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学生回忆说：“我喜欢听他的讲课，特别喜欢听他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课程，因为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有对我国现代社会生活极其丰富、生动的讲述。如对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有栩栩如生的描绘。”
沈先生曾经给学生讲过这样一则旧事：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有一位女学生李芬，在湖南邵阳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斗争，被她反动的叔父和堂兄捆绑押送县衙。她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1928年壮烈牺牲。临刑时，她请狱友为自己紧密缝制内衣、内裤多层，以防死后反动狱卒****。她牺牲前夕，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军阀！”等口号。
此事后来被著名作家、北大同学王实味写入《野百合花》一文中，刊载于延安的报纸上。王实味因此受到批判，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错误处决。后来，******对此事引起了极大重视，并对错误处罚王实味的人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终于为王实味平反昭雪。
除了大革命时期的真人真事，沈从文先生还在课堂上讲过许多自己与现代文学家的交往旧事。比如，丁玲在第一次领到稿费时，同他一起去上海南京路选购丝袜；胡也频1931年在上海龙华被杀害；徐志摩1931年在山东开山飞机失事，及沈参加的徐氏治丧工作。
当时，沈先生授课的环境非常简陋，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有的男同学根本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是不好意思给女同学让座，女同学就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看到这样的情况，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为文为人，堪为表率
沈先生不仅有着爱学生的热情之心；对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尤其是对他有过知遇之恩的胡适先生，他更是心怀崇敬。他曾在课堂上这样表达对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的崇敬之情：“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胡适先生看中了沈从文先生的长才，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而沈从文先生则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尝试，在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在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沈从文同样表现出了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先生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俗话说，文品如人品。沈先生不仅教学诚恳，为人也是十分宽容大度。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位刘文典教授，自命为古典文学的大权威，对于沈从文这个后起之秀，他甚至有些许轻视。有一次，刘文典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面的山坡上逃避敌机空袭时相遇，刘文典竟然不屑地对沈从文说：“你也来逃警报呀！你也值得逃警报吗？”当时，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愤愤不平，而沈先生则泰然处之。后来，刘先生因经常不到校上课，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解聘。为此，刘文典向清华校长梅贻琦申诉。梅先生查明情况后，仍维持中文系的解聘决定。
沈先生不仅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新文学作家，对于古典文学、金石书画、古代器物及服饰等，也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书法极为秀丽，受到各界人士的推崇。“一二？一”死难烈士纪念碑《自由颂》，就是请他书写的。
沈先生家里的藏书很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而且，他十分欢迎同学们前往借阅。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两天，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里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找他，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有的学生借去以后长期不还，他也从来不去催索。甚至连谁向他借去哪些书籍，他也从来不作记录和计较。
据汪曾祺记忆，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沈从文的笔名）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汪曾祺还发现，沈先生的书多而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之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
沈从文提携培养了不少作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汪曾祺。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适，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还写到在昆明的文学界、教育界朋友的近况，以及他们的创作成果。在信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国内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望。
信中写到沈从文的小说英文译本即将在英美出版：“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译了我20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沈从文“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
当时，联大和美国多所大学有学术交流。沈从文的好友杨振声已经到美国讲《中国美术史》，这也激起沈从文去美国走走的想法：“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
沈从文去美国讲学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没能实现。联大和美国各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金岳霖、罗常培、冯友兰等联大学者都应邀去了美国，名单里还轮不到沈从文。他的这个愿望，直到80年代初才实现，。时沈从文已经不是小说家的身份了，而是不折不扣的研究中国文物的学者，撰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大师小传】
沈从文(1902－1988），祖父沈宏富是汉族，祖母刘氏是苗族，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现代著名作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31—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不久后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可惜他已去世，故未果。
雷海宗：回荡在教室里的洪钟般的男中音
雷海宗出身于河北永清一个书香门第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是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学习，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自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25岁。1927年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
据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已故著名史学家蒋孟引回忆：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大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说他中国史学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他随即大写中国史文章，讲授中国史，誉满全国。
执教清华园
1928年，清华学堂完成了从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正规大学的体制转变。1932年，雷海宗应蒋廷黻聘请，返回母校历史系任教。
1932年秋，年方而立的雷海宗一领青衫，文雅、朴素地回到了阔别10年的清华园。当时历史系的学生赵亚芬，在50多年后生动地描写了雷海宗给予她的最初印象：
“那是在1932年秋季开学前，我回到清华园，系里的同学告诉我说，我系新来了一位教西史的教授雷海宗先生。有一天我去图书馆，走在大礼堂前面草坪旁的行人道上，身旁的同学轻声对我说：‘迎面来的就是那位新教授。’我抬头仔细端详一眼，只见走来的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年纪大约三十以上，头上平顶头，身穿一件褪色的旧蓝布长衫，足着一双尖口布鞋。我心里想，这位新教授不带丝毫洋气，真像一位乡村塾师。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在身旁的同学，而且50多年来，我从来没敢说出这一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因为，我以后上过雷师的课后，对他的敬佩与景仰，更使我羞于将这种幼稚想法启齿告人了。”
然而，赵亚芬能看到雷海宗的外表，却无法深知他当时的内心。雷海宗是怀着欢欣鼓舞之情重返母校的；但还有严肃庄重的另一面，那就是决心与蒋廷黻相配合，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清华历史学系。1935年后，蒋廷黻离教从政，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雷海宗独挑重担，继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49年。清华历史学系的发展与建树，与雷海宗的贡献密不可分。
雷海宗回到清华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并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内容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极其丰富。雷海宗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
为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取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入研讨，学生眼界大开，深有所获。另外，当教外国史的教师休假时，他还不时讲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课程，以补空缺。
在教课之外，雷海宗更潜心进行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爱国知识分子，雷海宗的研究方向和志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
1934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指出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四千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自立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到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私产。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人民，则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丞相与小民在皇帝面前同样卑微。皇帝制度是全民平等的独裁统治，由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皇帝是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民众则是一盘散沙。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崩溃瓦解。当前的关键，应确定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
1935年，清华大学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清华学报》外又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首篇刊登了雷海宗的力作《中国的兵》长文。
1936年，雷海宗接连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发表《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
1937年，《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和第4期连续刊载雷海宗的《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和《中国的家族制度》两篇文章。
在宏观的综合性的论文之外，雷海宗也进行微观的研究，写出考证性的文章。例如，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的文章，将《史记？封禅书》同《汉书》的《武帝纪》和《郊祀志》中的有关记载列表排比，得出结论：武帝建年号是在当时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议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决定的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
此外，雷海宗还在《清华学报》和《社会科学》各期发表多篇书评，对当时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学术著作做出评价。
檄文言志，主政联大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南迁。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膺，随清华文学院师生经长沙、衡山、蒙自，最后抵达昆明。
1938年底，雷海宗将自《皇帝制度之成立》以下诸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变更，增加《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传统文化之评价”，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五章；下编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包括“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二章。最后为附录，即《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一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不大，却是雷海宗的精心杰作，出版之后，在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反响，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成为20世纪中国的史学名著。
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