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又称考据学）大师。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被袁世凯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医学等方面，均有成就，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霍乱论》、《章太炎医论》等。
《国学概论》是章太炎1922年4~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由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整理成书。该书既精辟论述了国学的内涵以及研究国学的方法，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文学的流变，对各个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代表人物、著作，都有精湛评价。同时，该书又有浅显通俗的特点，便于初学国学者入门。
国学概论
小识
曹聚仁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因此可以说：学者是青年们的慈母——慈母是兼任饲育和扶持两种责任的。太炎先生是当代的学者，我们读他所著的《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问答》等书，就可明白他辟出多少灿烂的境地！先生以前在东京、北京，这次在上海，把国学为系统的讲明，更可见他对于青年们扶掖的热忱。我在听了讲演以后，心里自然有无限的感激；所以不计工拙，把先生的话记出。并且看到青年们有求知的热狂，而因时地关系，没能亲聆这次讲演的很多，所以又把记录的稿印出，希望传播得比较的普遍些。
在下文还申述些浅薄的见解。
学术界近来颇有研究国学的倾向，确是好的现状。但是大部分对于为什么要研究国学这个先决问题，还是持迷离混沌的态度，或者竟是盲从的。在讲演会中，第一次，就听到两种可怪的论调；在他们原以为是妥适的理由哩。
这两种论调是：
一、西洋人研究中国国学的很多；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学，哪可不研究？
二、当代有太炎先生这么淹博的国学学者，我们哪可不赶快去研究？
持这般论调去研究国学，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根本上没有明白国学是个什么，也没想到要去研究国学的原因；只不过因循地盲从，胡乱提倡些国学，做冒牌的圣人之徒，替青年造成进化的障壁！中国数千年来，不是没有讲论国学的人，却很少真正研究国学的人；所以国学愈讲愈失其真，荆棘蔽途，苦煞后生小子！在现在不研究国学也罢，否则非彻底了解研究国学的主因，便不能得着效果。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国学呢？可把他分做四层讲明：
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智识，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急要明白：国学的精华何在？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不该容他存留着，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也应从速发掘；决不可彷徨歧路，靡所适从。在取舍问题急待解决当中，非研究国学，别无解决的途径。这是第一层原因。
在我们以前，既没人曾把国学整理一下，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我们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非坐待可以得到；及今用精力把他系统地整理起来，或者能够观察明白，使后人也得着好处。所以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也非将国学研究一下不可。这是第二层原因。
大部分青年感受着无限的苦痛：因为心里极明白适合人生真义的“新”，要想接受他；但社会上“旧”的势力膨涨到极点，稍一反动，灵肉两方面都得着痛苦。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军阀和老顽固都把孔老夫子来撑门面——国学经过他们手里，已变成“糟粕形式、呆板教条”了。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目抬出，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要找出国学的真面目，自然须下一番研究工夫。这是第三层原因。
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方法。这是第四层原因。
可见我们研究国学，决不是盲目的，原含着以上四种急迫的需求。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且细看他讲的话，自然明白了。
但是，我们一方面完全承受先生的讲演，一方面却须用批评的眼光去观察，要记牢“我爱先生，我更爱真理”一语。
最后，我更对邵仲辉先生表示谢忱；因为稿中许多地方都承先生指正。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聚仁识于上海。
（第一章）概论
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做两部研究：
甲、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乙、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二、通小学
三、明地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五、辨文学应用
甲、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馀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
《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做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列，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做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急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分。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
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么？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子一般，这样愚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因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决与小说、传奇不同。
乙、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
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馀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这假造的《尚书》，宋代朱熹已经怀疑他，但没曾寻出确证；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却已雾迷了一千多年。经中尚有为明代人所伪托，如“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奭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伪，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则全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