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他那个时代痛下针砭。他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徵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
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如王船山那般，“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而如李恕谷“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原因，正是因为骨子里“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
他曾致信弟子牟宗三，说：“吾无精力多写，汝好自做人。宏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对弟子期望甚切。他还寄语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一代大儒的学术良知、国族情怀、师道自任，深自流露。
熊先生的这些话，细细想来，亦不啻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付清醒剂。今天真正有志于学的青年，对于这一番告诫，当反诸己，思之再三。
奔走诸校均失落
入川后不久，黄海化学工业社谋办的哲学研究部因经费不足，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川中已无“大后方”时期的人物之聚集，使熊十力觉得在此难有大作为。1947年春，北大复校后，熊闻讯便重返北大。
此次返京，阔别北大已近10年矣。熊先生原以为可以重过当年自己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淡漠的治学生涯；然而，接踵而至的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这年秋季，熊十力经上海返回汉口。南下过冬，也是熊十力的老习惯了。他耐不住北方的严寒，对炉火取暖、皮衣棉服之类又极不适应，因此，冬季一临近，他便南下避寒。
1948年2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出面相邀，请熊十力前去讲学。为了能让熊十力在杭长住，他们还一起出资，在文学院附近辟地筑屋。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讲学，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又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游于物之初，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也。他还作《漆园记》以明心志，并自题小诗云：“白首对江山，纵横无限意。丹心临午夜，危微俨若思。”“危微”出自“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观熊氏此时心境，似并无凄切悲凉、颓唐老迈之味，倒有奋起之意。
在杭州，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马一浮。当年在嘉州，马、熊二人共掌复性书院的教席，虽闹得不无别扭，但一别将近10年，两位大儒早已将不愉快抛却，重又唱和往还。
但他在杭州的好日子并未多久。浙大校长竺可桢觉得熊已老迈，不会有多大作为，倒不如请个年轻的来，因此与之白眼，使熊郁郁不得志。
1948年秋末，熊氏便离别杭州，南下广州，投奔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弟子黄艮庸。他在《与朱生》的信中说：“今之世局，离各大学无可居，而任何大学都无可语。此苦事也。”对于离别杭州，他倒是想得开，“今兹重游，颇不耐热闷与卑湿，极感疲困，不可支。”熊氏曾说：“余平生于读书外，总有散步山野，望云气、看飞鸟之时机，惟促处都市乃大苦耳，然亦时于庭院中苍茫望天也。”
黄艮庸在番禺化龙乡有一处农场，并建有黄氏观海楼。熊十力来后，就与养女一起住在此处，读书散步，为养女讲讲佛学，也满足了他“望云气、看飞鸟”的愿望，生活极为惬意。
【大师小传】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定居上海。
黄侃：“三不来”教授
黄侃，湖北蕲春人，近代著名语言学家。弱冠时东游日本，入同盟会。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师范，1928年南下任中央大学教授，开设说文、尔雅、诗经、文选、文心雕龙、训诂学、史汉、词选诸课。1935年重阳与友人在南京登高，饮酒过量而死。著有《隽秋华室诗第一集》1卷、《北征集》1卷、《云悲海思庐诗抄》6卷、《云悲海思庐外集》1卷、《丁丁集》1卷、《石桥集》1卷、《游庐山诗》1卷、《寄勤闲室诗抄》1卷、《量守庐诗抄》1卷。生平事迹，见于章炳麟《黄季刚墓志铭》。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诸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在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蔚成一家言。他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产生过巨大影响，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
“三不来”教授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续娶黄绍兰女士。两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反目，后来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黄侃的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对待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在中央大学兼课时，同事中的名流颇多，一般都是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黄侃则天天步行，卓而不群。
一日下雨，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钉鞋（即木屐）。黄侃上完课后，天放晴了，就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识黄，见此公土气不说，还携带一包东西，就上前盘间，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没说，放下纸包就一走了之。系主任见黄几天都不曾来校授课，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何故，回去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荒唐！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与中央大学脱离关系。
反对白话文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在座的人哗然大笑。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据说黄侃在北大讲《文心雕龙》，一堂课50分钟，他必先用30分钟痛骂白话文，然后再开始正式讲课。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你尽快回来’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畅谈学问，不拘一格
黄侃特立独行的性格，还体现在他的教学方法和选拔弟子上。当年杨伯峻在北大求学时，向叔叔杨树达请教如何学到真经。杨树达对他说，要想学到真学问，一定要拜名师。还指名要他拜黄侃。并对他说，要拜黄侃为师，一定要用红纸包上10块大洋作为拜师礼，而且要当面给他叩头。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杨伯峻，实在不习惯这种老派做法，显得犹豫不决。叔叔便教训他，过去拜师都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诚心，否则谁愿意把自己终生苦读学到的真学问教给你？后来杨伯峻照叔叔教的做了，黄侃果然十分高兴，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门生了。”
据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以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黄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有孙世扬、曾缄二人，人称“黄门侍郎”。孙世扬曾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惟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弟子程千帆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黄侃晚年在金陵大学讲学，常常兴之所至，随意发挥；而且并不是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常常借古讽今，嬉笑怒骂，批评时政。黄侃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所谓义理、考据、词章，无不精通烂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尤其有大成就。他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文选》等，都有许多新发现，连他目空一世的章先师都很服气。他能诗能文，词和骈文都自成一格，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一代古典文论研究之风。
嬉笑怒骂，恃才傲物
从性格上看，黄侃也有他的两重性。一是他对读书、做学问之事相当严谨，遇上真正的高人则虚怀若谷，极有向学之心。比如，在经学上，他又拜与其年龄相仿的北大同事刘师培为师，他认为“齿虽相若，道则既尊”。而另一方面他又恃才傲物，一切都不放在眼里。据说他为人书写碑文，约定5天交稿；但直至最后一天人家来取时，他才吩咐研墨铺纸打格子，然后提笔写来，一气呵成，往往正好将格子填满。若是肚子里没有这些资本，他拿什么去狂傲呢？然而，他的狂傲有时又表现出相当的“孩子气”。比如说，他在北京时，曾借住于朋友也是同门师弟吴承仕的一所房子中，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黄侃在搬出时，还不忘恶作剧一番，一说是他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还有一说是他在墙上写满了带有“鬼”字部首的汉字，让人进来感觉满目皆“鬼”。这后一说听起来，好像更符合他的特性。黄侃是著名的文字学家，《说文》是他烂熟于胸的工具书，所以写起来似乎也更能得心应手些。
黄侃讲课内容丰富，语言幽默，深受学生欢迎。金陵大学慕名请他兼课。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农学院院长对此很是不服，便在学校贴出海报，称某日在学校本部礼堂表演“新法阉猪”，与黄侃打擂台争学生。结果该院长把猪肚子剖开，却怎么也找不到卵巢，阉猪变成了杀猪，弄得十分尴尬。黄侃据此吟成一首讽刺词：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讯竞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他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田炯锦在《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据该班一熟识的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黄侃珍视图书，胜过他物。某日整理书籍，发现《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便环疑是某人所取。便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并写一贴条，粘于书架之上。其辞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蠢。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才怒气全消。
最后一课
1935年10月5日，那天天色阴沉。黄侃在教室里讲《诗经》，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诗经》里有关民生忧患的诗句，没有进一步地解说，学生们的心弦却都被拨动了。念着念着，黄侃话锋一转，又议论起中西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来了。他说木版书有利于批点，便于手拿、躺着阅读，认为西方的精装书是“皮靴硬领”；又谈起了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要胜过西装，并当场把布鞋脱下又穿上，说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下课铃响了，黄侃抱着那个黑色的布包走了。这一天是星期五。第二天是重阳节，他没有出门登高望远，而是独坐书房，写了一首七律。当天，他因饮酒过量，胃血管破裂，2天后去世，终年只有50岁，成为学术史上难以弥补的遗憾。
【大师小传】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原籍湖北蕲春，生于四川成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尽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
陈寅恪：万里独步成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