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基本上将长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详尽记录，共发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荆州不畏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终”，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现的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南北荆江大堤，两湖平原一片汪洋，百万生灵葬身鱼腹，仅死亡人数合计就达百万以上。发生在20世纪的长江大水，是我们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像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淹没农田5089万亩，死亡人数达4.5万，汉口淹水百日；1935年灾害再次降临，仅支流汉江遥堤溃口，一夜之间就死了近8万人，灾难，数不清的灾难，次次把中华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的武汉大水，尽管人民政府带领沿江人民奋力抗灾，并启用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汉仍被洪水围困3个月，京广大动脉中断百天，3.3万人死于水灾，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而1998年的那场由江总书记亲临大堤指挥的“长江保卫战”，更是历历在目。
长江啊长江，你给了中华民族太多的辉煌，你同时又让我们的同胞经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三峡工程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它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三峡工程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洪。要解决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里是水，分明是黄金、是白银！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
水资源的利用，不仅仅带来巨大的电力资源。与火电相比，三峡水电可使国家每年少燃烧大量原煤，少排放1亿吨二氧化碳、100万吨二氧化硫、1万吨一氧化碳和37万吨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仅此环境效益一项，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有几百个亿。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时，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而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就是百万人的“严防死守”了。
有关人员告诉我，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洪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几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为每秒80000立方米。三峡水库库存的泄洪能力可以保证在每秒102500立方米。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临时，我们国人可安心酣睡了！其实，长江洪水的“百年一遇”，并不是每100年就有一次水像1870年的每秒80000立方米大洪水从天而降。“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话来比喻：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正面有时反面，其概率为50％。但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100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特大洪水，也许100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样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也不来，我们都可以放下心来。
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显然是整个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面。它大得连经济学家都无法计算，因为人的生命本不是用多少钱能估算得出的。根据设计，三峡工程建成后，它的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时，其防洪库容应为221.5亿立方米，可使荆江南北两岸，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毁灭性洪灾。如果非要用钞票来计算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那么按1870年特大洪水来估量，可直接减少农村淹没损失约510亿元，减少中小城镇淹没损失约为240亿元，加上其他淹没损失共可减少800亿元左右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中间自然没有包括洪水吞没人民生命所造成的无价损失。总之，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社会诸多方面。
将来“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了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本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单向货运量由现在的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足可与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国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
然而，在三峡工程带给我们巨大效益的同时，毕竟要牺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项。
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电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其移民数仅为4万人；非洲的加纳沃尔塔枢纽，移民为8万人；印度的萨塔萨洛瓦水库，移民为10万人。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又习惯随江河而居。在新中国建设的数以万计的水库中，移民共超过1800万人。超过30万移民的就有好几个，他们是新安江水库，移民30万人；丹江口水库，移民38万人；三门峡水库，移民40余万人。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饱尝了某个水利工程因为没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三门峡水库的移民工作就是一个教训。那既有过去国力贫穷所致，也有决策本身的失误。三门峡水库已经成为历史，因建水库而得名的三门峡市如今美丽如画。我们在此诉说他们的不幸境遇，其实正是想说明水库移民工作的难度，说明今天三峡移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举国家之力”而进行的又一场伟大壮举。三峡是长江上的第一大坝，而三门峡则是黄河上的第一大坝。长江与黄河一南一北，一个今天一个昨天，两个大坝的移民，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当年的三门峡水库修在黄河边，那时的移民任务和安置地，全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和“政策决定”的，你去不去那可是“政治任务”，是“支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了确保移民工作的全面展开，有关部门将首批到宁夏的移民安排为一个特别的先遣（必须是青壮年），共5208人，出发那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县乡村上的干部们全部出动，并且动员了几万人的欢送人群。先遣队的移民们个个精神抖擞，胸前挂着大红花。根据文件规定：先遣队的移民必须以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主，中农和上中农基本上没有，地主富农更不在其列。所以当时库区的百姓出现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踊跃争当先遣队员的动人场面，有个乡分配的先遣队名额是154人，结果报名的达1087人。有人为了争取当上先遣队员而咬破手指，写血书，表决心。
当移民们扛着铺盖、带着农具，千里迢迢来到目的地贺兰山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这里挨着光秃秃的贺兰山，为沙漠边缘地带，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秃秃的一大片望不见边的“石头地”——移民们称那些是沙漠边缘荒芜之丘。“怕啥，再苦也吓不倒我们光荣的三门峡移民！”面对风沙，有人这样豪迈地说。先遣队的移民们再也不吱声了，默默地在荒滩上搭起了几个草庵子。来年春天，他们借得当地人的拖拉机，竟然还种下了40余亩麦子……新的家园就这么安了下来。但一年春夏秋冬过去，移民们辛苦种下的麦子在即将收获的时候，被一场风沙伴着的“石雨”吹得无影无踪。远迁的移民开始逃跑了。一个陶乐县共安置800移民，三天里跑了361人。结果半途被当地基干民兵拦回260人，其余101人杳无音讯。
然而三门峡这边的整体移民工作刚刚开始，更大规模的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宁夏方面遣送。有人听说“先遣队”移民的命运后，不愿去。干部说：不去，可以，那你就去跳井！去跳黄河！
移民们不得不走。他们来到贺兰山的新家园是个根本无法生存的蛮荒之地。当地农民本来就吃不饱，像宁夏陶乐县总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却来了一万三千多人。本地农民与移民之间矛盾不断，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政策上的偏激、工作上的简单化和当时国家整体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导致了那个时期水库移民的灾难性后果。
贫穷。无法生存。三门峡移民们经历的那一幕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像的，然而它是真实的。几乎从移民们迁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踏上了“返库”之路（回到三门峡库区）。从1957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的三十多年里，返回三门峡的移民多达一二十万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中央［1985］29号文件下发后迁回的“合法返迁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迁回三门峡，流落各地，有的则在返回的路上发生了悲剧……
三门峡移民留下的伤痛，像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党和政府的决策者：那就是任何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移民政策在其决定之前，必须充分考虑科学性、现实性以及绝不能动摇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这几点，特别是最重要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将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三峡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座水库的移民，甚至是过去几大水库的移民总和。根据规划，三峡工程的全部移民实际超过120万人。这还仅仅是人，须知迁移一个人，就会有随之同迁的物，而物的概念远远比人的数量大出几倍。长江三峡水库建成以后的水位基本稳定在175米，也就是说在这水位之下都属于淹没区。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1993年向国务院报告的三峡水库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以下的实物大致有：房屋面积共为3479万平方米，其中城镇1611万平方米，农村1087万平方米，工矿企业751万平方米，其他30万平方米。
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合计被淹的耕地果园等面积就达48万亩。另有工矿企业1599个，码头593处，水电站144处……更有外人并不知情的城镇淹没移民这一大块。三峡库区淹没线以下的市级县级城镇13座，乡级建制镇114个。其中全淹的县城有8个，他们是湖北的秭归、兴山、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以上这些县城别看它们“在册”人数只有几万十几万人，但它们都是历史名城，而每一个城市不仅供养着固定居民住户，还有相乘数倍的“外来工”。可见，三峡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个简单的“百万移民”。实际上每一个移民背上担起的则可能是一个家园，是一个码头，是一条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厂，是一座城市……
1990年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这个方案差点促成了一个省的诞生——这是后话。重庆市领导们听说“150方案”后提出了异议，说水库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庆，这对重庆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这么诞生的。
1991年春“两会”按惯例又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三峡工程问题。几位力主工程上马的委员不干了，再次联名上书给江泽民总书记。
这里面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他们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崇高利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将军一生铁骨铮铮，此时也被沸沸扬扬的三峡工程搅得热血沸腾。老将军在无数次亲临三峡地区视察和实地调查基础上，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三峡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来张光斗、严恺、张瑞瑾、杨贤溢等十来位著名水利专家，大年初三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峡工程诸葛亮会”。会上这些水利专家和老将军汇成一个共同心声：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百万移民工作。一定要抓住改革开放好时机，排除干扰，尽快促成三峡工程上马的法律程序。
“这个会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给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体同志写封信，建议他们尽快作出决策！”刚刚送走专家们，王震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心潮，对王任重说。
“好啊，有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三峡工程，我这个‘主上派’劲头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在您的信上签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兴地说。
“还用说嘛，呼吁三峡工程啥时少得了你嘛！”王震乐开嘴巴，用拐杖亲昵地敲敲王任重的腿，“走，现在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