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常教导儿子学习要专精。曾纪鸿天分不高，学习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等方面平平庸庸，无所长进。因此，曾国藩认为儿子肯定考不中，于是，他引导儿子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曾纪鸿便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数学进行苦心钻研，最终成为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李善兰将《几何原理》译成中文后，即由他作序。
与此同时，关于专精，曾国藩还有这样的告诫：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即必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因为专注于某一方面，结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曾国藩常常这样感叹道：“古往今来有大作为者，他们的才智只发挥到三成，而七成却没有用上。”
曾国藩对专精的大力提倡给沉闷的中国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学习的精神以及探索专业的激情，自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近代科学研究的路途。
古语有：“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这句话正是曾国藩思想变化观的浓缩。连“天道”都五十年一变，更何况国家、家庭、个人，更要随着周围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可以保持活力，使国家、民族、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
曾国藩是一位极具现实感的政治家，他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精妙之处，在他看来，西洋人的“专精”是值得学习的。在同治十年（1871）八月，他在致吴大廷的信中说道：“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才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
曾国藩以敏锐的眼光洞察着形势的变化，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他表现出了超前的远见与卓识。
4.能者为师，学以致用
曾国藩是封建传统社会最后时期的一位成大事者，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积极兴办实业，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于将倾，他的言行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不管师自何处，均无定法，只要学有所长，能者即为师。
因为懂得因时而变，曾国藩由一个保守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飞跃。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发生了三变：在京城时信奉儒家，在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在晚年功成名就后专研道家。可以说，这三次变化都是曾国藩懂得及时调整人生策略的表现。
就是凭着这种开明的观念与积极学习的勇气，在这种境界下，曾国藩把眼光放在了向敌人学习的基础上，他积极引进西方科技，兴办实业，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他把此举称为“自强御侮”之计。
名垂千古之人往往不是墨守成规之人，而是敢于因时而变之人、敢于开创新风气之人。曾国藩就是一个敢于变革与创新的人，他具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性格，他抛弃了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感，认识到了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重要性。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曾国藩积极学习西学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中后期，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把魔爪伸向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能主动向敌人学习，需要的不仅是眼光，更是勇气。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情况的不妙，他认为当前的“大局已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这样的肺腑之言：“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此可见，满腔愤恨、国事危机使他整天忧心忡忡，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列强每次发动侵华战争所倚仗的都是坚船利炮，中国也需要坚船利炮才可以自强御侮。因此，他认为办洋务实在势在必行。
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的远见卓识是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无所能及的，他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来镇压太平天国，他认为清政府“永远”的目标应是自强、御侮。他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成为兴办洋务的先驱。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就表现得很有远见，当恭亲王奕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他立即附和。与恭亲王相比，曾国藩的目光看得更远，他不仅仅满足于购买船炮，而是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这样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用来“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1862年2月19日，曾国藩随李鸿章、李鸿裔在安庆城下观看一只准备出售的洋船，此船“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不禁感慨万千、赞叹不止，这也诱发了他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他认为，“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功夫”。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曾国藩白手起家兴办实业，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仅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也很难得。曾国藩一直重视网罗各类人才，因此，在他军内也储备了一些人才。徐寿和华蘅芳这两位技术专家就是曾国藩新事业的顶梁柱，两位被曾国藩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了他们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
1862年3月，在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与不断研究下，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了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喜出望外，试验结果使他非常满意，他非常兴奋，洋人的长技终于被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他的满腔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已有成果在实际中还存在很多不足，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在水上行驶的完整轮船，中间还需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而且，若要进行大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这种设备要靠进口，曾国藩为此十分着急。这时，徐寿、华蘅芳把留学美国的容闳推荐给曾国藩，曾国藩非常欣喜。他通过李善兰去请精通西学的容闳。
此后，曾国藩多次召见容闳，奏准赏加他五品军功头衔，并且委派他远赴美国采购“制器之器”，以供“母厂”所用，同时给他白银6.8万两用于采购机器。1860年12月17日，容闳受命转赴美国购买机器。
在容闳远赴美国时期，造船工作仍在不停地进行着。经过不懈的努力，1864年1月，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火轮船诞生了。虽然轮船的体积很小，但却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欣然登船试车，他给这艘船取名为“黄鹄”号，他认为造船业可以使中国独立自强，他期望中国能像黄鹄那样，自由自在地“一飞冲天”，不再遭人宰割。
1865年6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一座美商的铁厂，该厂设备比较齐全，李鸿章将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对于李鸿章兴办实业的热情，曾国藩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865年春，容闳购买之机器抵运上海，曾国藩大喜，他特意为容闳请奖，并且将所购的机器归为“江南制造总局”，这为曾国藩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曾国藩兴办实业有决心、有信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焕然一新，蓬勃发展。当时有洋人这样评论道：“查各局之建，始于丁中丞日昌任苏松太道时，然不过小有规模而已。至曾国藩督两江，于局务事事讲求，且遣人往西国购买机器多件，于是局中制造，灿然可观。其于富强之道不甚伟哉！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篷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由此可见曾国藩兴办实业的雄才大略。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总局非常重视，1868年6月，曾国藩亲临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容闳建议曾国藩在附近设立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一批中国学生，让他们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这样，自行培养一批造船机械师和工程师，不用再受制于他人。曾国藩对此建议深表赞赏，于是，他马上着手兴办学校。这所“兵工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制器之师”，这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与希望。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艘轮船完工，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0月15日，曾国藩登上“恬吉”号试航。当初，曾国藩造“黄鹄”号时，他就视造船为开风气之先，“中国振兴之象”。现在，真正可以与西洋的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了，确实使人振奋。
曾国藩上《新造轮船折》，将“恬吉”轮船的试航情况向慈禧太后报喜。慈禧太后闻报，非常惊喜，随后发了一道上谕，夸奖曾国藩说：“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造成……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赏。”曾国藩按照时代的需求，苦心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方面，他深得当时当权者的重视与赏识，另一方面，他的创举也促使自己事业不断地走向发达与成功。
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时，他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后来他到上海再次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这是曾国藩办洋务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与此同时，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在制造机器时，用数字做推算，以图纸做记录。然而，由于中西方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人虽然每天与机器打交道，但却不清楚机器的使用、制造原理。因此，他认为唯有翻译才可以解决这一难题。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了一些外国有名的翻译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翻译，该翻译馆为造船业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是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馆。
同治末年，该翻译馆已经译有书籍10种，到光绪末年，已经达到一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很广，包括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也使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基地，也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曾国藩不愧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虽然是一介书生出身，但是，他在事业上却表现出超前的眼光与胆识。学无定法，能者为师，更展现出他的开明。
5.读书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曾国藩为官与人生上的成功，无不来源于他为人处世的智慧与所受的教育以及学到的知识，他的求学经历比较复杂，但是，他有着坚定不移的学习信念与毅力，他的一生都在学习，并且很有造诣，因此，他被誉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之一。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今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义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曾国藩生平处世与为官的经历无不与读书有关，可以说，他在处世与为官方面的成功，也是他读书的成功。他学习有方，通过不断地读书，他走上了仕宦之途，结识了许多良才益友，积极兴办了新型事业，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宏伟志向。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家庭，父亲对他们兄弟几人的教育很严格，他们从小就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曾国藩9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15岁时，能够背诵《周礼》、《礼仪》，并且还细读了《史记》与《文选》，曾国藩早年所读之书是他一生学问的基础，家庭教育的熏陶使他少年时就很显达，更重要的是，他把读书当作一生的追求，他发奋苦读书，读书成为了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曾国藩会试落第，他感觉自己功力欠深，便动身返乡。路过睢宁时，曾国藩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都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熟悉。他对曾国藩热情招待，并且借给他一百两银子作路费盘缠。曾国藩非常感激，路过金陵时，他在一个书肆看到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他爱不释手，毅然地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如获至宝，心里非常满足，从此便开始仔细研读《二十三史》。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将这部巨著攻读完毕，从此便养成了每天点史书10页的习惯，而且坚持了一生，此后，他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这为他以后研究学术、研究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以及治理国家与社会奠定了基础。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都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而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却不是最突出的，他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却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并对后世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与他持之以恒的读书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从举人通过礼部会试得中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非常优异，因此，他被道光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上实现了旧时代读书人应科举、点翰林的最高理想。但是，他禀性淳厚，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却以多病之躯，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以及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这为他后来出山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居京10年中，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向他们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前辈的教诲下，他自立课程十二条，并悉力以赴，终身行之不辍。他按照这十二条规定严格要求自己，使得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等，都取得了较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