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地处欧洲内陆的瑞士，其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产业——化工药品、精密机械和钟表，都起源于16世纪末。当时，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大批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出国寻求避难，开放、自由、安定的瑞士向他们敞开了怀抱。这批人中大部分是钟表工人、手工业者、学者和银行家，他们带来了钟表制造技术、科学知识和金融服务知识，为瑞士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芬兰有句名言：“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为了确保所有儿童都能接受义务基础教育，在这个只有525万人口的国家里，共有4000多所基础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目前，芬兰全国拥有20所大学和38所大专性质的理工学院。相对人口而言，芬兰的大学密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目前，在新加坡全国近450万人口之中，有近100万是在这里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其中相当多是拥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外国专才和企业管理人才。在新加坡全岛3万多名信息与通信专业技术人员中，30%来自国外。高等院校中将近40%的教授和讲师为外国人。
持续求变坚决创新
瑞士人始终将创新发展高质量、高端产品放在首位。无论是全球食品业巨头雀巢公司，抗流感药物“达菲”的制造商罗氏制药公司，还是瑞士唯一没有加入任何钟表集团的家族钟表企业百达菲丽表厂，都增加了科研和高科技技术投入，力图在传统的工艺中融入更多的高科技元素。
目前，芬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8%增加到3.5%，超过日本和美国，在全球名列第三。而在芬兰每年的研发投入中，政府的投入保持在30%左右，企业占70%。政府还将重大科技发展项目纳入国家计划，与企业共同投资，成果归企业享用。
新加坡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支出，以帮助本国企业增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一个下辖13个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其研究内容包括生物、通信、微电子、数据存储、信息网络、材料工程和环境技术等，差不多涵盖了高新技术的所有领域；同时，新加坡政府每年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提供大量研发经费，鼓励相关机构充分发挥学术优势，从事科研项目的研究。
对于大的推崇，中国一向都不缺乏热度，但对于小的重视，却常常被国人忽略。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均衡，资源分配也不尽合理，如果能够从小国发展的经验中得到建设区域经济建设的借鉴，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漫话各国出租车
王薇/文
伦敦：英国首都伦敦对出租车驾驶员及出租车的管理和要求有着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使伦敦出租车行业的服务质量名列世界前茅，英国出租车驾驶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礼貌的驾驶员。出租车招手即停，没有拒载和乱收费现象，优质的服务和高大宽敞的出租车给游客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成为游客观察伦敦文明的窗口。
巴黎：巴黎出租车价格比伦敦低得多——只要不出市区，很少超过50法郎，而且他们一般不会拒绝把你送到任何地方。在巴黎乘坐出租车也很安全，通常使用“奔驰”牌轿车，偶尔也使用雷诺汽车公司的“宇宙”牌轿车。驾驶员一般会把脾气和法国人特有的秽语向挡住他们去路的其他司机或骑车人发泄，而不会向他们的乘客发泄。尽管小费可有可无，但除车费外，多付几法郎会显得有礼貌。巴黎出租车驾驶员最健谈，你一上车，他们便滔滔不绝地侃起来。懂法语的会在他们的暗示下多给点小费，而听不懂的乘客，欣赏了他们的表演后，没准会鼓一阵掌。
安道尔：夹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袖珍小国安道尔公国，面积468平方公里，人口6.53万。其首都安道尔市的出租车驾驶员最引人注目，清一色的女郎。她们身着红衣、头戴红帽、脚穿红鞋，开起车来平稳有序。这真算得上最受欢迎、最漂亮的驾驶员了。
莫斯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胆小懦弱的人不适合开出租车，也不适合乘坐出租车。虽然国家登记的出租车驾驶员事先需要通过市内道路知识测试，但任何愿意以开车谋生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行业。这就意味着开出租车除了必须会开车之外，无须别的能力，有时显然不怎么会开车的人也当上了出租车驾驶员。在莫斯科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基本上是“伏尔加”牌轿车。驾驶员很少用计价器，实际上，每次收费都需要讨价还价。遇到外国人乘车，驾驶员们都想多要点车费。
纽约：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的出租车驾驶员的声誉让人放心不下。他们粗鲁，有些人英语讲得并不好，尽管他们只有通过英语测试，才能开黄色的出租车。他们还必须从出租车驾驶员学校毕业并通过身体检查。你坐进车后，计价器开始工作，底价是1.5美元（晚上8点以后是2美元），然后按每半英里收25美分计算。纽约的出租车驾驶员开车在大街上快速穿梭往来，不大注意交通安全。纽约对出租车驾驶员的要求并没有英国伦敦那么严格，只要学习20小时的课程，然后在有关交通规则、城市地理位置、自卫措施等方面的80个问题考核中，能答对22个即可通过，有的人不到3小时便能取得驾照。
罗马：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出租车驾驶员必须通过道路知识测验，并从当地政府获得行为检点证书。由于出租车数量有限，因此，一个人想干这一行，必须等一位驾驶员退休后才能补上。在罗马收费从6400里拉算起，通常情况下，3公里收费1.2万里拉。
法兰克福：在德国法兰克福约有1700辆出租车，70%是“奔驰”牌汽车，车体必须漆成淡黄色。驾驶员至少21岁，并获得驾驶执照两年以上，还必须通过市内道路知识考试。驾驶员的态度差别很大，有的喋喋不休，有的热情友好，有的沉默不语，有的粗声粗气。
大阪：日本大阪的出租车采取公定价格，主要靠提高服务质量来招揽乘客。到处设有出租车招呼站，进入招呼站立即有人供应饮料：乘客上下车，驾驶员都会亲自开门迎送和道谢。所有高级车中都装有电话，座椅装有按摩装置，颇受老人和熬夜的上班族欢迎。夏天乘客乘坐“皇冠”牌出租车可获得一条凉凉的毛巾，小孩子则可以拿到糖果、饼干等，车上还备有感冒药、胃药、营养剂等。
新加坡：新加坡出租车驾驶员可算得上是最守规矩的驾驶员了。他们遵守交通规则，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遵守国家各项法令和法规。他们经常对外国旅游观光者说出令新加坡政府感到骄傲的话：“在我们新加坡，一切都要按照规矩办，可不能乱来啊！”
马尼拉：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国际机场乘坐出租车，有其独到之处：警察要把出租车车号与驾驶员姓名及游客护照一并登记，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外国旅客的安全。
新德里：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出租车最让人难受，车内各种怪味难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印度的马路狭窄，行人众多，再加上圣牛也来凑热闹，大摇大摆过马路，汽车还得小心翼翼绕着走，马路上熙熙攘攘，处处人牛争道。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物价昂贵，出租车是为数不多的较便宜的交通工具之一。乘车走3英里只花掉相当于一瓶啤酒的价钱。驾驶员偶尔喝醉，但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他们对时速限制的蔑视。他们有时会因乘客指定走哪条路而勃然大怒，扔下多嘴的乘客扬长而去。驾驶员们最喜欢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猫鹰”牌汽车。但后来“猫鹰”渐渐被法国的“雷诺—12”代替了。
巴西利亚：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出租车开得最快，马路就像赛车场。游客坐在这种出租车内，往往有天马行空、腾云驾雾之感，实在让人有些害怕。
圣何塞：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的出租车标准相当高。一般说来，哥斯达黎加普通汽车的进口税高达300%，唯有出租车进口可享受免关税的优惠。由于出租车是社会大众便捷的交通工具，所以给予关税优惠待遇是合情合理的。在圣何塞搭乘出租车，可以享受意想不到的名牌轿车的服务。
拉巴斯：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是以市中心圆环为中心点，然后一圈圈地向外扩展。当地的出租车是以转圈多少来计费的。这种出租车乘坐权并非个人所属，而是由“众人”共享的。只要有人招呼就随时停车，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上七八个人是常有的事。
从地铁里看日本
葛秀英/文
我在日本留学三年，每天都乘地铁电车往返学校，渐渐发现，日本地铁里有这么几类奇特的人群。
第一种是跑电梯的“蠢人”。日本的地铁站里通常会安置上下的电梯，电梯不宽，只能并排站两个人。日本人已形成奇妙的规则，左列站的是乘电梯的人，右列则是跑电梯的人的空间。跑电梯，就是指有些人为了抢时间赶电车而在运行的电梯上大步疾跑。最初，我挺不理解，电梯原本就是为了省力气、提供方便而设置的，这些人一“跑”，它便失去了原有功能。这些跑电梯的人是否有点“蠢”？若是赶时间，早出来几分钟不就得了。没想到不久以后，我也加入“蠢人”行列了。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很少有不感叹日本电车的准时的。日本的电车永远按着时刻表运行。35分进站的电车，绝对不会34分进站，也绝对不会36分进站。刚来日本时，我总是担心万一电车晚点，上学会迟到，因而通常把时间留得格外充裕，在地铁电梯上自然归属于左列。时间久了，我发现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睡懒觉的习惯，跟日本人一样，学会了一分一秒地计算时间。乘几点几分的电车，然后几点几分倒车，算得清清楚楚。电车格外准时，2秒钟的误差，就会被拒之门外，你的时刻表也随之宣告无效。我因此而开始了跑电梯。
一次，我和一位英国朋友一起赶电车。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站台时，正是电车车门关闭的那一瞬间。这位英国人气得直跺脚：“日本的电车太准时了，简直到了让人恐怖的程度。在英国，电车很少按时刻表到达、按时刻表出发。不用说迟到一两秒，就是一两分钟也乘得上电车。日本的电车太没有人情味了！太可怕了！太难以忍受了！”我不禁哑然，电车的准时，也变成了一种错误！我虽然不完全赞同这位英国人的观点，可是每当我差几秒钟没赶上电车时，也不由得想起那些牢骚话。
第二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太太们。与素雅的女孩子正好相反，日本的老太太们大都把自己打扮得花花绿绿，光彩夺目。可在我看来，浓艳的化妆、亮丽的衣服，不仅遮不住岁月的痕迹，反而适得其反。名古屋的老太太做得更是过分。一位从北海道迁到名古屋的朋友，曾这样形容那些老太太：我不敢在晚上乘名古屋的电车，因为在拥挤的电车里和老太太们近距离站着，总觉得自己仿佛到了阴间。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老太太通常不会坐在电车里的优先席上，也不接受别人给她们让座。被让座时，通常是一口回绝，脸上一副“我还年轻，还没有到被人让座的年龄”的表情。我有一位法国同学，是位典型的绅士，处处以lady first（女士优先）为准则。这位绅士上了日本的电车，遇到上了年纪的妇女自不必说，就是年轻的女性，也会起身让座。可是不幸的是，通常被拒绝，年轻的女性还用一种不解的、防范的眼光看他。他很受打击，最后总结出一句真理：ladyfirst在日本不适用，从此收起了这条做人原则。只是有一次在日语课上，当我们正为发言顺序而争执时，这位一直沉默的法国绅士突然冒出一句：lady first！
第三种是电车里的睡客。日本的电车往往比较沉闷。许多人，特别是上班族，更是坐下来就闭上眼打盹，有的甚至睡得把头都歪到了邻座人肩上。我常担心他们会不会误了下车。可令人吃惊的是，在列车停止、车门打开的瞬章，他们会噌的一下从座位上跃起，整理一下衣服，冲出车门。我一直想练就他们那种控制时间的本领，可是一闭上眼睛，立刻就睡过去，错过下车车站。我有一个同学说好下午4点钟到我家吃饭，可是天都黑了，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一上车就睡着了，大概已绕地铁两圈了！”看来也有人跟我一样不具备这种天赋。
第四种是电车里的怪客族。我在电车里经常碰到一些言行举止怪异的乘客。有一次，一位五十多岁的乘客上车以后，立即把脚上的鞋脱掉，抱在胸前。车上有空位，他也不坐，就这么直愣愣地站在门边，表情严肃。我忍不住想笑，环顾一下周围的乘客，大家只是看了一眼这位怪人，又各自恢复原有的状态，睡觉的继续睡觉，看漫画的继续看漫画，大概是见怪不怪吧。我却忍不住要笑，最后只好跑到另外一节车厢，自己偷着乐。
还有一次，一位乘客在车厢里来回走动发表演说，旁若无人。我仔细听了一下，讲的居然是日本各党派的竞选之事！讲到激动处，又是挥拳，又是跺脚。车厢里众多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听众。一批批人下车，又一批批上车，谁也不去在意他。我下车时，他还在那里慷慨激昂。
日本社会是个充满压力、让人疲劳的社会。过于强调集团主义，扼杀了个性，才产生了众多的精神失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