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民间歌舞词，歌词要与演唱所用乐曲相合，所以保留了句中的“兮”。《离骚》是屈原在北方诗歌和楚民歌基础上创造的新的诵诗形式，要将句子变长以增大容量，增强表现功能，所以在楚民歌基础上，将其中有一定语法意义或某种词汇意义的泛声的“兮”，置换为直接表示这种意义的虚词。为什么不直接用六言句，而用在原“兮”字的位置用虚词的办法呢？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屈原没有留下专门的文学或美学理论的著作，但他的这个思想的正确与深刻，已被两千多年来大量的经验与教训所证明，而且也是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不重视听众、观众、读者的接受心理而一味求新的人，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也都是具有很深文化素养，对过去长期积累的创作经验有深入了解的人。
到屈原的《抽思》《惜诵》《思美人》《离骚》等作品产生，才出现了完善的诵诗，才有了成熟的“不歌而诵”的韵文作品。因此，先秦时代的骚赋，我们只从屈原的《抽思》《离骚》等录起，其他的即使形式上接近，但并没有“诗赋两栖”的特征，所以不予收录。
然而，即使这样，包括屈原晚期所作《涉江》《哀郢》《怀沙》，唐勒《远游》《惜誓》，宋玉《悲回风》《九辩》，景瑳《惜往日》，其成果也是相当丰厚的。《离骚》不仅是我国抒情诗的无可比拟的典范，也是骚赋的无可比拟的典范。班固《离骚序》云：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
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宋初著名学者、词人宋祁之语说：
《离骚》为辞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宋玉、唐勒、景瑳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对骚赋加以丰富和发展。他们发展了骚赋铺排的特征，而宋玉的骚赋在心理描写和借助自然现象以抒发感情方面，大大发展、丰富了屈原的抒情手段，使骚赋在心理描写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唐勒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同当时齐楚一带流行的神仙家思想结合起来，在原始神话之外引进不少新的意象，使得展示作者思想意识的材料、部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游仙诗、游仙赋方面，给后代以很大影响。景瑳之作比较质直，在艺术表现手段上无大发展，就屈原浪漫主义手法来说，继承也不是很到家，但他接受了屈原法制思想，在张扬屈原精神方面具有其他任何篇章都不能替代的作用。其对后来辞赋在思想、精神、题材上的影响，由西汉时代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即可看出，不用多说。
三
古代各种赋的体式中，作为赋的主体，集中反映着赋的特征的，是文赋。《文心雕龙·诠赋》所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只是指出其表现的手段或曰艺术特色，并未能指出赋起于何种文体；可以看作是辨别何者为赋，何者不是赋的原则之一，但还未能指出赋的源头。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中指出：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有的学者以为章氏指出了文赋的源头，其实是有问题的。章氏基本上将先秦诗歌和史传之外的文体全提到，好像先秦史传之外的散文都是赋的上源，实质上问题并未解决。
前人所说的“不歌而诵”、“登高能赋”，总体上指的是出声而读。据此，章学诚认为赋来自诸子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诸子之书主要讲求传播思想，要人们去阅览、思考，不讲究诵。赋中“述客主以首引”，以问对引出描写或议论的方式，同寓言中的对话也是两码事。《韩非子·储说》实际上是寓言集，将一个个可以用来喻说事理的小故事分类编辑，只是在篇首将各篇寓言的主题概括为一两句话连缀起来，以便应对中容易想起，乃是后代“序录”的先河。章氏以之为赋的滥觞，并不确切。赋中的铺采摛文同《吕氏春秋》的征材聚事有相近之处，但不完全相同，一侧重于描写，一侧重于征实。章氏只有一点说得接近事实，即所谓“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应该补充的是：不仅苏秦、张仪的说辞，战国时代很多著名的辞令、对问都是事先准备好书面文字，然后据以陈说，正式礼仪场合则诵读之。史书中记载的一些整饬的论说文字，也多为书面文字，史家只是以问对的形式载入。《战国策·秦策一》的《苏秦始将连横》载苏秦说辞，开始为“说秦惠王曰”，后面说“秦王曰”，然后又是“苏秦曰”，好像是当面对话，而末尾云“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可见以上所录秦苏之语，全来自上书陈辞。《战国策》中不少大篇议论，看似对话，其实都是书面的辞令文章。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将见于《史记·滑稽列传》的《淳于髡讽齐威王》和见于《战国策·楚策四》的《庄辛说襄王》皆录入“辞赋类”，不愧为对古代文辞义法有深入研究的大家；他能这样做，应是泛览群籍，认真思考的结果。刘师培《论文杂说》第一四云：
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
又引《汉书·艺文志》之语，然后云：
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有当于诗教。
他一方面将“诗赋之学”完全归于行人，不及其他卿大夫及游士；另一方面又只从“赋诗言志”方面言之，归纳《左氏传》所载行人在各种场合下赋诗的类型，不及辞令。总之，刘氏也未能指出文赋形成的根源。
如上一部分所说，行人赋诗是歌诗向赋诗转变的一个环节，同赋的较直接的关系是形成了诗体赋，并为骚赋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而文赋基本上是由散文孕育发展而来，它的较直接的源头，是行人辞令、臣下的议对（对问、谏说、上书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对本国君主的议对不成功就不只是事情办不成，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所以就要格外地讲究论说的方式和技巧。
关于行人辞令同赋的关系，前修时贤论及者较多，不准备多谈。这里只将前人对《汉书·艺文志》“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句话的误解，稍作澄清。
晋左思《三都赋序》云：“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则左思、刘勰俱误解了《汉书·艺文志》所引《传》中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意思，以为指的是后世所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样的登高感怀而即兴赋诗。班固在这句话下面解释说：
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先秦时诸侯交接盟誓的礼仪，都是在台上举行的，故《史记·孔子世家》载齐鲁夹谷之会，“为坛位，土筑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齐国企图占上风，在有司喊了“请奏四方之乐”以后，让一些人手执羽祓矛戟等鼓噪而至。孔子见状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下面还说到齐人又让“倡优侏儒为戏而前”，孔子也是“历阶而登，不尽一等”。因为这次是两国国君间的盟会，孔子只是陪同，所以在台下；要向台上说话，需上台阶，并且在上到最后一阶前便停下来。可见盟会是在台上。《春秋》载庄公三十年春“筑台于郎”，其夏“筑台于薛”，其秋“筑台于秦”，皆同诸侯间交接有关，当年《左传》载“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应即其一。至于盟会中赋诗言志的事例，《左传》中记载很多，这里不必罗列。有的卿大夫不能恰当地赋《诗经》中某诗以表达自己的意思，或对方赋了诗而茫然不知，不能明了其意，都是有失体面的事，会显得缺乏文化素养。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齐庆封到鲁国，叔孙豹陪同吃饭，庆封对叔孙豹表现出不敬的行为，叔孙豹即赋《鄘风·相鼠》，因其中说：“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耻），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而庆封竟毫无反应。后庆封被国内攻打，逃于鲁，叔孙豹设便宴，庆封又表现出疏于礼节的行为，“穆子（叔孙豹）不说（悦），使工（乐师）为之诵《茅鸱》（佚诗，刺不敬），庆封也浑然不知。鲁人即以其为丑事而讲述，以为借鉴。庆封算是贵族中的大草包，在当时十分少见，但一般人不能恰当应对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孔子对他的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是从赋最早的源头及赋诗活动对”赋诵“功能的强化方面言之，未提及行人辞令对赋形成的影响，但他看到了行人在外交活动中的辞令同赋的发展的关系。这是十分重要的，不应漠视，更不能误解。
下面着重谈谈”议对“对于赋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先看一看《战国策·楚策一》莫敖子华的《对楚威王》。其开头威王问莫敖子华之语，点出全文主旨为论”忧社稷“之臣。莫敖子华对曰：”如章（子华之名）不足知之矣。“这里荡开一句，有多层的含义：
（一）马上回答了，楚王未必信。因莫敖子华不知威王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迫切程度，及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的信任程度。
（二）对于威王不知楚国历史上有很多”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之人，多少感到失望，不先作回答，可以使王想一想。
（三）对威王认为臣子只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而忧社稷者“方是社稷之臣，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但不正面反驳，而只是表示自己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四）自己可以有时间作一点回答的准备。看文本，下面的回答可能是莫敖子华写成了书面文字呈上的，但也有当时回答了，后来补记的可能。
在威王说”不于大夫，无所闻之“之后，莫敖子华才说：”君王将何问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这一方面是对威王狭隘看法的一种否定，另一方面作为纲目，引起下面的文字。则其”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十分完善，而且摇曳多姿，引人深思。
文章的主体部分有五段，为并列关系，依次同开头所说忧社稷的五个类型的人相应，每段文字都描写生动，富于文采。这种由并列的几部分组成主体部分的结构方式，上同楚国民间和宫廷流行的招魂词相似（由屈原的《大招》《招魂》可以看出），下同屈原的《卜居》《渔父》、无名氏的《说弋》、庄辛的《说剑》《谏楚襄王》、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钓赋》相似，实为《七发》体之滥觞、文赋的上源。就其结构言，合于司马相如论赋所云”合綦组以成文“的要求；就其内容而言，也正是司马相如所说的”总览人物“［15］。这五段之后为结尾：
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华对曰：”昔先君灵王好小要，楚士约食，冯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恶，就而不避。章闻之，其君好发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这才是真正的”卒章显其志“（白居易《新乐府序》），比起宋玉《高唐》《神女》以后骋辞大赋的”劝百风一“、”曲终而奏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赞附扬雄语），不知要有力多少倍！
无名氏的《说弋》、庄辛的《说剑》《谏楚襄王》同宋玉各赋之间在结构、语言风格上的相近情况，不必一一述说。这里要再一次指出的是：当一种文体、体式发展为另一文体、体式之后，原来的文体、体式也还仍然在文学、文章的苑囿中存在着，只是不占有主流地位。行人、纵横家及一些文人的辞令、对问发展而为”七体“，但辞令、对问的形式仍然活在作家文人的笔下。
以上是从文体衍变的方面言之，下面由传播方式方面谈谈辞令和对问在赋的体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引《传》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应是来自于先秦的旧说。《国语·周语》载邵穆公之语：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楚语上》载左史倚相之语：
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
看来，从西周时代开始，不仅诸侯交接仪式中要诵陈辞令、庆贺吊问，君王身边也常有人诵读具有借鉴意义或娱乐功能的文字，以便其了解古代的经验教训，知道古人的嘉言善语，同时也可以愉悦其心情，调解其情绪。《左氏春秋》是瞽史以鲁《春秋》所记历史为线索，专为君王讲春秋三百多年兴亡成败故事的底本，它既以历史的基本事实为框架，事件、人物、地点、时间有所依据，而且在叙述描写细节上又表现出瞽史艺术创造的才能。”矇瞍赋诵“，也应是根据某些文献选取嘉言善语，稍加剪裁整理，俟君王闲时加以讽诵。这应是文赋形成的源头之一。因为这些言辞的传播方式是”赋“，是”诵“。《国语》的《周语》《鲁语》《郑语》《楚语》及刘向据当时所存旧籍所编的《说苑》中有不少即属此类。如《国语·楚语上》的《伍举论章华之台》篇：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
这同莫敖子华《对楚威王》的开头相似，都是因君王之语，引起与之相反的一番议论。下面三段文字，完全针对灵王的”台美夫“这句感叹而发，虽然不是完全并列骈联的关系，但各段文字大体相当，又多排比、对偶句，也很有后来文赋的风格。第一段讲了好坏两种情况。先讲”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第一句作领起，以下按对偶排比的关系分行列出为：
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
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
民不胜时务，官不易朝常。
问谁宴焉，则宋公、郑伯；
问谁相礼，则华元、驷；
问谁赞事，则陈侯、蔡侯、许男、顿子，其大夫侍之。
然后总括一句：”先君以是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作为收束。其段内结构是：
领起句
排比句一（偶句上，偶句下）
排比句二（偶句上，偶句下）
排比句三（偶句上，偶句下）
排比句四
排比句五
排比句六收束句
接着由”今君为此台也“引起下一层，以与上一层对比。先是四个排比句：
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
小结二句：”举国留之，数年乃成。“然后说：”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而后使太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而仅得以来。“其场面则：”使富都竖赞焉，而使长鬣之士相焉。“最后总括一句：”臣不知其美也。“与上一层结构相似。
第二段以”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开头，论治理国家者应如何看”美“，其议论风发，实是中国美学史上一段重要文字。
第三段以”故先王之为台榭也“领起，以下按对偶排比的关系将前半段分行录出，为：
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
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
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
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