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三峡移民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移民们能“走得出”，当你一旦同意并履行了相应的手续，就会动员你先把房子拆了，或者说等你把房子拆了，才发给你国家的移民补偿。我想当时制定这种办法的人，有个自认为非常“有效”的思路：只要房子一拆，你不走也得走嘛！因此，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当时有许多移民为了拆房子的事跟移民干部们闹了不少事，临到最后便改口不愿走了。
某县有个移民姓李，在干部动员他搬迁时，积极主动，而且还帮干部一起动员他的亲戚搬迁。到了需要迁出老宅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时，干部对他说，我们要先拆你的房子，不然就没法将补偿费发给你。这位移民火了，说我用人格向你们保证一定搬嘛，房子就别先拆，等我们走得远远的你们再拆也不迟嘛。干部摇头说：不行啊，不是我们信不过你，邻乡一批移民就是因为房子不拆，他们把一切手续办了，补偿费也领了，结果还是住着老房子怎么也不搬走，上面来检查，一看怎么都没走啊！所以我们只能把移民的房子先拆了，最后再把补偿费发给大家，这叫“两清”。
“清”补偿费很简单，那是有数的。可要“清”移民们祖祖辈辈留下的根，就不那么容易了。再者，移民们说，我们人还未走，就是还有一个晚上要住，也得有房子呀！你们拆了我们咋个住？住露天？干部们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找地方，给钱也行。移民说，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们就是想能多住一天是一天，心里有痛，不想看到祖传下来的老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给毁了。移民老李坚持自己的观点，干部们也觉得十分为难，“拆房给钱”是上面定的，于是僵持在那儿谁都不肯让步。最后，当拆房子的推土机“隆隆”地开到老李家门前时，积极了一年的他带领全家人躺在地上就是不让拆房，并说你们有本事就从我身上轧过去。
像上面的这种“先拆房，再走人”的做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二期移民时一般都是等移民们搬走后，再由政府统一安排拆除。
万州区有个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自己的致富门道，在老宅基上盖起了三上三下的新楼。他是全村第一户盖楼房，盖的楼房也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三峡移民开始。这位农民一直以此为荣。干部动员他搬迁，他说三峡工程建设是国家的大事，我同意搬。后来政府给他全家安排在一个新的移民村，新地方不算差，可绝对少了他在以前村里的那种风风光光的优势。这位移民为此常常彻夜不眠，后来独自从几百里的新家跑回他的老房子住，这一住就是10个月。从搬迁到拆房清库，有个时间差，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这位移民在那些日子里既没做生意，也没种田，有人问他咋回事？住老房子又不生钱不生粮，你犯啥子神经病？那移民说：这房子是我一生的辉煌，没了它，我心里空荡得很嘞！
据说后来推土机推掉他的三层小楼后，这位汉子蹲在地基上哭了好一会儿。
移民清库中还有一件难事，就是对坟墓的处理。
道理谁都懂，你问哪个移民他们都知道，以后三峡水库要讲究环境，不能有污染。死人骨头和棺材一类的东西，肯定应该清理掉。再说，我们自己走了，也不能让祖宗和仙逝的亲人们淹在水里呀！
道理归道理，可真要“掘祖坟”、挖墓茔，问题就一大堆了，有些事连会编故事的小说家都想不出来。
胡学成老人的儿子胡开明去世多年，当干部们清理到老人儿子的坟墓时，犯大难了：村上的人都知道，这件发生在26年前的事，谁要是在现年76岁的胡学成老夫妇面前提一下，弄不好会出人命的！当年的胡开明是胡学成夫妇的宝贝儿子，年轻力壮，为人又仗义，是胡家的顶梁柱。1975年，18岁的胡开明高中毕业后被村上安排当民办教师，这在村上人看来是“最有出息的”。就在那一年，村里开了一个煤窑，需要有力气的男人们去做工。由于煤窑的活苦，又危险，村干部找不到人，当时的村支书就来动员胡开明，希望他带这个头，为村上挣点钱。胡开明实在，便一口答应了。
“胡老师”都进窑了，村上的男人们没提啥条件就跟着一起干开了，村民们因此有了一段幸福日子。可就在人们希望能从煤窑里得到更多的财富时，有一天突然煤窑瓦斯爆炸。当场炸死6人，多人受伤。胡开明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失血过多而死去的。一路上，胡开明还不时对朋友开玩笑说大家都死不了的，如果死了，埋在一起也不孤独嘛！得知儿子死讯后，胡学成老两口哭得死去活来，一夜间头发全白了。从此江边的一个小山包上就留下了让两位老人永远悲痛的一座坟墓。虽然岁月一年一年地消逝着，可两位老人随着岁月流逝，逐渐衰老，对儿子亡灵的牵挂愈加刻骨铭心，几乎每年所有的节日里，他们都要为儿子扫墓和祭祀，以获取一份无法换回的抚慰。
现在清库开始了，按规定175米以下的时过15年的老坟都得就地销毁平整掉。
村民和干部们万般无奈，知道与胡学成夫妇商量此事，等于是在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心头刨血口。
干部和村民们共同商议，决定对胡开明的墓进行“特例处置”。他们在淹没水位线以上的一块风水非常不错的地方，为胡开明重新进行了安葬，而且坟墓也比过去砌得高大些。等一切完工后，村上的干部和群众才把迁坟的事告诉了胡学成夫妇。两位老人得知后，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新墓地，好生哭了几个小时，仿佛又一下老了几岁……
据统计，整个三峡库区需要迁移的坟墓共达5万余个。几乎每一个坟墓的迁移和平整过程，就是又一次对移民的动员和艰难的思想工作。某村移民就是因为在亡妻的迁移中，干部们少给捡了一根遗骸骨，竟然要那个干部在他亡妻墓前下跪3个小时。
“知道吗，丢失的哪是一根遗骸嘛！那是扯我心的魂灵呀！”那个移民如此哭诉着。
这就是我们常人并不知道的三峡移民——“世界级难题”中的一个小景。
外国人评说中国的三峡移民是项难以啃得动的“世界级难题”，那是从表层的意义上理解的，或者是从过去那些水库移民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三峡移民难在数量上，难在中国的国力薄弱上，难在还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安置措施上。固然这几个原因非常直接，但中国人自己理解和感受百万三峡移民的难，还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今天的移民中，有的人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照顾，对各级领导和干部们的热忱呵护，对社会的百般关照，对世人格外关注三峡工程，看作自己当移民的特殊，内心深处充满了这样的优越感。
巫山有个移民，人称“国家干部”，那是因为从1999年开始动员移民外迁后，此人便干脆利索地跳出了“农门”。开始跑到县城呆着，后来跑到重庆呆着，再后来便跑到了北京。他的全部理由是“国家拨了移民款有四百多亿，那么百万移民每人该拿到4万元。可为什么我们偏偏没有拿到这个数呢！”他到哪儿都慷慨激昂地讲述他的“不幸”，他说他家五口人，干部“贪污”他家的移民款，只给十一二万元，至少让他“吃亏”八九万。不知详情的人听后颇为同情这个移民。
相信这话的不仅有国内同胞，外国个别记者便借助此人的话来攻击我们的三峡移民工作。
见有人同情，见外国人都在“摇旗呐喊”，此人更加得意。后来发展到连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的车他都敢挡，甚至上财政部“要钱”，到中纪委“声讨”。最后因为闹得实在过分，被有关部门送回了原籍。但他仍找政府和干部要钱。
有一天，镇党委书记总算“逮”到了这位“几年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上访专业户”，问他：“你学习过国家的《移民条例》吗？”
那人摇摇头。脸有些红了。
书记就告诉他：“国家说的三峡工程用于移民安置的预算确实是四百多亿元，但并不是说这些钱都是给移民本人的，因为还包括城镇迁建的基础设施建设、专业设施复建等十几种费用。这一点你明白吗？理解吗？”
那人点头了。
书记说：“那好，我再问你：你学过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文件吗？”
那人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书记的脸也跟着严肃起来，说：“国家允许一对夫妇生一个小孩。我们重庆市对农村特别是山区的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最多允许生两胎。你家生了几个？3个吧？是违反政策了吧？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知道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还想获得移民资格，还想伸手向国家要钱，你自己说有没有理？”
那个移民的头昂扬了几年，此刻终于垂了下来。
别以为走与不走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静心等候敲起欢送的锣鼓。烦心事还在后头呢！有些移民啥手续都办好了，可等移民干部上门编号一起出发时，他突然说自己还有一件事没办好，不走了。
“啥，不走了？”移民干部急得直冒汗珠，连忙追问。
人家不紧不慢地回答：“是嘛，我新买的一辆摩托车前两天被县上的公安局扣了。”
“为啥扣你嘛？”
“没牌照嘛！”
“你……那你准备咋办？”
“啥法子也没有呀，本来这摩托车是我拿移民补偿款买的，想到那边靠它致富呢！”移民说这话时假装露出几分伤心之色，心里却在偷笑说：看你还让我走不走！
移民干部果真急得团团转。事已至此，只要有一个移民不走，责任全在干部身上呀！
“告诉我，哪个派出所扣的？”半晌，干部瓮声瓮气地问。
“城南派出所。”
干部转头走了。那移民吹起口哨，回家呼呼大睡。因为他明白：违反交通规则的罚款肯定是不要他出了，新摩托车也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他手里。
果不其然，当晚他的这一愿望全部实现。
这样“无理争三分便宜”的事，几乎天天会出现一大堆。更让人无可奈何的是有些移民常常把“我是江总书记派来的三峡移民，是朱总理请来的客人”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且边说边用，用到极致。
我在外迁安置地的广东等地同那些三峡移民聊天，问他们心里真的知道不知道平常表现出的那么多“特殊”在不在理呀！
有位移民笑笑说：“咋不知道嘛！可外人并不明白我们为啥有时显得蛮不讲理？”这位移民说到这儿指指胸口，说：“这儿，这儿有问题！我们还没有习惯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只要遇上一点不顺心的事，心里就不平稳，一不平稳，行动上就会冒出点歪理邪念来嘛！”
我想这位移民讲得在理，讲得真实。移民们确实不易，全社会应当给予他们同情与关照。
最难最难的是国家
在三峡库区，我们到处可见“舍小家顾大家，愿为三峡作贡献”这样的口号。这里的“大家”指的自然是国家。咱中国老百姓听惯了国家这个词，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代名词，是庄严的代名词，是幸福和兴邦的希望，是胜利走向胜利的目标。
但国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国家也是由人支撑起来的一个机构和组织，它只是由无数个百姓的“小家”组成的大家而已。俗话说，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事，自然“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在三峡移民问题上，“大家”的难处其实绝不比百万移民的小家少。
三峡移民，最难最难的是国家。
先说说为啥一项谁都知道利大于弊的工程要拖几十年才兴建。
第一当然是国力问题。
然而国力问题是惟一的吗？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被全民族接受的振兴大中华的战略，没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下的精心论证的科学方案，有了国力照样也不可能上马三峡工程。
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几任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都耗尽了精力。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大略。而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断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三峡工程得以正式上马。而第三代领导如果没有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铺垫与准备，即使再有10年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仍有可能动不了工。
三峡工程的难，难在工程技术之外的难事上。
就百万移民一事，国家的难比百姓想像的不知要难多少倍！
就一个到底应该移多少人的问题，便够国家难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尽量少移，因为移民越少，国家的负担就相对轻一些，老百姓更安定一些，遗留问题也少一些，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为了处理这些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的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
但是，三峡工程是个例外。少移民就会使本来可以发挥巨大库容量作用的三峡工程变得不伦不类。要想发挥三峡枢纽巨大的水力资源作用，就必须把水库蓄水位往上提，提到合理的位置上，于是移民就这样变多了。
三峡工程决定了它必须是大量移民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