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名“适”与字“适之”，是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人。
胡适5岁启蒙，早年曾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25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驻美大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以及白话文写作。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荐》《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胡适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是胡适终生研究的一项学术工作。胡适以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方法使先秦诸子研究焕然一新。在阐述各家学说时，注意审查时行，同时注重推寻各家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努力突出“史”的特点，使先秦诸子的研究系统化。我们在此特选其对“儒”、“道”两家的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修齐治平——谈儒
儒教
一、汉高祖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安事诗书？”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书生的用处正在此。汉初盖公教曹参治齐国，建立了道家思想的信用；陆贾与叔孙通在高帝惠帝时的成绩，也建立了儒家的信用。叔孙通定朝仪，制定宗庙仪法，当时人称他为“圣人”，后世史家称他为“汉家儒宗”。
看陆贾《新语》。又《汉书》四三。（或《史记》九七，九九）
二、汉初之七十年（前200—135）是道家思想比较占优势的时代。无为的政治最适宜于那个年代；当大权的人既不配有为，还是无为最好，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儒家的学者往往看不惯这种消极的政治。贾谊（死在前168）的《治安策》便是明白攻击当时的“无动”“无为”的政策。同时的晁错（死在前154）也想积极有为一番。但他们都失败了。贾谊死在迁谪，晁错斩于东市。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也想做一番积极的改革，被窦太后反对，都自杀在狱里。
看《汉书》四八及四九。又《胡适文存》三集卷七，页八七九——八八三。
三、窦太后死后，武帝亲政，招集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齐人）是汉朝第一个儒生丞相。董仲舒（死约在前104）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在制度方面，如立五经博士，为国立太学的基础；如用经学选官，能通一经以上的补官，是科举制度的起源；如罢黜百家，专崇儒学，是统一思想学术的实行。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实行的。
看《史记》《汉书》的《儒林传》（有些不易句读之处，须参看两书）
四、这个时期是方士最得意的时代，儒生都不免受了方士的大影响。武帝封禅祠祀，都用儒生博士定仪礼，襄祭事。武帝建立的帝国宗教实在是儒生与方士合作的结果。试举郊祭上帝一事为例。汉承秦制，郊见五个上帝。方士谬忌等提议五帝之上还有个太一，被武帝采用了。又有人提议作“明堂”，《孝经》本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说，所以儒生也赞成此事。方士公玉带奏上明堂图样，武帝也采用了。元封五年（前106），武帝亲祠太一、五帝于明堂，用汉高祖作配。史臣大书道：“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样实行《孝经》的儒教，其实是方士与儒生合作之功。
看《汉书·郊祀志》。看《春秋繁露》的《郊语》以下七篇，可知当日董仲舒等儒生确也极力主张郊天，所以能与方士合作。
五、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个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张兼爱非攻。他深信天人感应的道理，他说：
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这是天人感应的儒教的根本教义。他在这个根本教义上建立起他的阴阳灾异学：“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自己是个自信能求雨止雨的方士，著有求雨止雨的书（看《繁露》七四，七五）。他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推求灾难之故。他又是个治《公羊春秋》的学者，所以又用历史比例法（analogy）来推论灾异。他的方法是：“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这个方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先求《春秋》某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
第二步，次求现今某件灾异与《春秋》灾异为“同比”。（a比A）
第三步，然后比例推求现今此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而a比A，故a由于B）
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灾（a）。董仲舒说此事，先寻出《春秋》哀公三年（491B.C）的桓宫，厘宫灾（A）可与“同比”；并先解释桓厘宫灾的天意是要鲁侯“燔贵而去不义”（A由于B）；然后推定辽东高庙灾的天意是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a由于B）。董仲舒借此暗示武帝应该划除淮南王。他因此下狱，定了死罪，武帝特赦了他。这个方法，虽是荒谬可笑，但在当时却震动一世，成为正统的灾异学方法。一部《五行志》记的汉朝经学大师推论灾异，全用这个方法。二千年来的儒生论灾异，也都用此方法。
看董仲舒的《对策》（《汉书》五六），又《高庙灾议》（《汉书·五行志》上）。《汉书·五行志》不可不读，这是西汉儒教的绝妙写真。
六、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之学，本是阴阳家的思想，自从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便成了儒教的正统思想了。他用《尚书》里的一篇《洪范》作底子，把五行分配“洪范”的“五事”（貌木，言金，视火，听水，心土），每一件事的失德各有灾异感应。这个架子后来在夏侯始昌和夏侯胜的手里便成为《洪范五行传》。夏侯胜之学在汉朝成为显学，一传而有夏侯建、周堪、孔霸，再传而有许商、孔光等。许商与刘向各有《洪范五行传记》。这是灾异的“尚书学”，和上节说的灾异的“春秋学”相辅，合组成一个绝大规模的阴阳五行的儒教系统，笼罩了两千年的儒教思想。
看《汉书·五行志》及《儒林传》。此外应看《汉书》卷七五，七八，八一，八四，八五。
七、汉朝的儒教固然是迷信的，浅陋的，幼稚的。但这背后似乎含有深长的意义。汉帝国的创业者从民间来，知识不高，而专制的淫威却不减于秦始皇、二世。夷三族、具五刑，不但行于高帝吕后之时，并且见于宽仁的文帝时代。儒家学者对于这独裁政体，竟没有抵抗的办法，只有抬有一个天来压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国宗教底下得着一点点制裁皇帝的神权。董仲舒屡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正是墨教“上同于天”的意旨，后世儒者都依此说。其实孔孟都无“屈民伸君”之说，汉家建立的儒教乃是墨教的化身。
比较《墨子·尚同篇》及董仲舒的《对策》；《春秋繁露·玉杯》、《阴阳义》、《如天之为》、《天地之行》等篇。
八、关于汉朝儒教的经典，近代学者创为“今文”与“古文”之说，其说起于廖平的《今古学考》（1886）。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与崔适的《史记探源》（1910）更发挥此说，更走极端。诸家所说，并不一致，但总其大意，他们认“今文”的经典先出，“古文”的经典晚出。先出的今文经传是《穀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晚出的古文经传是《左氏春秋》、《周礼》、《毛诗》，古文《尚书》（此仅举其大意）。廖平原来不过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今学出于春秋时，古学成于战国时，今学西汉皆立博士，古学西汉多行于民间。”到了康有为、崔适，就说古文经传都是王莽时代刘歆伪造的了。
看所举廖、康、崔的三种书。反对此说的书甚多，看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九、平心看来，汉朝所处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其中也有内容优劣的不同，但并没有两个对立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学派。王国维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以后，用小篆和隶书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此说似甚可信。东方诸国之书都是用古文写的，中间经过焚书禁书之举（前213），又经过长期兵祸，汉初的君臣又都不提倡读古书，挟书之禁虽已解除（前191），求书的人还很少。《史记》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可见当日读古书者之少。初出的经传都用“今文”重写，有经师教授，次第列在学官。但还有一些用“古文”书写的古书也陆续出现。其时去古稍远，非有特别的古文训练的人，已不能读这些古文书了。司马迁《自序》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所以能参考古文记载，著作《史记》。《史记》采用了许多《春秋左传》的材料，是无可疑的；《史记》又提到《周官》，《封禅书》中有引“周官曰”的话。《史记·儒林传》记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三部书，——《左传》、《周官》，古文《尚书》，——都是后来所谓“古文经”，在司马迁时都已出现，但因为它们晚出，虽然受史家的采用，却不曾得当时儒生的看重。当时儒生正走上了阴阳灾异的儒教的一路，他们要的是奇怪的微言大义，用不着那些记载事实掌故的史书。迷信的儒生竟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见《论衡·正说篇》）二十九篇既法天象，自然不许十六篇古文《尚书》加入了。但后出的这些书，经过学者的整理，如《左传》经过翟方进、尹咸、刘歆等人的整理，如《周官》经过王莽的“发得”，也许经过王莽的修改增补，——他们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到了西汉晚年，刘歆就主张把这些经传——《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列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里添设这几科的讲座。当时的博士儒生大反对此事，刘歆失败了。后来王莽虽把这些书列在学官，并添上了《周官》，但王莽败死后，这些经传仍被废黜，古文《尚书》竟完全散失了。但《左传》《周官》《毛诗》，因为他们本身内容的价值，到了三国以后，终被列入学官，渐渐替代了今文经传的地位。
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卷七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者》；又卷五的《史籀篇疏证序》；又卷四的《汉魏博士考》。看《汉书》三六《刘歆传》。又看陆侃如译的Karlgren《左传真伪考》。
十、从董仲舒到王莽，百余年之间，儒教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如：
（一）经典的增多。
（二）学派的新起（比较《史记》、《汉书》的《儒林传》）。
（三）学术的发达（看《汉书·儒林传》及《王莽传》）。
但最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大变动。刘氏后代不振作，政权移归王氏，而王莽最得人民和学者的信仰。王莽要做皇帝，于是奉承他的人都不谈灾异了，大家抢着制造祥瑞符命，于是灾异的儒教遂变成了符谶的儒教。符谶把王莽捧上帝位（适按，武功井中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临淄新并，天公使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哀章作为高庙铜匮，高帝玺书：“王莽为真天子”），也把刘秀（光武帝）从民间送上帝座。这时代的迷信黑暗也不下于汉武帝时代。
看《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纬书》一门。
看《汉书·王莽传》，《郊祀志》最后一部分。
看《后汉书·尹敏传》《张衡传》《桓谭传》。
十一、然而在那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仍可以看出一个有力的社会改革运动。晁错、董仲舒以至王莽，这班儒生都抱着改革社会的大志愿。董仲舒主张限制私有田产，又反对奴牌制度。哀帝时，儒生师丹辅政，实行限制私有田产和奴婢，都被贵族大臣反对掉了。王莽建国之后，实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命，把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都归国家管理；又设立种种调均人民经济的机关，平物价，办国家赊贷机关。他的经济政策很含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他是董仲舒的嫡派，他是汉朝儒教运动的精神的伟大代表。
看《汉书·食货志》《王莽传》。
看《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又三集卷七《再论王莽》。
廿、五、十六夜
关于孔子
孔子略传
孔子，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纪元前551），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479）。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后。
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了些面子。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象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纂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绝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绝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收效。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话虽不大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很可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孜孜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