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别人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这件事是我不愿去做的，但这件事我又必须去做。自我踏进大学校园的第一步起，我的身心与灵魂就再也不能安宁。本来这部专为大学里一个特殊群体而写的作品，可以早些封笔，但陕西方面又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陕西蓝田县汤峪镇白家坡村一对农民夫妇因惧怕孩子上大学后无力承担高额的费用，于今年4月4日晚，服下剧毒农药双双自杀身亡。为此，我不得不再次抽出时间到陕西跑一趟。
我去的那天正好是6月1日，阳光灿烂的西安城内处处沉浸在“儿童节”的花和歌的气氛之中。然而同属西安市管辖的那个蓝田县白家坡村却见不着一丝一毫的喜色，相反依旧因白引明夫妇的惨死而笼罩在悲恸的重云间。一路上，陪我前往蓝田的友人指着紧搭在小秦岭山脉的那条绵延百里的黄土高坡，说这就是陈忠实写的《白鹿原》里的白鹿原。白家坡村离西安不足两个小时的车程，但这里农民的生活水平却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蓝田县隶属西安市，这里不仅有驰名的“蓝田玉”，也是与北京周口店古猿人齐名的中国“蓝田古猿人”发源地。可蓝田人没有因此而走向富有，相反却在今天被国家列为全国一百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而且是惟一的一个省辖市管区内的贫困县。蓝田人很友善，但当他们把我领进那一排破旧不堪的平房，当我坐定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那间办公室后稍一环视，就如同回到了记忆中的70年代生产大队部的那种情景。地，是坑凹不平的碎砖所铺；房顶，则依旧是落破的竹片；一堆煤球和一台铁制炉子是这间屋里除了办公桌椅之外的全部用具。“我参加工作近三十年了，到现在每个月的全部工资收入为520元。可就这份月收入还长期不能按月兑现，今年春节过后干部们只领到一次工资。”王战科副部长的话，使人能够想象得出这儿那些靠天吃饭的农民的生活水平。
白家坡村离县城有三十来里路，一条公路延伸至村边，交通不算闭塞，农民住的房子大多是新房，地里麦浪翻滚，看不出它是想象中的那一类贫困村落。但当村民们得知我是去采访近两个月前自杀的白引明夫妇之事时，许多人都躲进了屋。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先把我领到村党支部书记家，意在请村支书带我们到白引明家采访可能要顺利些。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村支书的面，家人忽儿说他在地里干活，忽儿又说上集市去了，总之一直没有露面。已是下午三四点了，不能再等了，我们便从支书家出来直接打听白引明家，准备自己去。正在这时，我们迎面遇见了村委会主任。说明来意后，不想那村主任一脸的不高兴，说什么也不愿给我们带路。无奈，我们只得自己往村里走。白家坡村是个二三百户的大村，有人告诉我们白引明家在村的最里头，而那条通往村里的土路泥泞得不能再泥泞。当我们快要走到白引明家时，突然迎面走来一对三十多岁的农民夫妇截住了我们，并将我们引进了一个小院子。
“我叫白引旗。白引明是我哥……”那位男子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非常热情地引我们进了他家的内屋。就在这时，外面进来好几个人。
“这是我三哥。这是我侄女。”白引旗又向我介绍一个男子，并特意把那位被他称做“侄女”的姑娘领到面前。“她刚从长沙回来一星期，她爹妈出事后开始一直没告诉娃……”
“你就是在长沙读中专的白引明的女儿？”
“是。我叫白敏娟。”这姑娘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强得多。
“知道你爹妈出事的原因和过程吗？”我说了来此的目的。
姑娘马上低下头，极为难受地说最好问她四叔。于是她四叔白引旗介绍了白敏娟父母出事的过程：“……今年春节过后，我哥嫂觉得自己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打元旦到敏娟和她上高三的弟弟上学走之前的两个多月里，一家人连一滴油都没沾过，外面还欠了2800多元债。我哥嫂便在3月份里连续几次把在县城读高中的我侄儿叫回家，劝他别再一门心思考大学了。我侄儿上的是县重点中学，成绩不错，所以说什么也不想放弃考大学的念头。这么几次劝说无用后，我哥嫂心里压力越来越大。大女儿今年中专毕业后还不知能不能找上工作，儿子又要上大学，别说十几年来为供儿女上学已经欠下的一屁股债没法还，现今儿子如果考上大学，一年至少还得四五千元钱，四年下来就是几万元！我哥本来身体一直就不好，嫂子又是不能下地的残疾人，全家仅靠三亩果树和一亩多地，哪生出那么多钱供儿女们找工作和上大学呢？这不，俩人越想越背呗，4月4日夜里，就把家里两瓶除果树害虫的农药给喝了……”
白引旗在叙述自己哥嫂的死时说得很平静，但当时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听了都像心里堵着一团棉似的那样难受。
“你哥嫂多大年龄？”
“我哥51岁，嫂比他小几岁。”白引旗说。
“平时你们没有感到你哥嫂他们要走绝路的什么迹象？”
“我嫂虽说是残疾人，但从来很要强。就我哥平时在我们几个面前老在念叨啥现在城里人也到处在下岗，将来我俩侄就是上了高中、大学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啥的，心理压力看得出一直是很大的，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往绝路上走。这不，年前我哥还让我们兄弟几个帮着一起将他家两棵大树锯成板，准备给儿女交下学期的学费。可还没等到用上，这些树板成了他们自己入葬的棺材木，而且仅够一口棺用料……”白引旗说到这里咽住了。
全屋的人都跟着低泣起来。这是一幕无法想象出的悲恸与凄怆的场面。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不因父母的死而影响学业，做叔叔的白引旗和其三哥等，便一直让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侄女白敏娟住在他们家里，在县城上高三的白敏娟弟弟则自埋葬父母后便没有回过家。出殡的第二天，白引旗便送走了侄子，并对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今年考大学，这是对你亡父亡母最大的报孝。”据说，白敏娟的弟弟回到学校后得到了政府和同学的一笔捐助，但在今年高考时他却意外地落榜了，现在他正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
天色已暮。在我执意坚持下，白家人带我来到白引明夫妇生前住的小院。这里自4月6日出殡后便一直被锁闭着，当亡者的兄弟把紧锁的门打开那瞬间，我感觉屋里头有股凉气透彻肌肤，随即是内心深处的重重寒意：空荡荡的三间屋子里，除了那座落满尘埃的土炕与灶台外，只有墙上那幅毛主席的像依旧挂在那儿……这一景实在大出乎我所料。因为在进屋之前，我以为在屋子里定会有这对可怜亡者的专设祭台，可事实上没有，于是我也无法以一个远道而来的探访者身份向白引明夫妇的牌位鞠个躬。面对人去房空的农家小院，我不知如何是好……
离别白家坡时，白敏娟和她的叔婶们远远地为我们送行，就像第一次感受有人在为他们分担不幸。这使得我心头更加沉重。
自杀身亡的白引明夫妇一家，其实与500多万在校大学生家庭相比，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他们所在的村有318户人家，去年人均收入1800元，按照国家划分贫困地区的标准已经属于脱贫的农民了。然而在这个村算得上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白引明一家，却因供两个子女读书造成债台高筑的重负，走上了本不该走的绝路。他们的死，在当地引起轰动，人们在纷纷议论穷人家还能不能供得起子女上大学。其实，从我所采访的数百名贫困大学生及他们的家庭情况看，没有一家不是与白引明家庭经济情况相类似，而更多的家庭远比白引明家困难得多。那么这成千上万个家庭又是怎么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的呢？而那些家庭境况比白引明家还要艰难得多的贫困大学生们，又如何努力在校走过四年甚至更长的求学之路？他们的现实与未来命运又将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