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死。不，我既不愿意死，也不愿意愿意死。”
——乌纳穆诺第九章
“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岁，我还没有对象呢！我要活呀……”一位花季的姑娘，从发热到确诊，从确诊到死亡，总共不到50小时。她离别人世时，那双无力的手一直拉着医生的胳膊。
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继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被SARS夺去生命。她到北京打工才短短数月，可偏偏就撞上了2003年春天的这场震荡全中国的疫情。没多少时间，她便拉着爸爸和奶奶一起去了天国。康复后的母亲，天天在女儿、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悲痛欲绝的她几乎天天都在埋怨那个让她失去了亲人的北京。
这位母亲的埋怨，像SARS病毒一样，也具有传染性。古代人讳疾忌医，现代人亦无多大长进。在中国人的生死观中，死亡是一件令人极为恐惧的事情；绝大多数人都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不敢在言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当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中国蔓延开来的时候，死去的，何止是那些鲜活的生命，还有生之快乐。
2003年6月5日晚上，北京的一家餐馆里，聚了一桌吃饭的人。一眼看过去，他们中有男有女，年龄从20多岁到40多岁，有说有笑，与周围吃饭的市民们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声音高了的时候，就会有人手势示意“嘘……”他们不愿意自己谈论的事情被别人听到。这是一群康复出院的SARS病人。
到2003年6月15日为止，中国内地已经有4614名SARS病人康复出院，在北京有2015人。两千人，对于一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犹如海里的几滴水，有谁走在街上，会从对方的脸上看出“SARS”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却可能如同一种永远的烙记，也许将伴随着这些人的一生。
即使他们已经康复如初，和正常人无异，但只因他们曾经和死神擦身而过，周围的人就避之唯恐不及。是死亡过于强大，还是我们太过软弱？
厨师黄杏初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闻名的“逃犯”。理由只有一个：他是中国首例报告SARS病例。
时年36岁的黄杏初是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东方村人，在深圳打工多年的他，从饭店跑堂做起，凭着努力和天分，自学成材，成了一家酒店的厨师长，深受老板器重。黄杏初专做客家菜，而且对做菜很有天分，尤其拿手的是一道“三杯鸭”。有什么好吃的菜，老板都带上黄杏初，他吃上一两遍，就能做得比原来的还好吃。
他相貌平平，个子不高，微胖，混在人堆里一点都不打眼。平时话也少，只有谈及做菜的事情，才会活跃起来。这些年，他用打工攒下的钱为老家盖起了一幢三层的小楼房，是家里的顶梁柱。
黄杏初身体一向壮实，能徒手搬动上百斤的东西，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随便吃点药，第二天就好了。但这回情况似乎不太妙。
大约是2002年12月5日或6日的样子，黄杏初觉得不舒服，发热，畏寒，全身无力，于是到附近的诊所看病，医生说问题不大。到8日的时候，他感觉在诊所的治疗效果不好，就到医院去打针，仍未见好转，高烧到三十八九度。这一拖就是四五天。
“我们做厨师的，很怕热气天天熏，我以为是熏得不舒服了，就给家里打电话，我家里人就说你回来吧。”农村里讲究辟邪，老家人认为他可能撞邪了，就让他回柏埔镇家里养一养。然而回老家休息大约一个星期后，黄杏初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高烧不下。
于是，黄杏初在柏埔当地的卫生院住了两天，因为病情加重，便到河源市医院，随后又被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
河源市柏埔卫生院的刁少强医生给黄杏初前后看过两次病。他说，黄杏初是2002年12月初从深圳回到家的，当时发高烧40多度，脸部、颈部充血，全身酸痛。经诊断认为是重感冒，给他开了退烧药、感冒药，还给他打了针。第二天，黄又出现呕吐、干咳症状。由于不见好转，卫生院向他家里人建议，到河源医院去诊治。刁医生说，他一直以为黄杏初的病是发高烧、感冒，后来了解到他患的是非典时，自己也很后怕。但奇怪的是，自己虽然和黄杏初有近距离接触，却没被感染。
2002年12月15日，黄转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病情加重，出现呼吸困难。黄杏初的二妹夫黄小飞此时已辞了在广州的临时工作，专门照顾他。12月17日下午，在黄小飞坚持下，医院同意让黄杏初转到广州军区总医院。
此时，黄杏初已经神志不清，发高烧整整7天，检查发现高烧39.8度，明显的呼吸困难，全身发紫，第二天就上了呼吸机。黄杏初的主治医生，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说，他当时觉得非常奇怪，这么年轻的人，身体又这么好，怎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肺炎？令黄医生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由于上呼吸机时，黄杏初非常痛苦，医院出动了好几位医务人员才按住他，尽管如此，这个身体强壮的汉子还是一脚踹断了病床边的护栏。
2002年底，黄杏初病情好转，结束靠呼吸机维持的日子。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康复出院。当初黄杏初拔管时，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医生，我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出生了一样……”然而他没意识到，他被非典流放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就在黄杏初入住广州军区总医院的第7天，黄杏初的主治医师黄文杰接到了广东省卫生厅的通知，让他立即和地方5名专家赶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因为与黄杏初接触过的有11人被感染，其中有8名医护人员。此时，河源医院当初护送黄杏初来广州的叶医生被感染，也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
2003年2月6日，康复后的黄杏初回到深圳的酒楼上班。2月7日左右，关于非典的传闻铺天盖地般流传开来。“首例病人是河源的，传染给了河源医院好多医务人员……”在出院后的3个多月里，黄杏初遭受了他以往不曾遇过的艰辛与委屈。
黄内心开始产生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随着非典疫情的扩散，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我得的是不是就是非典呢？我是不是第一个？会不会是我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传染给家人和朋友呢？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医生也没有被我传染，我现在是不是还有传染性呢……这些问号一直在心中折磨着他。
自从有这种怀疑之后，黄杏初担心得病经历被人知道会影响酒楼生意，就跟老板主动请辞，但爱才的老板不让他走。2月20日，黄杏初所在酒楼由于属违章建筑被拆除。酒楼老板另择地装修，重新开张。此时非典疫情已愈演愈烈，黄杏初没去新酒楼上班，只跟老板保持电话联系，碰到厨艺方面的请教，都是通过电话讲解。
“没想到，就因为向媒体透露了黄杏初以前在我这里做过厨师，而使得酒楼开始陷入瘫痪之中。”酒楼的老板张仁（化名）说这话时，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受非典的影响，他原本生意兴隆的酒楼便开始冷清，食客稀稀落落。
肥仔叶是黄杏初当初所在酒楼的主管。他说，一开始谁都不知道黄杏初患的就是后来谈之色变的非典，包括诊治过黄的医生。直至他从网上看到一篇题为《首例非典患者失踪之谜》的文章，“足足吓了一跳”。
张仁和肥仔叶均说，原本酒楼并没有受到黄杏初的影响，就因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而使得酒楼牵扯进去了。如今，大多数人在读到报道而得知酒楼的名称后，在经过酒楼时，都会用怪异的眼神往酒楼里探头，更不要说有食客进楼用餐了。
“我们也没想到，酒楼会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对于路人和食客的举动，张仁既好笑又好气，“我们现在被彻底中伤了”。他一再声称，从黄杏初患病到现在，酒楼里的60多个员工，未有一个被传染。
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黄杏初对此仍是倍感自责：“深圳的一家报纸把我们老板新的酒楼的名字、地址都登了出来，有一家香港媒体还登了酒楼的大照片，说我在那里工作过，现在酒楼生意一落千丈。以前酒楼一天能做几万元生意，报纸登出来那天，只有6个人去吃饭。”
不管怎样，非典真的来了。虽然黄杏初幸运地逃脱了非典的魔爪，但是有更多的人却因为非典而丧命。各式各样的口罩、到处可以闻到的消毒水气味、不断翻新的患病人数，2003年的春夏之交，非典的气息几乎弥散到中国任何一个角落，人们笼罩在非典的恐惧和沉闷之中。谈非典色变，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使昨日还优哉游哉地过着生活的人们，突然之间感觉死亡竟然离自己如此之近。
最初，由于人们无法确定发病原因、传染途径以及有效的治疗方法，非典几乎成了死亡的代名词。到处都在戒严，恐惧气氛不断扩散。
2003年5月上旬，是非典发病的高峰期，全国非典新患者一天就增加将近180名。截至5月初的统计是，全国因非典死亡的人数为173名，而到5月底，累计死亡人数达到332名。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黄杏初得知了自己是中国首例非典报告病例。“还是看了凤凰卫视的报道，其实我自己没有看到，是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了这件事。然后就是深圳的一家报纸登了，我看到了，他们没有来采访我，可是把我写的很难听，说我欠了医院的钱，偷偷跑掉了。得了这个病，我医疗费是5万多元，然后前前后后总共花了10多万元，但是我没有欠医院的一分钱医疗费。”
非典的蔓延，媒体对他的恶意揣测，他曾工作过的酒楼遭到的冷遇……凡此种种，终于让黄杏初烦了，也怕了。
“我很意外，顿时感到了很重的压力……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我以后找工作不那么容易了，对我的家庭，对我的生活都是很大的压力。我是农村人，生病本来就花了很多的钱，全家人都靠我赚钱，可是我现在成了这第一个……唉！”
黄杏初从死神手里逃了出来，但又掉进了众人恐惧死亡的巨大黑洞里。大家都在找他，好像他是个神秘的毒瘤，一定要挖出来看看，就像人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既要躲着，又忍不住要靠近试试深浅。死是怎么回事？黄杏初死里逃生又是怎么回事？那种掘地三尺的架势，把这个只知道做菜的中年男人吓坏了。
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出院后，黄杏初多次回去复诊，也一直在打听医院有没有人被他传染。2003年2月24日，黄杏初来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复诊时，从黄文杰医生口中得知，自己可能是第一例报告的非典病例。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患上了跟他一样的肺炎。4月25日，第二次复诊，心肺未见异常。5月22日，黄杏初再次来到医院复诊。医生说他身体健康，肺部阴影已经完全消失了。
从知道自己“可能”曾经患上了非典开始，黄杏初没有一天安宁过。不仅仅是媒体对他的追逐令他感到恐惧和惊慌，他的内心也一直受到问号的折磨。因为不胜其烦，黄杏初甚至曾希望主治医生开张自己没有得非典的证明。“因为外界说非典传染性很厉害，打个照面就能传染，可是我的同事、朋友和亲人都没有生病。”
是的，虽然与黄杏初接触过的人有一些被感染，但是黄杏初在家中病了10天，他的父母、妻子、3个孩子，当地卫生院的医生，送他到医院的亲友，没有一人感染非典。
非典疫情暴发后，黄杏初为了躲避媒体的追踪，回到了河源柏埔镇老家，一直躲在家中楼上。前后几批记者赶到东方村想采访，他一清二楚，就是不愿意出来。事实上，最初黄杏初不认为自己得了非典。他更担心这件事让更多人知道后，以后生活无以为继。为了治好病，家里总共花了十多万，其中向亲戚朋友借了七八万。
不过，黄杏初没想到的是，命运已经紧紧将他与非典这个名词相连，躲避根本不是个办法。5月12日，深圳一家媒体在没采访到黄杏初本人的情况下，刊登了有关黄杏初的报道，称其欠下医院数万元医药费后“神秘失踪”并刊登了黄杏初曾经工作过的深圳酒楼照片。当天，原本非常兴旺的酒楼生意便一落千丈，只来了六名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