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她只见了几次面，就已经喜欢上她。他觉得她漂亮又善良。可他还是一个在温饱在线挣扎的相声艺术爱好者，有什么资本追求她呢？但他还是大胆地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天天给她打电话。两颗心，开始慢慢靠近。
有一次，他鼓足勇气向她表白爱意，还向她坦白自己离过婚，并有一个孩子的事实。她蒙了，刚感受到的柔情蜜意立刻被现实泼了盆冷水。她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也激烈反对，他们只好选择分手。
然而，她不能忘记他。分开的日子让她明白，自己已经深爱上他。她一次次地跑到北京去看他。看着他住的小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和几个冷馒头，她哭了。她偷偷给他的银行卡里打钱，他却一次次把钱给她退回去。每次分别，看到他眼里的不舍和孤寂，她就特别难受。她觉得他需要她陪在身边，支持他、鼓励他，给他自信。
于是，她背着家里人辞去在天津的正式工作，跑到北京和他一起过贫穷的北漂生活。她卖掉所有值钱的东西，只为支持他的相声梦想。
终于，他的付出有了收获。
他成名了，有钱了。一夜间，很多人知道了郭德纲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所爱的女人——王惠。
婚后，王惠像个保姆一样照顾他的生活，甚至连买粮食、换煤气、换灯泡、掏水沟这些事她也做。她舍不得让他干，他这么笨，身子这么胖，要是摔坏了还麻烦。为买他爱吃的比目鱼，她特地开车去天津买回来，做给他吃。她爱他，所以才会心甘情愿地做这么多琐碎的事，只为能让他在小事上感受到那份温暖。
她的爱当然也有回报。郭德纲每天会做同一件事：王惠心脏不好，他临睡前，总是要倒杯水叮嘱她把药吃了；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也是让她吃药。
在婚姻里，只有承担和包容，才能长久地保持幸福；而幸福最大的快乐，是在追寻的过程中。
成龙吃亏在明处
流水/文
有一次，成龙到加拿大拍戏，由于动作戏较多，不慎将左脚崴伤。助手们连忙把他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治疗。
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在排队挂号。助手等得着急，拿出电话想找人帮忙，成龙连忙阻止，继续按顺序排队。大厅内声音嘈杂，谁也没有注意到一身灰尘、乔装打扮的成龙。
就要轮到成龙挂号时，一个男子没有征得同意，擅自插队到他前面。助手很生气，想上前责问。该男子很快挂完号，对周围人的愤怒视而不见。成龙没有生气，要求助手不要声张。助手以为成龙不想过于计较，怕暴露身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能尽快就诊，成龙的另一名助手早早地在候诊室排起了队。等成龙在助手的搀扶下，来到医生办公室外面时，发现那个插队的男子竟然也在旁边。这时候，医生说：“下一个！”助手要扶成龙进去，成龙却对身后的那个男子说：“你先请。”
成龙主动让号，让助手很难理解，一旁的人更是惊诧不已。那个男子有点不好意思，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
这时候，一位中年男士走了过来，问：“谁是成龙？”大家很吃惊，这不是那个著名影星吗？中年男士走到成龙身边，说：“我猜得不错的话，您就是成龙吧？我是这个医院第三任院长约翰逊。”原来，医生看没有人进来，就查看挂号单，发现单子上面写着成龙的名字。他是成龙的铁杆影迷，透过窗户，认出了乔装打扮的成龙，便告诉正在检查工作的院长约翰逊。
“各位，大家知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名字叫什么？不错，是叫‘成龙医院’，这家医院就是成龙捐建的。让我感动的是，他来看病竟然排队！”约翰逊说。
这时候，旁边那个负责派单子的护士，朝约翰逊低语了几句。约翰逊很是惊讶，就问成龙：“我不明白，有人不遵守规矩，您为何不阻止，还主动吃亏呢？”
成龙笑着说：“是的，我是吃亏了，但我第一次吃的是暗亏，这次吃的是明亏。我想这位先生第一次觉得不欠我什么，但这次应该欠我了吧。”旁边的人顿时明白了成龙的心思。
插队的男子很不好意思，他走到成龙身边，伸出手说：“我很喜欢您电影中的角色，想不到在现实中，您的为人处世让我敬佩。不论怎么说，我欠您一个人情。”
中国有句古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为人处世中，有的人为息事宁人，往往吃暗亏，结果吃了也白吃，别人不知道或者不领情。所以，亏要吃在明处，至少要让对方意识到，你这个亏是为他吃的，这样看起来他得益了，其实，他的内心难免愧疚；而你看起来吃亏了，其实因为宽容，你的内心十分坦然。
梅兰芳的为人
齐如山/文
我同梅兰芳有五十年的交情，在一间屋中，共同用功工作也有二十年之久，对于他的性情品行，知道得相当清楚。之所以清楚，不只因为相处甚久，而且也曾经详细留神，严格审察过。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审察呢？这无妨连带谈几句。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以往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角的熟识，免招物议。我在宣统二年（1910年——编者注）就认识他，但无来往，只是看了他的戏，给他写信，发表我的意见，大致总是说，该戏演得某处好，某处不对，应该怎样演法等这些话。最初写信，不过好玩的性质，他彼时已很有名，对于我这一位不十分相熟的外行的信，不见得能够重视。没想到下一次再演，我又去看，他完全照我写的改过来了。这一来，把我的兴趣引起来了，以后写过七八十封信，他还都保存着。有一部分粘在册上，存于国剧学会。
我自民国二年（1913年——编者注）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演戏的天分，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不值得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工夫，所以察看得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我才决定帮他的忙。最初替他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设法替他创制古装，且为他安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每次到上海演出就能赚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心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贡献，于我没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我为什么写这个呢？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他为人谦虚而恭谨。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得好，颇能赚钱。不过戏界人，虽明处不要钱，但开账时，场面、跟包、配角等，所开之价总比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开在账里了。就是主角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因此闹得开支很多，赚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在演出中负责安排戏码、分配演员的总管——编者注）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角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者，系指办一小学等，他如果答应这种演出，则他一年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戏，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藉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北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角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半汇寄北平。
次谈他的自爱。民国以前不必谈，民国以后，北方有些军阀，固然也是捧唱戏的，可是给有名之角为难的地方很多。闹得丑声也很多，彼时的名角，也确有一二不自爱之人。所以有如此情形者，所不规则的军阀，大概大家还都知道，而这些军阀的部下，倚势凌人者更多，狐假虎威的气势，尤难对付。梅则对付得不错，他常说，命我唱戏，因为我是这行，当然非唱不可，且永是规规矩矩地唱，至于给钱与否，既然不能抵抗，也就满不介意。唯独他们要找我去，同他们吃吃喝喝、打麻将、叫妓女等的事情去鬼混，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因此所有的军阀，也没有逼迫他，大概也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倘闹得天下皆知，于他们军阀，也不很利，所以他们有所顾忌。然梅之摒挡，也真不容易，此足见他自爱。
再谈他的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以溥仪为傀儡，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在未成立之前，日本人差使中国人来找他，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戏价定可极力从优，安全绝对保险。他当然不去。如此交涉了几次，这个中国人说，你们梅府上，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是人人知道的，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此次与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回答得很好，他说：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过几个月，有苏俄教育部约梅兰芳前去演戏，所有条件都谈妥，预定前往苏俄之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梅对我说，从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但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成立，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于我实在合不来，苏俄此行，只好作罢。后又经几次接洽，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角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梅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崴前往。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尽知，然苏俄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人给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这当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
还有一件，就是日寇时代，梅留须躲于香港。此事几乎人人知道，但其中较详细的经过，则知者甚少，亦可略谈几句。当日本未占领北平之前，梅曾与我写信，请我到上海去住，他说北平怕不保险。我给他回信，说上海也不会安定。但他却认为上海是各国租界，在南京政府未迁移之前，他总认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无搬移的心思。迨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动之心。想追随政府，然政府尚无确定地点，未便移动，后政府决定设在重庆之后，他想去可就不容易了，一则交通已不方便，二则日本人对他早已注意，想往重庆，恐怕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了。日军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延伸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人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梅说：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家，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决定躲到香港。自日本人占了北平，到日本投降，八年之中，我没有和他通过信，但因为小儿烘也逃到香港，就住在他家，约二三年之久，他们二人常常商量同往重庆，但彼时虽然能去，而已不能畅通，有时路间还要走一段，他自然很畏怯，迟延迟延。结果小儿嫫自己先去，并商定由小儿到重庆，看情形替他布置，他再前去。结果越来越困难，致未去成。此他未去重庆，停留香港之实在情形也。当然他左右，也有阻拦他的人，此处不必多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