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他引文中的“所谓”，乃指清焦循而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中引了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五的一段话：“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辞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王国维对焦循的看法有所修正，而基本继承了焦氏的观点。这是说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的特色。以往很多的人都认为赋只有汉代的好，甚至误认为赋是汉代才有的，或以为后代虽然也有人写，但数量不多，水平不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从先秦至近代，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产生大量赋作，而且名家辈出，代有名作，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
先秦是赋的孕育与形成期，而至战国之末，已各体皆备。赋有骚赋、文赋、诗体赋与俗赋四种体式。大体说来，骚赋起于《离骚》和《九章》中《橘颂》外的八篇，从宋玉、唐勒、景瑳的《九辨》《远游》《惜誓》，铺排的特征更突出，所以更远于诗而近于赋。诗体赋起于屈原的《橘颂》，荀况的《赋篇》五和《遗春申君赋》。文赋起于行人辞令和议对，而从事于讽诵工作的瞍矇在文赋的发展过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从《师旷》的一些篇章中即可看出。屈原、宋玉的创作则使之基本定型。俗赋则同俳优的活动有很大关系。齐人淳于髡搜编有关晏婴的文献与传说故事而成的《晏子春秋》一书中，就有些类似于俗赋的东西，虽然不像西汉时的《神乌赋》、敦煌考古发现的《晏子赋》那样有生动的情节，但语言通俗，多为四言句，风格诙谐，用对话体，已具备俗赋的基本特征。所以，可以说赋的四种体式在先秦时代都已产生。
汉代是赋独霸文坛的时代，这不仅由于赋在汉代各体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多，传世作品远远多于诗、乐府、小说，而且还在于其名篇多、名家多，对后世影响大。这同大汉王朝在秦亡之后统一全国，国势强盛，抚四夷，通西域，削平诸侯，成为有史以来统一而持久的强大帝国有关。《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骋辞大赋实际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开阔的胸襟与眼界，那种自信而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后世罕有其匹。《西都赋》《东都赋》虽然是因东汉迁都与否的争论而作，但仍然反映了两汉的强盛与当时政治稳定的局势。当然，每一个国家总会有它的方方面面，也难免有消极的一面，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就反映了这个强大帝国的另一面，这也是汉赋的内容之一。这种主题的赋作就汉朝而言，也没有中断，汉末赵壹的《刺世嫉邪赋》更对此前近千年的社会制度予以批判。所以说，汉赋既体现了大汉王朝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题材还是比较全面的。而汉代骋辞大赋展现出来的统一、繁荣、强大的帝国风貌，则成了汉以后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向往的社会，在维系共同的民族心理，增进国内各族人民的认同感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作为汉赋主体的文赋中，骋辞大赋多，而且铺排浮夸，以巨丽为美，如东汉王充所说：“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论衡·定贤》）。更有人认为其“多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颇有失实之处。司马相如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这可以说是对汉赋特色的一个理论总结，唯其只以为美，而不知其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论赞，当是东汉人旁批文字窜入……因此，要将汉赋的这些特征结合起来看，才能对汉赋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由于汉王朝的分崩离析，终至灭亡，汉武帝时“一统天下”的局势和东汉“明章之治”也早已成为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各种思想十分活跃；而魏代汉、晋代魏不断“禅让”的丑剧也让人们从心底看清了帝王将相的内心深处，使帝王将相们失去了高高在上的耀眼的光环。所以，魏晋南北朝时赋作中歌功颂德的部分大大减少，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大大增加，而且作品更侧重于对心理、情感的表现，而少铺排浮夸的作风。这个阶段的赋作，有一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深刻社会矛盾的作品，如鲍照《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李谐《述身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抒发个人情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汉代的诗体赋实近于颂和铭，而魏晋南北朝时的骚赋、文赋也多诗意盎然，饱含情感，至有的赋直与诗无别，唯其名作“赋”而不作“诗”。这是赋吸收了诗的抒情手法，克服了汉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证”、“侈言无验”（左思《三都赋序》）的虚夸性铺排，而向诗的表现方法方面靠拢的结果。所以这个阶段的赋作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作家在语言方面更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句子组织的齐整，讲究偶俪，于是逐渐形成了骈赋，并且在齐梁之时风行一时，对初唐赋作也有极大影响。如果说汉赋如巨大的石雕，多用图案化的夸张的手法，魏晋南北朝的赋作则显得越来越细致而生动，如精致的壁画。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赋发展的高峰期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从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这一点来看，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唐朝在沈约《四声谱》等声韵学著作的指导和南朝“永明体”作家的实践基础上慢慢形成近体诗，像大汉帝国为赋提供了适宜的题材一样，大唐盛世为各体诗发展与繁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当时诗的成就掩盖了赋的成就。唐代的散文也由于韩、柳古文运动一反南朝浮艳僵化的风气、别开生面地提倡古文而引起后来文人的广泛重视，同样形成凌驾于赋体之上的局势；小说方面，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艺术积累，在大唐社会稳定、城市繁荣、文化教育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因“市人小说”的流行和士人的“温卷”风习，也走向繁荣，“传奇”成了小说史上辉煌的一页。相比之下，赋的成就被掩盖了。自明代前七子为反对台阁体末流的冗弱平庸，倡导“文必秦汉”，李梦阳又明确提出“唐无赋”之说（《潜虬山人记》），其后王世贞、胡应麟亦有类似论调。清程廷祚不明此背景，于其《骚赋论·中》也说：“唐以后无赋。……君子于赋，祖楚而宗汉，尽变于东京，沿流于魏晋，六朝以下无讥焉。”实非通人之论。二十世纪以来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唐赋基本上消失了。实际上，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说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特色，不是说这种文体在这个时代一定是最好的，更不是说其他时代便没有这种文体。
认真说起来，今存唐赋的数量超过以前各代所存赋作的总和；从赋的发展上来说，也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文赋中的一部分摆脱了齐梁以来堆砌华丽辞藻的风习，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语言趋于平易明畅，形式上也富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的程式而有所创新。另一部分，沿着骈体赋的路子，形成更讲究偶俪、藻饰，形式上限制更严而且限韵的律赋，使文人在充分发挥汉语修辞上的布置之美、色彩之美、建筑之美的基础上，可以进行穷尽性地探索。律赋虽因科举而兴起，但其创作并非全出于科举的目的，也有一些抒发作者真实思想感情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其中所反映出的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和汉语表现功能上的正奇相生、千变万化，也令人叹为观止。
总的来说，唐赋可以说处于南北朝以后骈散分道发展时期。与此前赋作比起来可谓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很多卓越的诗人同时也是赋坛高手。即便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也在赋作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清代学者王芑孙《读赋卮言》中说：
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
这才是符合实际的评价。
宋、金时代，除北宋时中原地区相对处于统一、稳定的形势下之外，南北王朝的对峙与战争长期存在。所以，这是一个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也是南北朝以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总体说来，这一时期赋的创作成就不能同唐代相比。但宋金赋也有它的特色，反映了赋在不同历史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变。这为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新、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经验。
诗在盛唐凭借魏晋南北朝和初唐在语言、表现手法、意境创造等方面积累的经验，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中唐白居易从通俗平易方向试图超越李杜，韩愈从雄奇险异方面试图超越李杜，虽未能至，然而也大大地丰富了唐诗的品类，开拓了唐代诗歌苑囿的境地，贡献是很大的。宋代诗歌一方面向说理、议论的路子上去探索，一方面向体现学力和文化底蕴的路子上去探索，形成宋诗的特色，此后直到清末，“宗唐”、“宗宋”仍然是诗人们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宋诗并不是在唐代辉煌成绩的比较之下毫无成就。宋代赋的发展，情形与此近似。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
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
所谓“俳”，即讲究对偶的骈体赋；所谓“律”，指进一步偶俪化并讲究音韵的律赋；所谓“文”，指文赋中的散体，其特征是一反过去不断向齐整、偶俪方面发展且要求愈来愈精、愈来愈严的路子，转而向自由轻松的方面发展，很有些向先秦时文赋形成阶段作品回归的意思。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以文为赋，语言自由，不事雕琢，追求平易晓畅的风格；（二）好发议论，往往在写景叙物之中说理论事，表现出一定的哲理性。元代祝尧《古赋辨体》评欧阳修《秋声赋》云：
此等赋，实自《卜居》《渔父》篇来，迨宋玉赋《风》与《大言》《小言》等，其体遂盛，然赋之本体犹存。及子云《长杨》，纯用议论说理，遂失赋本真。欧公专以此为宗，其赋全是文体，以扫积代俳律之弊，然于三百五篇吟咏性情之流风远矣。《后山谈丛》云：“欧阳永叔不能赋。”其谓不能者，不能进士律赋尔，抑不能风所谓赋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