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必须有敢于承担重任的决心和勇气。曾国藩从办团练起到剿灭太平天国，时时刻刻在替清王朝分忧解难，这也是他深受重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担当大任打硬仗。
1.危急之际，靠自己渡难关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当人处在危难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如果危难之际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而官文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也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傲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算还过得去。至于李元度，书生气十足，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身边总算是又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则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正在此时，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天京发生内讧。
求救、自救、天赐良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2.以坚韧来应对困境
成功的因素多种多样，在大致相同的情况或条件下，意志力的作用决定结局的成败，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资质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国藩苦撑大局终获成功，这得益于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力于坚忍二字极大，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写作《湘军志》的王恺运极为钦佩。他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二月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观览曾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忍”面对。“坚忍”一次可以，“坚忍”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忍”，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为四弟、季弟亲耳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河防”是曾国藩和刘铭传二人共同提出的镇压捻军的策略。但由于“河防”的效果没有很快显示出来，曾国藩也就没有因此建立业绩。于是，很多人开始议论，认为“河防”没有什么作用，并提议将其废止。由于镇压捻军不力，曾国藩在不久后便离职，不再负责此事。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放弃“河防”，他将希望寄托在刘铭传身上，希望他能够不为舆论所动摇，坚持到最后。为了坚定刘铭传的信念，加强其信心，曾国藩还以自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来为他鼓舞斗志。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河防”定能够起到镇压捻军的效果，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同时，作为李鸿章的一位大将，他还要受到李鸿章的管制。此时的李鸿章几乎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了，听从曾国藩意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刘铭传一直坚持“河防”策略，并使得统帅李鸿章接受他与曾国藩提出的这个策略，最终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坚忍在战场上有着很大的作用，从古战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三国时的司马懿便是一位坚忍之人。
诸葛亮率领蜀军长途奔波，赶至渭水南岸，准备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交战。
当敌军远道而来，最好的作战方式便是采用消耗战。因为敌军此时处于被动地位：长途奔波，车马劳顿，人员疲惫，战斗力减弱；由于在异地作战，军粮供应不能够顺畅。诸葛亮和司马懿同为军事家，都深谙其中道理。故诸葛亮欲速战速决，而司马懿却按兵不动。
为了引司马懿出兵，诸葛亮采用了“激将法”，他将一套妇女服装送给司马懿，嘲笑魏军软弱，不敢应战，想借此惹怒司马懿出战。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用意，他认为诸葛亮没有其他办法，再加上魏国实力比蜀国雄厚，打消耗战定会取胜，所以不为所动。
然而司马懿旗下众将士却不能忍受蜀军的侮辱，想出城与蜀军一决雌雄。为了稳定军心，解除将士愤怒，司马懿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并向魏帝曹睿上奏，请求开战。曹睿一看司马懿的呈书，顿时心领神会，派人持节杖前往司马懿大营，严令不许开战。
诸葛亮的激将法没有起到作用，考虑到长久消耗定会对全军不利，于是立即撤军。
“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曾国藩不仅自己以坚忍立业，而且对坚忍之人亦非常佩服。
曾国藩曾夸奖过太平军将领林启容异常坚忍，不能不令人叹服。不过林启荣身为敌方，这令曾国藩感到可惜，为此，曾国藩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至林启容大营，希望他转投清廷。
凡有坚忍毅力之人才可以做到一生坚持不懈，曾国藩做到了，这使他在多次饱受挫败之苦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