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情况下，当大局面临困难的时候，为了支撑大局可以采取忍让的态度，以息事宁人的方式避免矛盾的激化，使事情逐渐改观。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深刻感到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太平军，恰恰是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和弱点，阻碍了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缺少战斗经验。因此，在湘军组建最初的六七年中曾国藩仅仅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但遭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在这种境遇下，曾国藩能够立足并逐渐壮大，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的结果。
1858年6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然作战勇敢，然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时逢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来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9月间，安徽的败讯传来，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六千余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时过不久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在石达开率太平军由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但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可谓朝令夕改，这使得曾国藩感到无所适从。但曾国藩知道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只好委曲求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虽有其益处，但也要付出极大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率兵攻下安徽的军事重镇安庆，千里长江一带已完全在湘军的掌握之中。曾国藩准备分兵三路，占领江浙地区，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致命一击。
然而，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同样很多。和他亲密合作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因积劳成疾病死，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合作伙伴。曾国藩异常悲痛，为之彻夜不眠。
在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有时不听调遣，使曾国藩大伤脑筋。曾国藩依然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处世原则，没有激化矛盾。
前线的战况也不利，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开始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再加上军饷时有拖欠，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在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由于缺乏军饷，甚至到了每天喝稀饭度日的程度。几个月不发饷更使士兵怨声载道，曾国荃也感到那些家乡子弟兵难以约束。个别的士兵把营官捆绑起来索要军饷，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件不断出现。由于拿不出粮饷来满足士兵的要求，曾国荃也感到十分为难，对上述情况只好听之任之。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情加重，无法约束随时都有叛变可能的湘军；一方面面临着清廷的猜疑和言官的谤劾纷至沓来。
当时湘军缺饷的情况在各大部队中都十分严重。曾国藩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面对这样的混乱情况，病情更加严重，不时出现呕吐、牙痛和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的症状，只好奏请回家调养。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好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切实体现了曾国藩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的处世观，为了苦撑大局，曾国藩只得如此了。
6.为官四忌：昏庸、傲慢、贪鄙、狡诈
中国古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是下属和百姓学习效仿的楷模，官员的修养道德至关重要。昏庸使官员决断错误，傲慢会丧失人心，贪鄙使官员目光短浅，狡诈使人对官员心生厌恶。因此，为官者对官场的忌讳一定要坚决杜绝。
不少居官为宦的人不得善终，有的是犯了罪，违了法，也有的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究其原因，是犯了官场的大忌讳。
居官而败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或是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不当，或与时代不合拍。但曾国藩总结的高官失位四点原因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即昏庸、傲慢、贪鄙、狡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以前把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写在自己的日记中用来自警。现在怕时间长久遗忘，所以再次写出。
居官四败是昏庸、傲慢、贪鄙、狡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则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曾国藩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如果不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必须力戒四败，其中以戒昏惰任下为最紧要。欲不昏惰任下，必须要有知人之明。曾国藩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我过去阅历很浅，实行起来时不免把握不准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发现了塔齐布这个人才。当时，军营风气不好，官兵遇事退缩，训练漫不经心，整日无所作为，纪律涣散，发现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不容易，因此我十分器重他。
除他之外，我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将不同的人混为一谈，依着我的胸怀对此实在难以容忍。我认为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志士贤人心灰意冷，偷奸耍滑的人却得意洋洋。
所谓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使事业兴旺。曾国藩确实有知人之明，曾说某人可以为营官；某人可以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劳善终。后来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功勋卓著，最终战死沙场。曾国藩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后来都有所应验。
有知人之明，部下就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的时候，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薄弱，为了增加力量，曾国藩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为人暴虐，不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对刘铭传军配备着的先进的枪械羡慕不已，竟然产生了抢夺枪械的念头。
于是，陈国瑞率兵越过长沟杀人抢枪，竟连杀数十名士兵。刘铭传闻讯后恼怒不已，立即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并将陈国瑞的亲兵打死多名，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了三天，直到陈国瑞求饶为止。
事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图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
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已不满，对此次发生的火并事件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召见陈国瑞，历数其半生的功过是非，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
第一条，湘勇必须大为裁减，不许超过三千人，免致游勇生变；
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
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另立门户，独树一帜。
但陈国瑞借故并不执行。曾国藩丝毫不讲情面，连续三次弹劾陈国瑞，终使陈国瑞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这样，陈国瑞才不得不向曾国藩赔礼道歉，并表示愿意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7.为官不能凭一己之好恶
“公生明，廉生威”，官员在处理政事时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秉公执法。如果仅凭个人好恶来处理政事，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会事与愿违。因此必须查清实际情形，做出公正决断，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
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者，一定要根据情理处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处理事情，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他是遵循这一原则的。
金陵，又称江宁、石头城，乃六朝金粉之都。自魏晋隋唐之后，不仅是旅游的胜地，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人瞩目。几经兴衰后只剩下秦淮河一带的繁华了。明朝末年，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俱绝的名妓为秦淮河增色不少。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情景。
然而，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变得异常的萧条凄凉。直至1864年，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才又重新出现了。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比较保守，对秦淮河的画舫尤其看不顺眼，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询问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