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卢云奎与胡明祥是邻居，他告诉我自己对这种建房形式非常满意。“我相信上海这么富裕要拿点钱出来解决我们5000多名移民的建房问题绝对不存在任何困难。但政府用贷款的方式鼓励我们从一开始就能融入大上海的这种市场经济氛围，并在这种氛围中锻炼我们的能力，增强我们的造血功能，这远比给我们钱、给‘输血’有意义得多。俗话说：坐吃山空。人有点压力好。再说，政府对我们的贷款也是很优惠的。前3年根本不用愁，因为是免息的。到了3年以后也是低息贷款。3年以后，我们基本能在新的家园立足了，自然会有还贷能力了。”
“其实，我才来这儿两年，通过养鸭等副业，建房子的那点贷款差不多赚回了！”说到这儿，卢云奎喜形于色地悄悄告诉我。看得出，他内心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十分感激。
“你瞧瞧，我家现在的楼房，不用说跟过去在三峡的老房子相比，就是跟现在周边的百姓相比，也算是超前水平了。”卢云奎的话一点没错，上海在给移民们安排建房时就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即必须使移民的新家要比当地百姓的平均水平略高一些。
上海人的生活水平本来就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移民们来到这儿享受到比当地百姓更好的住房条件，这对他们来说，不算一步登天，也是今非昔比！
上海在建房的选址上作出了三条标准：一是必须方便移民们的出行——他们规定移民的房子出门就得同公路相通；二是必须方便移民就医和子女就学——他们规定移民的居住地离城镇最远不出1.5公里路；三是必须方便移民就近耕作——承包地一般不出宅基前后300米。
细细品味这“三个必须”，足见上海同志对三峡移民的关切之情。有几个村的当地老乡明确告诉我，现在移民们盖的新房地址，如果换了是村镇干部的，我们绝对不会答应，可现在给了三峡移民，我们没有任何意见。三峡移民为了国家建设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们要为三峡移民作奉献。
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觉悟，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办不好？！
“阿拉现在蛮开心！”
从重庆云阳来到崇明安家的移民徐继波见我后的头一句话便这样说。徐继波现在在当地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妻子也在另一家工厂做工，天真活泼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像徐继波这样的家庭除了种好承包责任地外，有一人以上在外务工，这在上海落户的移民中非常普遍。
真正要看移民的生存情况如何，其实有好的房子住，有相当数量的地种并不是主要标志，移民能否在一个新地方生根，关键要看他们在当地求取生存的空间有多大。因此，上海市各级政府在完成给移民们盖房划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准备后，考虑最多的是帮助移民们寻找更多的发展机遇。现在全市1305户三峡移民中，已有1400多人在当地谋到了一份从事非农业的工作，他们中既有在当地企业做工的，也有独立在城镇开店的，还有到日本等国家从事劳务输出的。用上海移民干部的话说，你能给移民每家每户落实一位非农业就业机会，你就等于给一户移民开设了一个“小银行”。难怪徐继波说他过得蛮开心！
徐继波是迁移到上海来的5509名三峡移民中第一位踏上上海土地的人。说起这件事，徐继波感慨万千。
“第一次到上海崇明来考察的连我共6人，几天下来，大家心里还是拿不准到底来不来，我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我在家里是老大，兄弟姐妹5个，还有年迈的父母和一位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叔叔。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赞成我外迁。正在我犹豫不决时，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上海的来信，打开一看是位退休老职工孙国良老人写的，他说他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我与其他几位三峡库区来的人到他们上海考察外迁工作的消息，老人捧出火一样的心希望我为了国家利益和孩子的未来，到他们那儿落户，他说所有的上海人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移民。我接信后十分感动，心里也就暗暗下定迁移上海的决心。但当我正式向父母提出来后，父母强烈反对，母亲三次晕倒后卧床不起。父亲则连续几天不吃不喝，以示反对。这样一天又一天，弄得我这个有孝子名声的儿子左右为难，心急如焚，又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我又一次接到了孙国良老人的来信。那真诚而热情洋溢的信不仅令我感动，而且在我向自己的父母读过后，两位老人也备受感动，父母抹过一把泪后对我说：‘去吧，上海人这么好，我们就放心了！’我就这样第一个踏上了上海这块新家园的土地。”
徐继波与上海老人孙国良的《一江移民情》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播出后，使徐继波一下成了“三峡移民”中的名人了，连外国记者都采访报道过他家的事。
“老实说，刚到这儿的几个月，虽然住的房子很好，可心里总有一种难舍的故乡情怀。我知道这儿什么都不缺，所以从老家搬迁时惟一带了一棵黄桷树苗到新家。在我们三峡那儿黄桷树遍地都是，可以说是我故乡的一种象征和代表。我把它带到新家，希望它生根成长，算作是对故土的一种思恋与寄托。但崇明这儿离海近，特别是冬季温度较低。那棵黄桷树苗种在家门前，过一个冬天叶枯枝断。开春后，看到万物泛绿，桃花盛开时，我的黄桷树还不见一点儿生还之气，那一刻我的心仿佛也跟着小树苗一起要死了……我真的流过泪，因为那时我除了种好承包地外，全家人就没有其他的活干了。
上海的生活消费比我们山里高，孩子虽然上学前两年是可以免交学杂费的，可我想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我真的要像小黄桷树那样发不出芽呀？正在我痛苦和迷惘时，管移民工作的干部和好心的邻居纷纷前来帮助我。他们一起与我分析小黄桷树干枯的原因，教我在寒冷的天气来临时，用稻草裹紧小树，再待天暖和时解开。果然我的小黄桷树又发芽长绿了！我好高兴！因为这小黄桷树代表着我的心，象征着我这个三峡移民能否在新家安居乐业。那阵子好事不断，我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私企老板顾平先生打来的。前些日子我在他厂里干过杂活，这回他说要招正式工让我去。顾老板的工厂干的是机床技术工种，可我啥都不会呀！顾老板说，我看中你徐继波有两点：一你是三峡移民，有为国家和集体的牺牲精神；二你是共产党员，让人放心。当天他就派我到浙江学技术，而且在学习期间包了我的全部费用，还每天发16元工资。两个月学习回来，我就正式当上了一名车工。现在这个厂就像我的家一样，我打心眼里感到温暖……”徐继波在车间接受我采访时非常动情地说了这番话。
我相信这是一位移民发自内心的话。
在徐继波的新家，我看到了门前那棵已经长得有一人高的黄桷树青枝交错，碧叶婆娑；徐继波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了重点中学，当了三好学生；一个念小学五年级，是少先队大队委员，老师说大队委员是经过竞争上来的。看来徐继波的孩子已经完全融入了同伴之中。我见到徐继波的妻子时，她正从工厂下班回来，那红润的脸色让我感到这个家庭的幸福与温馨、安康与稳定。
从徐继波那儿走出不久，我在排排楼宇和溪河之间，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葱绿的柑橘林。而这样的柑橘林在三峡库区到处可见，但在崇明这样的苏沪地区并不多见，尤其是长江入海口的东瀛之地。
“那是移民家种的。”当地老乡告诉我。
这让我在意外中增添了几分好奇。细一问，知是现为三星镇庙星村移民张青林家的果园。
郁郁葱葱，树高枝壮，好一派兴旺景象！
“明年我准备种上8亩柑橘，承包土地的转让手续已经办好了，只等来年开春。”张青林是位五十来岁的重庆云阳籍移民，他说话的口气告诉我，新家园的致富之路已经在他的脚下开始起程了。
那一天，张青林拉着我的手一定让见见他全家的“恩人”——附近村的一位“新舅妈”。
“新舅妈”名叫陈兰芳，是南桥村人，离张青林的家有十几里的路程。张青林一家认陈兰芳“新舅妈”，有一段佳话：
2001年8月，张青林一家和一批重庆云阳的移民来到崇明落户。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这让一向勤劳的张青林感到无所适从。出外打工吧，语言不通；在家呆着吧，往后的日子咋过？最让张青林受不了的是原来拿手的种地活计，在崇明这儿也使不上劲了，种啥啥不活——原来上海这儿的庄稼和蔬菜与重庆那儿不一样。
“连地都不会种，老子真给三峡移民丢尽了脸！”张青林望着地里长不盛的蔬菜，对天长叹，无地自容。
“别急别急。你看，这儿的地是沙质地，不像你们重庆那儿的红土地，地质变了，耕作的方法也不一样……”一日，一位50多岁的老阿嫂走到张青林的田头，手把手地教他和家人如何锄地植苗。
看着蔬菜苗儿一天天郁郁葱葱地长开了，张青林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陈师傅，我想今年秋天也像你家一样种上一批蔬菜，过冬时兴许也能卖上个好价钱，你看行不行？”一日，张青林来到陈兰芳家的蔬菜地，当他看到这位远近闻名的“蔬菜大王”家的菜地一片郁郁葱葱时，情不自禁地向这位老阿嫂来讨教。
“行啊，只要你有这份心，我就帮你帮到底！”陈兰芳是位爽快人，一口答应了张青林的请求。
从那时起，陈兰芳就成了几户三峡移民的“新舅妈”。上海一带有句俗话，叫做千人面万条心，最放心的是老娘舅和老舅妈。意思是说，天下人中最让人信得过的是自己的舅舅与舅妈。这不，从小孤儿出身深受共产党之恩的陈兰芳，打开始帮助移民种地育苗之后，便真的成了三峡移民们的贴心老舅妈。张青林他们几户移民也由起初叫的“陈师傅”，改成后来的“陈大姐”，叫着叫着，就叫成了“新舅妈”。称陈兰芳为“新舅妈”，是因为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客，大大气气，同旧上海的老舅妈不一样。
为了能让移民们种上秋后可以上市的蔬菜与其他经济作物，陈兰芳与自己的老伴先为张青林他们筹划搭建蔬菜大棚，从买塑料薄膜到搭棚育苗，陈兰芳来了个一手“包活”。等大棚蔬菜成行成块地长起来后，她又寻思为张青林他们进行茬口种植搭配。有十几年种植经验的陈兰芳，为了能让移民们早日掌握浙沪一带的农作物种植特点，不惜减少自家的蔬菜种植面积，天天来回奔波在张青林等几位移民家的蔬菜地和果园里，进行手把手的传帮带。晴天雨天，黑夜白昼，打攀上移民“亲家”后，陈兰芳几乎从没有断过一天上张青林等几位移民的庄稼地。2002年初，劳累过度的陈兰芳连续高烧4天，住在医院打吊针。可就在这4天里，她帮扶的一户移民家的200株西红柿苗因为没有及时揭棚而烧死了。陈兰芳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家中珍藏的6公斤日本毛豆种送到这户移民家，帮助他改种了毛豆……
几个月后，移民的大棚菜和果园里的果子都到了收获的时节。陈兰芳笑呵呵过来说：你们还说不好本地话，上街卖菜卖果子肯定没人理会。不过放心好了，有我这个新舅妈呢！从今朝开始，我们得早起。由我先到镇上摆摊，你们随后就到，吆喝买卖的事由我来，你们只管在一旁收钱就是。
行，听新舅妈的！张青林等移民驾着满载丰收喜悦的运输车，兴高采烈地跟着陈兰芳上街赶集。
“快来买三峡移民种的新鲜菜哟！又好又便宜哟！”
“三峡移民种的果子又甜又脆又营养哟！快来买哟……”
那些日子里，崇明各个镇上经常听到陈兰芳那清脆响亮的吆喝声，在她的身边是几位满脸堆笑，手中握着大把钞票的操着四川话的新居民。
“哈哈，才来一年半载呀！我的口袋就已经有些鼓了！这日子才叫红火哩！”
“哈哈，移民小康，我们真的赶上了！”
移民们数着从未见过的那么多钞票，眼角滚动着感激的热泪……
遍布11个省市的三峡移民，正在演绎着同样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我的采访行程需要暂告一段落。
当我再次返回三峡库区，将在广东、上海和江苏等地落户的移民情况转告给重庆与湖北两地的有关部门时，他们同时又充满欢欣地给我提供一组数据：至2002年9月初止，三峡库区外迁移民14万人，移民们对当地安置的满意率为98％，而在上海、江苏、广东、江西和山东等省市的满意率为100％。无论是98％，还是100％，我知道这样的满意率在世界移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我又从三峡库区回到北京时，国务院“关于三峡移民”的新闻发布会正好召开，三峡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郭树言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另一个惊人的喜讯：至2002年9月初，长江三峡二期移民共计64万人的搬迁顺利结束。除14万外迁移民外，库区就地安置的50余万人不仅圆满完成搬迁任务，而且已经基本实现了生活稳定，并逐步走上致富之路。隶属于政府统计部门的专业调查队伍重庆市农村调查队在实施三峡移民工程10周年之际，公布了一项跟踪多年的调查结果：搬迁后的三峡移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移民家庭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农民。郭树言说，据对100户农村移民家庭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达1890元人民币，比重庆市普通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近300元人民币……
到过三峡库区的人都理解这一变化中包含了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步“跨越”！
啊，三峡移民——伟大的三峡工程中最关键的难题，考验了我们的党，考验了我们的人民，面对难题，我们交出了优秀的答卷！世纪之交的三峡移民壮举，是人民的行动，是伟大民族的国家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