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来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尔后的30多年里，金岳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许多逻辑学方面的大家，可谓桃李满天下。用汪子嵩先生的话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金岳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30年代，在清华校园里，学生从很远地方就能认出他。他走路的样子很有派头，也很特别。金岳霖的学生是这样描述金先生的：“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投足俨然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遮阳帽是金岳霖的标志。他眼睛不好，而且怕光，所以在室内他也戴个遮阳帽，眼镜镜片一个黑，一个白。每当新学年开始，给新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遮阳帽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仰着。
20世纪之初的清华，是个群英荟萃的地方，胡适、梅贻琦、梁思成、闻一多、吴宓、叶企孙、金岳霖等一大批后来的大师，都是在那时就读于清华。当时的清华，被称作“赔款大学”。1901年，清政府支付美国战败赔款，相当于现在的2亿美元。而后，美国人又把这笔“庚子赔款”退还清政府，要求办一所留美培训学校，这就是清华的前身。这批后来的大师，都是拿着这笔钱先后留学美国，心中的屈辱可想而知。金岳霖也不例外，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生活习惯和穿着上已很西化，但内心深处依然具有深深的国耻情结。以至于到1948年，为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回国执教后，金岳霖先后住在清华园的新林院和胜因院。和他相邻的，有闻一多家、张奚若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家、叶企孙家、周培源家等。他们都是昔日的清华同窗，现又共同执教，彼此且是邻居，有很好的私交，也有很多趣事。
金岳霖先后把冯友兰等一批学者请到清华哲学系，哲学系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金岳霖上课与其他教授明显不同。据他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有个特点，眼睛基本闭着，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有时候课上到一半，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到后脖领里，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颇为得意。
在一般人眼里，哲学是很枯燥乏味的东西，可金岳霖却觉得它很有趣。冯友兰先生说，金岳霖有魏晋风度，很像大玄学家嵇康。他可以把枯燥的哲学课和逻辑课讲得很生动，让学生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金岳霖的学术态度和人生态度不仅影响到学生，甚至还影响到学生的学生。许纪霖的老师、著名哲学家冯契是金岳霖的学生，隔了几十年，他依然记着金岳霖对自己说过的一段话：
“金岳霖很缓缓地说，真正的真理并不是一时一间能够所谓掀动社会大潮的那种，而是通过长久思考的，像休谟、康德。经过长久思考留下的东西，这才是真理。金岳霖早年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这一点影响很大。他后来那些学生，包括像沈有鼎、冯契，他们之所以后来成为大家，就是不管社会发生多么大的动荡变化，他们内心就像金岳霖教导他们的那样，在追求长久思考的那些问题。”
此外，金岳霖还经常资助自己的学生。抗战期间，不少学生家乡沦陷，经济很困难，他一直资助学生念书。学生荣晶星家境贫寒，穷得连冬天穿的棉袄都没有。金先生就亲自把自己身上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他。
在清华园，金岳霖是有名的“光棍”。他独身了一辈子，在人前也不避讳，自己独身是因为喜欢才女林徽因。林徽因与建筑学家梁思成结婚后，三人同是清华大学教授。他们几十年相互情同手足，毗邻相居，被传为美谈。林徽因去世较早。1956年6月，金岳霖叫了些清华的老朋友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接到通知后都纳闷，不知老金为什么请客。人到齐后，金岳霖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没有家庭的拖累，金岳霖活得轻松潇洒。他的喜好也很特别，每天上午上课或做学问，下午就和朋友们在一起，打网球、打桥牌、谈古论今。金岳霖的学生、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羊涤生回忆说：“家里就他一个人。还有个老王，专门给他做饭的。然后养了一群大公鸡，全是公的，没有母的。他喜欢蟋蟀，斗蛐蛐，家里的蛐蛐罐一大箩。老王给他一个人做饭，也没那么多事，有时候叫他去抓蛐蛐。”
西南联大讲授“逻辑学”
任教西南联大时，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是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一的学生在中学时没有听说过有逻辑这门学问，都对金的课很有兴趣，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得很满。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文中写道：
金上课要提问，学生太多，又没有点名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就很注意地听着，完了，便说：“Yes！请坐！”
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却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历史系学生陈蕴珍（即萧珊，后来与巴金结婚）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则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重读“饭”，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吃“菜”。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下来，黑板上一个字也没写。
在汪子嵩的印象中，金岳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金岳霖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喜欢学生有独立的观点，并和他们一起讨论。
汪子嵩在《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的文章中回忆：“金先生有时讲到得意兴奋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清华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哲学系后，那时的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38年9月28日，日本敌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金岳霖在宿舍里竟浑然不觉，直到被炸弹的响声从沉思中惊醒，出楼见到周围被炸的惨像，木然不知所措，手中还拿着他一直没放下的笔。
在联大，金岳霖还为哲学系大三、大四学生开设了两门课程——“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金岳霖讲授的“知识论”，有的学校称为“认识论”。但他认为，这门课只能叫“知识论”，而不能叫“认识论”。任继愈听了这堂课，并记录下了金岳霖讲课的内容、神态和表情。
金先生说，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是，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好像言之成理。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桌、椅、木、石等），而是一个大活人，哲学家做出上述的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讲到这里，金先生指着坐在他对面听课的同学陈龙章，并代替陈龙章回答：“你不承认我的存在，我就坐在你的面前，你把我怎么办“”讲到“你把我怎么办”这句话时，金先生把头一摆，胸一挺，脖子一梗，做出不服气的样子，听课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
1942年秋至1943年夏，金岳霖给哲学系高年级学生讲“知识论”。周礼全当时是大二学生。一天，他碰到哲学系一位毕业生胡庸逵。胡庸逵被同学称为“康德专家”，他对周礼全说：“金先生讲‘知识论’，深刻极了！精彩极了！你应当去旁听几堂。”周礼全曾读过罗素的《哲学问题》，他旁听了金先生的课两次，第二次下课后，在教师门口拦住金先生，很唐突地说：“您刚才对罗素的归纳原则的解释，我以为不完全符合罗素的愿意。”金岳霖建议周礼全，再好好地读几遍《哲学问题》。
1944年，周礼全正式选修了金岳霖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每堂课都专心地听了，觉得“金先生的讲课引人入胜”。他认为金岳霖的讲课进程，有些像柏拉图的“对话”，也许更像休谟的那种剥蕉抽茧地讨论哲学问题的风格。
晚年竟笃信马列
晚年的金岳霖认为，3本书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3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这3本著作，奠定了金岳霖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逻辑》是中国第一本逻辑学教材；《论道》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而《知识论》则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金岳霖一生中最大的心愿，莫过于《知识论》的出版。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涉及连年战火对自己的影响，除了《知识论》这本书：“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时，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结果重写花了8年，直到1948年12月终于完成，寄给商务印书馆。这时书局却把书稿搁下了，因为北京已经快解放了。金岳霖没有去迎接解放军进城，他依然沉醉于他的《知识论》中。
可是，金岳霖马上就变了，变得让人更看不懂了。像他这样一个深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连日常思维都用英语的人，在解放前是看不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在解放后，金岳霖不仅带头学习马列，而且对自己完整的金氏哲学架构作了全盘否定，再也不谈《知识论》这本书了。
他在清华园里带头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他把自己比做一年级的学生，信心十足地说：“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1952年2月，金岳霖先后3次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作沉痛检查，承认自己“从前对不住人民，是有罪过的人”。他接连写了两篇忏悔录，痛责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自此以后，金岳霖的名字与他的大批判文章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成为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典范。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里，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82年，87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可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这一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特别的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这本纯粹的哲学专著，在今天研究并称颂它的人却越来越多。
【大师小传】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生于湖南长沙。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学习。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6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创办清华哲学系。此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郁达夫：作家是怎样讲经济学课的？
受经济所困，决定北上授课
1923年8月的一天，郁达夫突然接到北京大学的一封信函。其时，他正在上海一家简陋的寓所里，跟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努力编辑着《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文学刊物。他的烟瘾越来越大，酒瘾时不时发作，可软囊越来越羞涩，捉襟见肘的艰难越来越多。物价的飞涨、时局的动荡，对一个文人而言，靠经营文学或靠写作来维持生活，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北大的这封来信，是陈豹隐先生写来的。对郁达夫来说，它仿佛是雨后的一缕阳光。因为在信中，陈豹隐盛情邀请郁达夫去北大任教。
陈豹隐跟郁达夫有过什么样的交情？他怎么会推荐郁达夫去北大任教呢？
原来，陈豹隐曾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23年受北大派遣，到欧洲视察和到苏联讲学。出国之前，按照学校的规定，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胜任该门课程的老师作替代。因此，陈豹隐想到了郁达夫，觉得他是比较合适的人物。
早在1919年11月，郁达夫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时，陈豹隐就是他的师兄。不巧的是，郁达夫进校没过不久，陈豹隐就接到蔡元培的聘书，去北大法商学院任教授了，主讲财政学和统计学。回国前的那段日子，他才与初来乍到的郁达夫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