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有时会受到运气的限制，因此，切不可心浮气躁。郁郁寡欢是养生的大敌，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名利之心，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对于好多烦恼，以一颗平静的心态待之，自然就化解心结，心情舒畅。
3.俭以养德，贫而自强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纵观历代的贪官污吏，或口腹之欲，或声色犬马，或酒色财气，皆与贪欲有关；而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
古语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先秦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俭可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心也。
“俭”在“养德”、“养寿”、“养神”、“养心”四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俭”虽一人之作为，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俭”字在治家、为官、治国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作用。
曾国藩崇尚节俭，他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媳妇所做，而且，他平时舍不得穿新衣服，往往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在饮食上，他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后来官至大学士，除非有客人来，他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曾家一直就有俭朴持家的风范，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之始，他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经常教育子侄，不要穿华丽衣服，不要多用仆婢雇工。做到后者不仅可以节省钱，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有这样的传统：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要亲自纺织。不仅如此，男子在选择配偶时，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而是选择勤俭之家，以免沾染奢惰之习。
曾国藩的节俭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也有所体现。他告诉家人要把生活中的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收集起来，以备使用。他说：“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这种变废为宝的方法，既节省了财物，又养成了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很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相伴终身。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治家则首倡以俭。因此，他曾专门写信告诫四弟要节俭，他这样说：“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做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做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做。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总之，他告诫家人，要爱惜物力，保持寒士之家风。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潢对此功不可没，但是曾国藩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曾国潢是曾家诸兄弟中最勤劳的一个，但是，他还是未达到曾国藩的要求，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保持节俭家风的坚持，实属难得。
在湘军将领中，兄弟一同参军的大有人在，但家族常保不衰的，却只有曾家，是因为曾家有专人主持家政，并且能以俭持家。
元代名臣达理麻识理说过这样的话：“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在京为官时，曾国藩勤俭节约的习惯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行之一生。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游，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其中，吴廷栋是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直贫寒，却以俭自强，从不愿求助他人，在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即使日食不给，也能处之晏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便带着三百两银子前去探望他。当询问起他近来情况，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曾国藩领会了他的深意，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曾国藩的旧交大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持身节俭，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鼎力相助。但是一个人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轻贱。生活奢侈，会刺激自己的物欲，这不仅会破坏自身形象，也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不利于自立自强。
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想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
4.戒除恶习，克服弱点
宦海风波，仕途通塞，因为个人能力或性格的问题而遭遇坎坷与打击，在所难免。曾国藩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戒除不良习气的决心与勇气，就不能够担当大任，所以，置身官场，应该注意自己的习惯，力戒自身恶习，警惕自己的弱点。
虽然一个人的性情与品性是很难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庸》中这样说：“天命之谓性。”品性似乎是天定的，因此一般不容易改变，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已经把一个人的性情牢牢地定格在那里，因此，人的性格和饮食男女之性，是不容易发生改变的。
《中庸》中提到的“天命”之性，没有善与不善之分，但是，人在后天的环境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于是，人的性情逐渐发生改变，才有善恶之分。因此，人的性情与品格既有天命的成分，也有后天的影响因素，这样，对于受后天的影响而形成的品行是可以改变的。
既然人的性情与品格可以改变，那么对于食色之性也可以改变，虽然食色之性没有善恶之分，却有适度与否的问题，如果不适度就会影响人的身体，这是一种习惯，人的性格、品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后天环境中的习惯有关。
曾国藩初到京师，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无任何特殊之处。他每天的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说他的官职做大了，而是他把这种应酬作为一种消遣时光的方式。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曾国藩经过深造，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了翰林院。这一官职深得好多人的羡慕，因为，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在中央做官，所受的俸禄并不一定就要比地方的高，但是却有好多机会去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了靠山或者有人提携，自己的前途就宽广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央做官，属于“天子近臣”之位，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有才华，就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也会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在地方做官则不然。
在翰林院做官，曾国藩“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每天在吃酒、读书、闲侃中度过，他这样感叹道：“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因此，他常常在《日记》中“检讨”自己，但每天却重复着这样的生活。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自察自改这种品行，就会沉迷其中，不思进取，也成就不了一番大事。对于翰林院的官员来说，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是每天在消遣中度日却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就出门拜客，白天会客，庆贺他人生日，晚上欣赏昆曲，直到深夜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自己的自责。他在“检讨”自己的同时，还在告诫自己力戒不良习气，他不断反省自己，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所致，虽然他可以强迫自己静下来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但是由于心浮气躁，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发现只有减少往来，才可以“渐改往逐之习”。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把自己的空余时间尽量放在读书上，以此来约束自己，达到自戒。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较差，经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他所拜之家大都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他“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
热闹非凡的一天结束了，晚上当他回到家中，有些惶然不适。妻子正在闹病，而且呻吟不断，使他情绪很乱，“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所见的佳丽美景与晚上病榻上妻子的呻吟之声，这种明显的反差使他实在无法忍受。此时，他的全身都为私欲所填塞，不能静下心来读书研究，因此理学功夫大减，每当听到别人谈论理学，便感到隔膜不入，于是，他感到后悔莫及。
后来，吴竹如来到曾国藩的寓所与他谈论理学，并谈自己的体验，认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曾国藩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他明知应该从“敬”字处下手为紧，他自己也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竹如来，久谈。久不克治，对此良友，但觉厚颜”。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曾国藩的此种“不敬”很快得到遏制，他逐渐成为一个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人。
为了将来能有所作为，他严格控制自己的****，甚至对于夫妻间正常的情感交流也有很大约束。按照儒家的思想，“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一旦膨胀就会一发不可收，终会妨碍大事业，因此，他坚决不纳妾，严格自律自己的生活作风。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这是他品格的突出之处，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样的。
为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惯，实现“澄清天下之志”，曾国藩对自己提出三戒：吃烟（鸦片）、妄语、房闼不散。他以“三戒”严格要求自己，后来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认为吸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不利影响，应酬太多，难以集中精神做事，就会出现差错。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他还说：“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因此，刚开始戒烟时，他经常找朋友们下棋、聊天，以此来打发难熬的时光。
曾国藩不仅有此“三戒”，其实还有“一戒”，就是戒围棋。他早年就有弈棋的爱好，与好友聚在一起，大家往往要弈棋几局，然后再饮酒畅谈。但是，下棋须精神贯注，因此很耗心血。曾国藩决心戒掉围棋，但几次欲戒也戒不成。
曾国藩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比如，听戏或者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等，除此之外，在“正业”之余，他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书。但是，戒除下棋的嗜好使他伤透了脑筋，他认为“溺情于弈”不仅有碍于进德修业，而且颇耗精力，他讲究养生之道，身体略感不适，便决定戒棋。忍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棋，可是最终没有戒掉。以后，无论是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每日必下一二局不可，直到他去世。曾国藩做事一向有恒心，但是却戒除不掉下棋，走不出“围城”，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其实，围棋是一种缓解紧张精神的“转移法”，他长年殚精竭虑于军事谋略和仕宦琐事，当然是必须有转移注意力的渠道才能得到片刻休息的。
能否做到自律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性格因素之一，克己修身可以使人的意志变得坚强，保持良好的作风以及高超的技术，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做到克己修身，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才能达到“得道多助”，否则“失道寡助”。曾国藩深明此理，因此，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非常重视“修身之道以律己，以身垂范而教人”。曾国藩勇于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气，从而使自己的品性得到不断完善。
关于如何防止人生和事业的失败，曾国藩提出了戒“傲”戒“惰”。他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莫不皆然。”因此，他告诫自己要戒“傲”戒“惰”。曾国藩发现“愤激愈久”与“得意愈久”，都有可能产生傲气，因此，自古德厚修深者都把“戒傲”作为自己人生修养的必修课，而他将“戒傲”作为自己终身的修养。
他在给四弟的信中这样说道：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