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令梁实秋难以释怀。在青岛大学任教时，他赁租于鱼山路，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员。1934年，梁要离开青岛赴北京大学任教，遂于租满前3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资。但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由此，梁实秋对齐鲁民风的淳厚有了深刻印象，他喟然叹曰：“此君子国也。”
江青昔日上司
青岛大学于1930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梁实秋担任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史”、“文艺批评”等，这些课都是以前讲过的，轻车熟路。他除了担任教学工作和外文系行政职务外，还负责图书馆的工作，购书、内部事务等，工作十分忙碌。他天天走小路步行到校，从不坐车，身上一年四季都穿中式裤褂，外加长袍。有一次走小路赴校，小路草丛中忽然刷刷刷地爬出一条大蛇。梁见状大惊，急忙躲闪。幸喜没有交锋，它便向一侧草深处爬去了。从此以后，梁实秋购了一根手杖，每天上班作护身之用。
顺便一提的是，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李云鹤，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红都女皇”的江青，就在梁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1981年1月13日台湾《中央日报》报道“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席闻欢然道别，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50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400元，江青的薪水是30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续弦夫人韩菁清从台北到沪时，向作家叶永烈述及，梁公一面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面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2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在青岛期间，除了教学，梁实秋更多的时间还是用在读书、写作和翻译上。此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学批评时，曾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家的猛烈攻伐。来到青岛后，梁实秋已基本上绝意于批评而潜心于读书了。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其中，《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一史》被列在首位。《十三经注疏》全系“圈读”，而《资治通鉴》除圈读外还加了批注。一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一直跟了他50年，都被“翻烂了”。对这些卷帙浩繁的典籍，他是下了真功夫的。一部《十三经注疏》，他甚至是在厕所里读完的。他自述说，将经书“置于厕内，虽云不敬，但逐日浏览，稍得大意，亦获益不浅。厥后对于经书始知仔细阅读。在厕内看书，在枕上看书，是我的毛病，积习难除，不足为训”。
开始翻译莎剧
但梁实秋更用心的，还是他的翻译工作。也正是在青岛大学，他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人所钦仰、也是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早在1930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召开第6次年会，议决成立编译委员会，以胡适、张准为正副委员长。经胡适推荐，第29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聘请丁文江、徐志摩、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闻一多、梁实秋、竺可桢等13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编译委员会下分两组，一为自然科学组，一为文史组。其工作则分为3部，其中一部是世界名著部，任务是“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编译委员会成立后，胡适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成立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专门委员会，由闻一多任主任，成员有徐志摩、叶公超、陈源、梁实秋，共5人。其工作为担任翻译及审查，并先行试译，以期决定体裁问题，经费暂定为5万元。为此，胡适曾致信与闻一多、梁实秋仔细研究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指梁实秋）和通伯（指陈源）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对这项工作，起初闻一多等都很热心，做了初步的计划，梁则分工从《哈姆雷特》入手，预计5年内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然而，由于时局不靖，大多数成员未能按计划进行。1931年11月徐志摩去世后，人手更为缺乏，合译计划遂无法实现。
梁实秋原来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也甚为有限，只在读书时读过《麦克白》、《亨利四世》等几个剧本，但他认定翻译莎剧乃极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独立为之。他制订了一个翻译计划，预备默默耕耘，每年译出两部，18年后中文本莎翁全集即可问世。
从此以后，在教学之余，梁实秋就开始埋头翻译莎剧，到抗战前夕共完成8部，包括4部悲剧、4部喜剧。1936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梁译莎剧。到1939年，相继出版《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第十二夜》等8部。到1967年，梁译《莎士比亚全集》才最终完成出版，这是梁实秋对于中国文化的最杰出贡献。
酒中“八仙过海”
由于校长杨振声的多方援引，上世纪30年代初，英、美派的留学生，尤其是与“新月派”有关系的文学之士，陆续来到青岛大学任教或学习。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张道藩、游国恩、沈从文、黄际遇、方令孺、陈梦家、臧克家……有了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梁实秋自然喜不自胜。他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或论道谈艺、或仗策漫游、或饮酒作乐，度过了他一生少有的快乐时光。
齐鲁大地的山山水水，曾是梁实秋的漫游之地。他与闻一多曾是同窗好友，因此两人经常结伴同游。但两人因为气质、禀赋各异，所以趣味不能统一。闻激烈，梁沉静；闻好古，梁却趋今；闻倾心于人文，面梁则更接近自然。
一次他们游崂山，只见清流汩汩，令人生虑全消，故舍车扶策步行上山。仰视峰嶝，但见参差翳日，大块的青石陡峭如削，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而且牛山濯濯，没有什么迎客松、五老松之类的点缀，所以显得十分荒野。他们在靛缸湾的瀑布前流连忘返。闻一多说风景虽美，却没有古人留下的流风遗韵的痕迹，不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梁实秋却指点山上的岩石，说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还不算是“古迹”吗﹖
又有一次他们同游省城济南，在大明湖，闻一多看到历下亭的“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这才欣然色喜，“仿佛依稀想见杜少陵李北海的游踪”；而粱实秋则淡然视之，不以为意。
酒，可以说是梁实秋多年的老朋友了。来到青岛后，酒更是常常陪伴着他。因为青岛这座城，虽然背山面海、风景如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最理想的卜居之所；但由于缺少历史、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天长日久，梁实秋与同事们便偶感乏味得很。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猜拳行令，购得30斤一坛花雕酒，一夕便一饮而尽。
“酒中八仙”有梁实秋、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一女史则是新月社著名女诗人方令孺。他们有时还结伙远征，近到济南，远去南京、北京，狂言要“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一天，胡适先生路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这酒中“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的一个金戒指，上面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不久，胡适先生就写信给梁实秋：“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几经磋商，梁实秋携夫人结束了4年青岛之旅，到北京去了。“酒中八仙”聚饮时期也随之结束。
再见吧，青大
然而，青岛也绝非世外桃源。30年代的中国，国事日非，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梁实秋们的宴席，也击碎了他娴静优雅的名士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平津学生发动****，南下请愿，要求对日宣战。青岛大学的学生也受了影响，于10月1日组成反日救国会。这时，南京教育部责令各校劝阻学生南下。为了执行这个电令，11月30日，青大反日救国会召开大会。在会上，校长杨振声说青岛环境持殊，学生爱国不应超出学校范围。梁实秋也发表讲话，介绍国民党政府向“国联”申诉的情况，说今非昔比，国联的调查仲裁定能使公理战胜强权，因此他不赞成学生涌向南京请愿。
这当然是梁实秋的幻想，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对这种态度自然不满。12月2日，青大学生共计179人，在北大学生南下的第二天，也登上火车向济南开去。4日，他们到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和各地学生一起，汇成一股抗日爱国的洪流。
为迅速恢复校园秩序，真正积极有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校长杨振声主持下，青岛大学召开了一次校务会议。据说，在会上“除两人作梗外”，其余一致同意“开除学生暴动首要分子数名”。尤其是闻一多更加慷慨激昂，他在发言中说，在此非常情况下，必须“挥泪斩马谡”。因为事关重大，“不得不尔”。自然，梁实秋也站在闻一多一边。
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南下归来的学生怒不可遏，当即撕毁布告，而且“包围校长公馆”，演出“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闻一多和梁实秋成了学生攻击的主要对象。在青岛大学的山石边，学生还贴了一条刺目的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梁实秋对此大感不解：“不学无术”四字竟可以加在闻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
有一次，梁实秋和闻一多从冷清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一首新诗。这样写道：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拿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这是针对闻一多平常上课说话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而写的。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画了一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见状，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声“任你选择！”
1934年，正在梁实秋彷徨无着的时候，从北京两个方面传来了同样热切的召唤——一个来自老朋友胡适之，他多次邀请梁实秋主持北京大学外文系；另一个来自梁实秋在北京的父亲，老人家希望儿子能回故园陪伴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青岛大学（按：学潮后青岛大学已改为山东大学）这边仍然执意挽留，梁实秋一家还是于1934年7月离开了青岛。从此，梁实秋结束了他在山大4年风流倜傥的名士生活，把一生经历中最美好的回忆留给了青岛。
【大师小传】
梁实秋（1903—1987），生于北京，祖籍浙江余杭。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翻译和写作，完成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1921年5月28日发表于《晨报》第7版。
1923年8月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1926年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兼任天津《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编辑。1934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再后又兼任文学院院长。自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1975年再同韩菁清结婚。
陈铨：他是“法西斯主义”与“汉奸理论”吗？
陈铨是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德文学交流杰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著名学者、作家。自1934年2月起，陈铨先后在国立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文、德文及比较文学。1943年1月，在重庆歌剧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1946年8月起，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东吴大学、上海江苏省立师范学院、后勤部上海特勤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教授德文、英文、英国文学、德国文学。1950年8月至1952年7月，在震旦大学兼任教授，教授德文。1952年9月，调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德文专业教授。
“战国策派”事件
陈铨于1934年2月回国之后，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他随即把在德国克尔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德文学研究》译成中文，于1934—1935年在该校学报《文哲季刊》上分4期连载完毕，题名为《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题书名为《中德文学研究》。《中德文学研究》出版后，当时的学者厉啸桐给予特高评价：“此近人陈铨新著，精博条达，得未曾有。”“作者学养识见并至超卓”，“述二百余年来之史势，语约而意精。”
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铨举家随清华大学南迁。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相聚在昆明，为“战国策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战国策派”得名于20世纪40年代以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除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贺麟等人之外，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比如朱光潜、冯友兰、陶云逵、沈从文、费孝通等。
“战国策派”的著作和学说，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伦理、文学、教育、地理等各个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群体。“战国策派”以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为基础，以哥白尼的宇宙观、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以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史学思想为借鉴，形成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战国策派”主要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是西学。几位代表人物都是留学欧美并在西方有影响的学子；他们虽有深厚的中学功底，西学却是强化与激发他们民族主义情结的激活剂，“战国策派”显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然而，他们的总主题是文化救亡与民族品格重建，是抗日救亡中对国家与民族的另类构想。
具体而言，他们在文化哲学思想方面，提出“战国重演论”，提倡尚武精神，固守英雄史观；在人生哲理方面，崇拜英雄，倡导浮士德精神，批判民族活力颓萎，建构理想人格；在学术思想上，提出“第三周期论”，主张“文化摄象法”。“战国策派”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