学们都在怀念他。他的失踪,给全班长期地罩上了一层阴影,也启发着人们去进一步思考。

而他传授的那钥匙的比喻,则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我有一种强烈的意念:掌握好打开牢房的钥匙。那是获得自由的钥匙!自我解放的钥匙!恢复民族自信心的钥匙!带着这种信念步入社会,我理解了它更积极的意义:掌握好民族语言,还是建立新的精神文明,传播祖国文化、创造光辉的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钥匙自然,他的形象也永远活跃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做人、行动的楷模。他讲《最后一课》时那声出自肺腑的呼喊:“法兰西万岁!”久久回荡在我的脑际。我知道,在当时的课堂上,他只有这样呼喊,只能如此抒发感情,那是借题发挥:“法兰西万岁”,就是祖国万岁,也就是中国万岁他的形象也随着那一声呼喊而升华,而高大,而耸立于人间。

人海茫茫,世事变幻莫测。从那以后,似乎是永别了。然而,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总是在偶然与必然的交叉点上,出人意外的发生或消失。

十多年后,一九五六年深秋,当我坐在大学的课堂上,一阵上课的电铃响过之后,他却匆匆走上了我睁大眼睛注视着的讲台。

啊,刘老师!我差一点喊出声来。可哪能呢?这里是严肃的大学课堂。一年级大学生是最守规矩的。我终于按捺住兴奋,忍住了。他这回给我们讲的是“文艺学引论”,依然是慷慨激昂,滔滔不绝……惊讶之余,我仔细端详:他圆乎脸儿瘦削一些了;瓶子底似的眼镜片后面仍是一双看似十分严厉的眼睛;蓝色布大褂却被一身褪了色的绿军装代替,但并不土气;偏分头披散着;颈项上缠着一条深灰色的围巾;足蹬一双锃亮的三接头皮鞋。这种装束,在当时是很时兴的,透着一种文武兼备的潇洒神韵。

课后,我去找他。在他简陋的宿舍里,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当说到三和街小学五六年级班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叫道:

“你是……你是小弗朗茨!”

啊!我好弹玻璃球、上山摘酸枣吃、旷课、迟到的毛病,想必他还记着。

“是的,尊敬的哈迈尔先生!”我欢快地说道。

久别重逢,师生那股亲热劲儿不似当年,胜似当年。谁也想不到那场战争的两个受害者、也是胜利者今日在这里相会。我们执手相视良久,接着开怀哈哈大笑起来。

话题很快转到他的过去和未来。他说,当年他是在三和街小学一面教书,一面做地下工作。敌人发现了他,但并没有捉到他,他转移到解放区去了。一九四九年入城,因大学急需教师,他就回到学校教书来了。当年他给大家讲《最后一课》绝非偶然。因为他就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同时也喜欢文艺理论,偷偷读了不少马列和苏联的文艺理论书籍。所以来到了中文系。他以后要从文学发展和继承的角度写一部《法国文学发展简史》,还有把中法两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计划。现在已经收集了不少资料,作了数千张卡片。

看来,刘老师有很大抱负,也很勤奋。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一般都很珍惜宝贵的时间,有限的生命。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他因称赞“法国文学丰富,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学缺乏心理海洋的广泛描画和展示”,被认为是崇洋媚外,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对他更是一场灾难。他被发配到青海劳改,搞得妻离子散。……二十多年后,当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时候,我出差来到江南这座名城,独自默默地站在母校的大门口,我又惊呆了:一眼望进去,宽阔的校园,绿化得郁郁葱葱,树影问,一座座教学大楼拔地而起。那座当年我就读的丁字形图书馆,又扩建了一万五千多平方米,后面的书库加高加大了,现在藏书已逾二百万册。上下课的学生、教师,熙来攘往,个个喜气洋洋,气宇轩昂,走起路来雄赳赳的。

您好啊!先生们、校友们我得到确切的信息,刘老师早已平反,回到学校。他锐气不减当年,现在升为教授,且被大家推举为系里的领导。我留校的同班同学,大都成为教学骨干,有的还晋升为副教授。

春风又绿江南岸。走进去吧!会会你多年景仰和怀念的刘老师——“哈迈尔”先生,也会会你往日的那些同窗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