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发生过一些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6.软硬兼施，恩威并重
发现有能耐的人不难，但要想用好有能耐的人，却需要一定的本领。毕竟，人都会有缺点。要想用好一个人，首先应对其缺点有足够的认识，然后利用其缺点来征服他，充分挖掘他的能力，为己所用，此种方法在曾国藩的用人之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在用人的时候，将刚柔之道运用得恰到好处。他的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使得效力之人尽职尽忠，让人佩服。
刘铭传是淮军中有名的将领。他出生淮北，身上带有一股粗野豪迈的味道。在他18岁那年，一次，他不在家，家人遭到土豪的勒索，父亲和哥哥被吓得跪地求饶，并将家里财物交给了土豪。刘铭传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要为家人雪耻。
后来，他找到了那位勒索父亲的土豪。这位土豪见到刘铭传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并当着手下的面侮辱他。刘铭传抓住机会，上前一步，抢下一把刀，顺势砍下了这位土豪的脑袋。
从此，刘铭传在当地出了名。他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队伍，横行乡里。
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勇，并且立即将刘铭传的队伍扩充到淮军中，并起名为“铭军”，由刘铭传指挥。李鸿章看好“铭军”，花了不少财力来改进该军装备。刘铭传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带领铭军立了不少军功。但让李鸿章烦心的是，刘铭传为人狂妄，难以培养。
剿捻的时候，曾国藩要借用淮军，李鸿章索性将铭军调给他，由他指挥。当时，曾国藩手下还有一员猛将，他就是陈国瑞。陈国瑞是湖北人，少年时便加入了太平军，后来他投靠了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此人骁勇善战，很有胆识。在一次作战过程中，他正在营中吃饭，敌方炮弹将其手中酒杯击碎，他面不改色，操起椅子便坐在营房外，向敌军方向大叫，要敌军向他开炮，令手下士兵敬畏。
两名猛将都没有读过书，有才无德，难免发生矛盾。二人所带军队在军营里发生过两次械斗，令曾国藩头疼。曾国藩苦苦思索，欲寻找一个好好使用二人的方法。
刘铭传有勇有谋，所率铭军装备先进，战斗力强。为了让刘铭传听从指挥，曾国藩用了独特的办法。每当刘铭传有过，曾国藩总是对他进行严厉批评，但对其过失并不追究。刘铭传也因此对曾国藩有了敬畏之心，不再狂妄。后在曾国藩的调遣下，他率领铭军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陈国瑞因为佩服僧王才为他效力的，要想使这个桀骜不驯的人为自己效力，自然应该让他对自己心服口服。陈国瑞违反军纪后，曾国藩先是义正辞严，尽数落之能事，灭掉他的嚣张气焰，然后转移话题，夸赞他的优点，称赞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将陈国瑞治得服服帖帖。
然此人本性难改，一旦回到营中，便将曾国藩的命令抛诸脑后。曾国藩见软方法不行，立即向清廷请旨，要求撤去其职位。陈国瑞知道后，顿感惊慌，向曾国藩求饶。
曾国藩用人的确很厉害，要不然，如此强悍的两位猛将是不会听他摆布的。也正是因为曾国藩会用人，才会有很多出色将领敬畏他，愿意为他出生入死。
鲍超是曾国藩旗下的一员猛将，参加湘军之前，以担水谋生。因为生活窘迫，将妻子抵押他人。后来，因战功卓越，屡次受赏，才将妻子赎回。
鲍超任浙江提督之时，一次，他在家中学写字。提笔良久，却无从下笔，最后仅在纸上写了一个“门”字，落笔处没有带钩。府中一幕僚告诉他说，“门”字的右边有一小钩，鲍超心情不佳，闻言大怒，直指客厅正中大门说：“门的两边不都是直的吗，哪里有钩！”这位幕僚见墙上有副曾国藩赠联，上有一“门”字，便急中生智，告诉鲍超，曾大帅写门的时候也带有钩。鲍超抬头一看，果然如此。当即便跪地，对着曾国藩的赠联连磕三头，并说道：“先生恕吾武人！”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手下人影响之深！
7.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有人被“打脱牙”后，便会将“血”喷在施暴者脸上，但曾国藩却不同。他会将嘴紧紧闭住，将被打脱的牙齿就着血咽进肚里。
梁启超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
卞和便是具有忍者风范的人物。
卞和，楚国人。他得到一块璞玉，当即献给楚王。然楚王并不识货，仅认为卞和所献之物不过一石头，以欺骗之罪将卞和左脚砍去。卞和忍痛度日，待新王即位，又将其璞玉献上，他又因此失去了右脚。卞和仍不甘心，继续忍耐，等待机会。待下一个楚王即位后，献璧成功。
和卞和一样，曾国藩的忍可以说是到了极致，曾国藩不仅自己能忍，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
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同时，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脱牙和血吞，做咬牙立志，徐图自强的“好汉”。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进行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并拥有发动北伐的基地，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非常清楚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军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统治者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情形并没有彻底改善。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对于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纪律涣散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故诸人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其致失败由此缘故。
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他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曾国藩决定将王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
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反省自身、改造缺陷、励精图治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话说，还要看“天意”了。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这样说过，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里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自知之明，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及时调整，就是要马上去掉不利成功的因素，发扬有利成功的因素。
8.筹建淮军，增强实力
在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强大的军队无疑是支撑国家的重要力量。军队素来是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没有了军队，国家将失去依靠，任人宰割。曾国藩明白此理，为了有力地打击太平军，曾国藩建立了湘军后，又开始组建淮军。
早在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与太平军人数相比，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不得不奔赴各地作战，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次年，他便呈上奏折，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被耽搁。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了，它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后来，马从震投奔了曾国藩，并在曾国藩的指示下，招募了一批淮勇，建了一营，这就是后来的震字营。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是曾国藩于1860年选编而成。
1861年年底，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的旧有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李鸿章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李鸿章谨从师命。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李鸿章道出了自己的难处：淮勇的实力有些单薄，很难肩负起重任；手中虽握着几个营的兵力，只有张遇春所带的营是老兵，其他营的淮勇都是新兵。无论是出城迎战还是在城内防守，都很难确保城内的安全。李鸿章希望曾国藩能够抽调一些湘勇来增强淮军的战斗力，以便攻守。曾国藩分析利弊，陆陆续续地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
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它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军进行了检阅，感到满意。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对它的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在作为淮军骨干的这13个营中，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由韩正国统带；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由程学启统带；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二营是由曾国藩的属下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湘人组成；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因此，淮军虽不是曾国藩亲自组建，但仍被曾国藩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