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住哪一天的电视节目，但有两个镜头却永远刻烙在我的记忆之中：一个镜头是一位患癌症的女教师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前几个小时，她用极其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家人叮嘱：“你们……一定要、要继续给、给广涛按时寄钱，让他在清华……读完大学。还有、我死了……千、千万别、别告诉他，那样会影响他学习的……”镜头里的这位女教师说这些话时，泪流满面。看得出，她是多么留恋这个美好的人世，而她心中最放不下的似乎还是那个在她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千呼万唤的一个叫“广涛”的人。
第二个镜头是：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学生赵广涛蹲下身子，吃力地从床铺下拉出一个木箱，他从这惟一的“家当”里取出一叠信件，随后含泪向记者说：“……这都是李妈妈写给我的信。几年时间里，她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我巨大支援，每月寄钱来，而且更多的是慈母的关爱。可是她现在已经离我而去……我、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她一面，我还没来得及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她就……”
我看这镜头时流了许多泪，因此我也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女教师的家和这位在清华读书的赵广涛同学。后来我如愿以偿，而当我听屏幕之下的主人公讲述那段超乎寻常的人间真情后，更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
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精仪系的赵广涛同学是河南郾城县龙城镇仲李村人，那个离他而去的女教师是湖南娄底涟钢子弟学校的李赛明女士，这二位后来认做“母子关系”的人素不相识，也平生未谋过一次面，却因为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使他们之间演绎了一段情深似海的母子之缘。
那天我到清华去见赵广涛，我们开始几乎没说上几句，虽然客观上还有另外几名贫困生在场，但我看得出赵广涛似乎已不太再想谈他与李赛明老师之间的事。等对其他的学生采访完毕后，我约他单独在清华园的一块绿地上倾谈。那已经是晚霞落地的时间，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太愿意提及李赛明妈妈的事，他说李妈妈的不幸去世本来就使他非常非常的悲痛，电视上把事情一播后隔三差五地有记者什么的找他谈这件事，各地来信的也特别多。赵广涛说，正是因为他与李赛明妈妈的特殊“母子”关系，本来李妈妈去世后他一直把这巨大的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每天尽量地用满负荷的学习来填补这一心灵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他决心通过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毕业后抽个时间到湖南的李妈妈坟前磕几个头……“现在不行，我越是不想提的事越老有人来左问右问的，我实在受不了，每提一次李妈妈的事，我就会好几天缓不过劲。你们这些当作家记者的就知道找素材，可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挖我的心？”赵广涛瞪着一双略带怒色的目光看着我。
“真对不起了，广涛。”他让我有种负罪感。稍顷，我把手搁在他垂下的双肩上，然后说，“好，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
“不不。”赵广涛同学又突然抬起头，抱歉地说，“对不起，刚才我不是对着你的。你是学校学工部老师安排的，我当然得跟你好好说一说的，不过我是想通过你对新闻界还有社会上的人说一说——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报道我，还有很多人寄钱给我。可我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安下心，努力学习，用优异成绩来报答李妈妈，同时也报答所有关心我的人。我只是不想别人再打扰我，顺便也想通过你的笔，对所有关心我的人说清一件事：当初我接受李妈妈一家的资助，是因为我那时太困难。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自己已经能自立了，所以不想再接受别人资助，而且我已经做到了。可是有个记者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还在接受李妈妈家的资助，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已经不是那样了，真要那样我就太没出息，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李妈妈了……你理解我的心思吗？能答应帮我做这件事吗？”
我十分郑重地点点头。
“好，那我就从头跟你说……”赵广涛的脸侧仰着，正好一缕金色的晚霞打在他的眼上，于是他双目微眯，那神情一下陷入了无边的思恋之中……
1994年9月1日，赵广涛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带着家乡龙城镇的数万名父老乡亲的厚望，踏上了进京的路。从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书那天起，赵广涛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因为在他之前全镇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生。虽然郾城是个穷地方，但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们却都知道中国有个清华大学。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能考进清华的那就是正正经经的“状元”。那阵子乡里的干部、乡里的百姓都感到光彩，要是出家门往外乡走一趟，谁都要提及“俺乡有个娃考上了清华”这句话。但是乡干部万没想到的是，赵广涛家人却因儿子考上了这么个大学而整天满脸忧愁，一问，说是为了几千块一年的学杂费。上了大学不就可以吃国家了吗？乡亲们还是老观念，他们不知道从这一年开始大学实行双轨制，所有上学的人都得交学杂费，除此个人还要承担生活费。“凑！俺们全乡人就是每人捐出一毛钱也要让我们的‘状元娃’上清华！”乡长把袖子一捋，对着广播向全乡百姓发出号召。就是在赵广涛上路的这一天，乡长代表全乡数万名乡亲把一笔钱交给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状元”。赵广涛呢，他正是用这笔钱进了首都北京的清华园。
但是，令赵广涛这位乡下孩子不可思议的是，要踏进现今的大学门，除了要交一笔高额学杂费外，还得至少每月200来元的生活费。哪儿来那么多钱？他太清楚自己的家是个什么样，别说每月200元，就是一年到头也难见200元的现钱呀！一个早已年迈的奶奶，久病不治的父亲，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赵广涛知道要从这么个家里每月抠出200来元现钱，就等于扒家人的皮。清华园里的“状元”陷入了窘境。这时，一位记者把面临几近失学困境的赵广涛的情况录入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得帮帮这个有出息的苦孩子呀！”在中央电视台这一节目播出的那一短暂的时间里，有一位远在湖南娄底市的中年女老师心头刹那间被紧紧攫住了。那一夜，这位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女老师辗转难眠，伟大祖国的最高学府里的一位孤苦无助的学子的影子一直在她眼前晃动着……不行，我得帮一把这孩子，考上清华大学多不容易，不能让他因为家境的困难而影响学业！
第二天，这位女老师悄悄来到邮局，给远在北京的赵广涛同学汇去100元钱，特意在附寄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个真诚的心愿：“你就当自己是我的一个孩子吧！”
邮局工作人员清清楚楚地看到汇款人一栏上写着三个秀美流畅的字：李赛明。
没几日，李赛明一天中午回家吃饭，看到有封自己的信。她拿起一看，就兴冲冲地对老伴欧游说：“你看看，北京给我回信啦！”
“北京？你啥时候有了北京的亲朋好友？”
李赛明老师见老伴一脸狐疑，便开怀地公开了一个心中的“秘密”。老伴欧游一听，就把儿女叫到一起，很是郑重地说：“你们妈做了一件好事，也是善事。我们都要支持她的行动，把赵广涛同学当做你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
“嘿，这回咱家可就出了个清华大学生啦！”孩子们也十分高兴地议论开了。
从此，李赛明每月领完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邮局汇款，而且从不拖时，从不间断，就连寒暑的假期依旧将一张一张汇单寄向清华园……
清华园内的赵广涛同学开始接到这一张又一张的汇款单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愧疚感。要强的他终于忍不住给这位“李妈妈”写信，并婉转表述了自己再不好意思收取资助的心境。他哪想到，这封信不仅没“冷却”对方，反而收到了“李妈妈”更情深意切的来信——赵广涛承认在这之前他对“李妈妈”的称呼也纯粹是出于礼貌，而绝非等同后来他所称之的“李妈妈”之真切。
“李妈妈”的信上这样对他说：广涛，我的好儿，你这么想了让妈我心里都不好受。我不能看着你在大学里为了一顿饭钱、为了买个本子而总是那样愁眉苦脸。如果真是那样，我每天生活在又有冰箱彩电，又有音响空调的家里会极不舒服的。好儿啊，你知道吗，当妈妈的假如不能为自己的儿女做些什么，心头都会有种负罪感，那更不用说她自个儿偷着一人在享受安乐富裕的生活了。明白吗？只要儿在外面受苦，当妈的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会有丝毫的幸福可言。
赵广涛哭了，他从这位平生根本不相识的“李妈妈”信中，看到了自己亲生妈妈的那种发自母性最原始、最崇高的珍爱与呵护。“李妈妈，看了您的信，我一下有千言万语想对您说，可我不知该从何说起，我惟一能说的就是一句话：让我像对亲娘一般地叫您一声妈妈——”打这以后，赵广涛的内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归宿感，他说那时开始他叫“李妈妈”完全与叫自己的母亲一般，面对的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亲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超过了亲生母亲，因为这个李妈妈有时几乎一个星期就要给他写一封信，这种心灵间的异常频繁的交流与融会，时间一长就慢慢变成了一种亲情，一种两相牵挂的、不可消失的永恒的亲情。赵广涛直到李妈妈去世后才从由长沙专程到北京来采访他的记者那里知道，李妈妈一家根本不像她在信中向他所描述的那样富有，当时李赛明老师就是为了打消赵广涛接受资助的内疚感而有意这么说的。当老师的李妈妈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她在赵广涛面前也做得天衣无缝。其实李赛明的家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家，也可以说是个生活水平低下的家庭。她和老伴二人才各拿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三个孩子中大的未成家，小的正在发育年龄，中间的大儿子与赵广涛同龄，也是属于能吃和长身体的时候。李赛明本人又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一家五口挤在30来平米的房子里，惟一的两件最现代化的家什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两个低收入的父母要带三个又在读书又在长身体的大孩子，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赛明不仅从来没有向赵广涛透露过一丝一毫，相反每一次向北京汇款时总刻意表现出一位有钱的母亲向一位有难的儿子施恩时的那种豁达与大度。如此长久的“美丽谎言”，使一南一北的“一家人”共同进入了一个无比幸福的童话世界。
亲情不仅仅来自血缘，它还属于那些相互关爱的人。时间一长，已有三个孩子的李赛明总是特别惦记北京的赵广涛。有一次，李赛明的小儿子对妈半开玩笑地说：“妈，我们感觉在你心中广涛哥好像比我们更亲似的……”母亲笑了，说：“傻孩子，你们天天在我身边，还用得着我那么牵挂吗？广涛就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孤身在外，自然得多为他想点儿。”在清华园上学的赵广涛呢，心头也慢慢老有一种对远在湖南的李妈妈及其一家人的牵挂。有时倘若晚收到一两天的信，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回去赶紧发一封信问问为什么，是不是“妈妈”身体又不太好啦，总之是那种无法割舍的惦念。平时，赵广涛也不时把学校和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李赛明。李赛明呢，则用她母亲的那般特有的细微关怀着远方的“儿子”。只要她稍稍从赵广涛的信中感觉到他正需要什么时，就赶紧倾其所能地去办。冬天到了，她忙着向北京寄去棉大衣；夏天来临，她便把本来给亲儿子买的衬衣汗衫邮到清华园，同时还寄去一笔特殊的“回家费”。“你出来又快一年了，该回去看看父母了。如果不打算回家，那这笔钱就算你在北京打工的本钱吧……”李赛明信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1995年的春节前四天，赵广涛的奶奶突然去世，为了办丧事，本来就清贫的赵广涛一家犹如雪上加霜，一下多了不少新债。李赛明得知后，一面给赵广涛写信安慰，一面忙着筹钱。她除了每月给赵广涛寄100元，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好几个孤儿及一群无家可归的乞丐们施舍捐助。一个本来就极低收入的家庭，要是整天摊上那么多事，谁都感到极其为难。但当李赛明知道赵广涛家里出事后，便毫不犹豫地把全家所剩的200元伙食费给汇走……“妈，咱一个多月了，老吃地瓜加茄子，我一闻家里的饭菜就反胃，么子就不能换换口味呀？”面对儿女们的抱怨，李赛明只得无可奈何地苦笑着向他们许了个永远难以实现的愿。
又一个暑假到了，李赛明把该汇出的“回家费”汇走了，也把该备齐的衣物寄出了，然而却一晃近两个月没收到赵广涛的回信。是他没回家？可学校的人说他没留在北京打工。难道他回到亲人身边就把我这个“妈妈”给忘了？不像，广涛这孩子不是那种人。那他到底怎么啦？李赛明心里好着急也好担心，她猜想一定是广涛这孩子的家里又出什么难事了。不行，说什么我也要找到广涛听他说说是怎么回事，就是天大的困难，还有我这个妈妈给你顶着嘛！一不做二不休，李赛明一连发出三封信和一封加急电报，催着广涛给回音。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赵广涛家里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奶奶死后的债务，5月份，多病的父亲又离开人世，年仅49岁。赵广涛一面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面不想再让李妈妈一家跟着承担他和他家的不幸。从每一次湖南邮寄来的用旧布做的包裹和一件件不新不旧的衣物中，赵广涛多多少少隐约感觉到了李妈妈一家的生活并不像她信中所描绘的那样富裕。正是因为这个，他不想再由于自己家庭的不幸拖累李妈妈一家，他也不想让好心的李妈妈跟着为父亲的病逝而悲伤，所以一直没有回信。现在看到李妈妈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与电报，赵广涛只得将注满泪水的话倾诉给远方的李妈妈听……赵广涛说，这一封信他写得很长很长，也很悲伤忧闷。信发出没几天，他就接到了李妈妈的信，李妈妈的信比他写得还长，整整密密麻麻的十几页纸，那每一页字里行间都刻着一位慈母的伟大的爱。她告诉广涛，从现在开始每月给他的生活费由原来的一个月100元，提高到300元。“好儿呀，你不用为我们家里想，妈妈一家人长年过着要吃啥就有啥、要穿啥就有啥的生活，可你呢，情况就大不相同，你要读书，你家又频频出事，我这个当妈的担心的是你因沉重的困难而影响学业，你千万要顶住，你也完全可以放心地相信有我这个妈妈做后盾，纵然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能克服……”信中，李赛明一方面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一方面用中外名人的奋斗事例鼓励赵广涛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完成学业。
赵广涛就是在李赛明的鼓励下重新站立了起来，而且学习成绩也从入学初期的全班中游水平，跃入前五六名。他的班主任说：“是李赛明老师所给予的那种人间至诚的特殊精神力量，为清华大学重塑了一个赵广涛同学。”
1997年春节过后的新学年已经有一段时间，然而赵广涛却奇怪地一直没有收到李妈妈的亲笔信，虽然钱还是准时收到，但落款却不是李妈妈的字。赵广涛焦虑起来：莫非李妈妈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事实正如他所猜，李赛明本来一直身体多病，这年3月开始她就再也支持不住，到医院一查，竟是晚期肺癌并发肝硬化。病魔的痛苦折磨使李赛明连动手写信的力量都失去了，她不得不躺在床上让老伴代写，并吩咐信上一定要说明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而由人代笔的。“广涛这孩子心细又敏感，不然他会发觉什么的。”李赛明对老伴特别说明。其实从这微妙的变化，赵广涛还是感觉到李妈妈出什么事了。他回信说，等暑假一到就去湖南看“妈妈”。但是，赵广涛没有等到这一天，1997年5月3日，李赛明老师与世长辞。这对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母子亲情的两代人却因此而永远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其间，当地有一位电视台的记者知道了李赛明与赵广涛的事，便在李赛明的生命最后时刻录下了这位伟大母性的形象，那就是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里出现的镜头。镜头里有记者与李赛明的一段对话：
记者：“您现在想不想见见赵广涛？”
李赛明将头侧到一边，流起了泪。片刻，她毅然道：“不想！让他把五年的书念完再说！”
记者：“可您的病……难道您就不想先见他一面？”
李赛明重新把头侧过来，她的脸上尽是泪痕。“我不相信医生说的我只有三个月时间了。我有信心等到他毕业的时候见他……可现在不想打扰他，他太不容易了，他爸爸死时他都没回家……”
良久，记者又问：“您这样关心赵广涛，有没有想等他以后有了出息报答您呢？”
李赛明肯定地摇摇头：“我不要他报答，只要他能够独立，能够自己保自己就行。我最大愿望是他能顺顺利利读完五年大学，然后走上工作岗位能为国家做点出色的事，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生……”
这段话说完没几天，李赛明带着她对赵广涛的无限惦念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在办丧事时，有人提出应该给清华大学的“儿子”发封电报，但被李赛明的老伴阻止了，他说：“在生命最后一刻，她还一再叮嘱不管自己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去惊动和打扰广涛，让他安安心心地读书。她惟一让我做的是要继续给广涛寄钱及以她的名义写信……”后来如果不是赵广涛坚持在暑假上湖南去看李妈妈，李赛明家人是绝不会将他心目中的一位形似泰山的母亲已入天国的噩耗向他告知。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妈妈这么好的一个人会溘然逝去，老天竟是如此不公！”当赵广涛向我讲述完他与“李妈妈”之间的故事时，清华园里已是一片灯火。
“何先生，现在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别人老在我面前提起李妈妈的事了吧？”赵广涛忽然说。
我点点头：“你内心还有一份别人并不懂的愿望，就是尽量地少去打扰九泉之下的李妈妈，让她不要再多为你这个清华学子操心了……”
赵广涛突然把我的手紧紧握住：“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
分手时，赵广涛告诉我一个心愿：“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去湖南，去李妈妈的坟前喊一声：”妈妈，你的儿子完成学业后看您来了！“
夜色下，我分明看到这位清华学子瞳仁内的闪闪泪光。
与赵广涛一样，杨虹的几年大学学业可以说是自始至终被特殊的爱与温暖沐浴着，而当人们了解这事情的整个过程后，有谁还能说人的本性不是善良？
杨虹现在已走出校门，在沈阳市某交通局客运集团公司上班，他是作为特批对象落户在这座北方城市的。其实如果不是与这座城市早有的一段情结，杨虹也许今生今世成不了一个沈阳市民，也许根本不可能与大学有缘。
杨虹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边远山村。这里的人受传统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一般的年轻人上完初中就开始务农，能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念高中的娃儿几年也出不了个把，在娃儿的父母眼里，那些想上大学的都是在做梦。与其做梦，还不如早些拿起牛鞭粪桶置个家业。所以当那年杨虹把上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时，父亲一脸的不悦：“家里连拿出一分钱都费劲，你还念啥子高中么？”
“我就要念么，将来还要上大学！”杨虹与父亲顶完嘴，就开始走自己的路。
他到同学那儿借了150元路费，买了一张站台票便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结果乘了几天几夜车子准备在哈尔滨找个工打的杨虹落了空，于是他又辗转到沈阳。这回他运气不好，半途被查出没票而赶下了车。后来他一路徒步，到沈阳时口袋里只剩5块钱。走投无路的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舅舅在沈阳东陵沙场工作，便搭了一辆车子赶到那儿。此时天忽然下起大雨，又饿又乏的杨虹再也支撑不住了，在一棵避雨的树下，他刚落足便昏死了过去……第二天醒来时，杨虹感觉自己好像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似的。他拼出全身力气，挥动着手臂，以示过路的行人与车辆注意。最后还是一辆开小货车的师傅拉他上了车，并将他送到东陵沙场。杨虹一问，人家说他的舅舅早已不在这儿干活了。当时杨虹一听这，又一下昏了过去。沙场上好心的人看这孩子太可怜，便留下了他。杨虹后来说，当时他好比一个乞丐，别人留了两碗面汤他吃得却如山珍海味一样惬意。
打工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杨虹他们干的活是帮人家拆旧房，偏偏这是个要力气的活儿。杨虹个小，没有人跟他搭帮，于是他被安排在工地做饭。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老天开眼，杨虹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后来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沈阳市民项士信一家。项士信的家当时就在杨虹做工工地的附近，他儿子项鑫比杨虹小几岁，每天中午回家吃完饭后就喜欢上工地那个地方玩一阵子。时间一长，项鑫便与杨虹熟了。杨虹见项鑫经常从工地那儿担水回家很吃力，就帮小项鑫挑，这样杨虹也认识了项鑫的母亲郭淑杰。项家的人都是老实本分又善良，见杨虹聪明热情，便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什么的。有一天，小项鑫的母亲郭淑杰正在家里忙活，见杨虹愁眉苦脸地坐在她家的门槛上，一问，原来杨虹打工的这个工地上已经没活了，人家甩下他换到别的地方，他杨虹一下又成了孤独的流浪者。
“阿姨，我想到您这儿借点米吃……”杨虹终于开口了，他说他现在跟一个老乡俩人一起蜗居在工地上的一间小破房子里，靠捡砖头卖过日子。因为旧砖不好卖，他与老乡两天没吃啥东西了。
郭淑杰二话没说，找出一个小口袋便给杨虹装了十来斤米。“有难，你就说一声。阿姨一家只要能做得到的一定帮你。”郭淑杰随口说了一句，杨虹却把它牢牢地烙在心上。
项鑫的家要动迁，杨虹第一个来帮忙。在运货的一路上，杨虹见项鑫的父亲是个大好人，便半真半假地说：“项大叔，要是我认你做爸，你能不能供我读书？”
项鑫的父亲项士信憨厚地一笑，说：“你上学要花多少呀？”
“一个月五十来元就够了。”
项士信一思忖，说：“读书是好事，我一定帮助你。”
当时杨虹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嘴上说说，不就图个快活嘛！但是杨虹虽身在他乡，心里却一直惦念着高中快要开学的时间。想想眼前的境况，杨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没了重进课堂的希望，为此他写信给老家的同学，流露出走绝路的念头。偏巧，郭淑杰在给杨虹洗衣服时无意中看到了那个同学给杨虹的回信。郭淑杰吓坏了，把这事赶紧告诉了丈夫项士信。夫妻俩都是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一商量，说什么也要帮这孩子一把。可是家里哪有钱呀？项家三口人，其实挣钱的就项士信一人，郭淑杰是沈阳头一批下岗的人，他们的儿子也在上学，三口子本来日子就过得够紧巴。
“杨虹这孩子实在太可怜，容我想想办法。”项士信说完就出了门。他是去朋友家借钱去。
“怎么样，借着了没有？”半夜，老伴给项士信开门后的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成了。”项士信说。
第二天，项家夫妇找来杨虹，当面把1000元钱交给他：“这钱是给你上学用的，赶紧收拾行李，还来得及赶上开学……”
杨虹愣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眼泪禁不住哗哗直下。他“扑通”一声跪在项家夫妇面前，泣不成声：“我……我这辈子永不忘记你们！”
再说杨虹回家跟父亲把自己离家出走后的前前后后的事一说，老父亲大为惊讶，对儿子说：“项家真是天底下的大好人。虹儿，你能重新上学，这事我跟你妈做亲爹娘的都帮不了你，项家的义举对你来说就是再生父母。以后你得改口，叫他们爹妈才是。”杨虹呢，这回跟父亲想到一起了，其实他内心早有此愿，只是经父亲这么一提就更加迫切。当晚，杨虹含着泪水把久存在心头的愿望连同上学的喜讯，一起写信告诉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那个新家……
之后的三年，村里人都说杨虹交上了好运，因为他有一个沈阳的“好爸好妈”每月寄钱来供他上高中，而且寄钱的数目从最初的50元，升到80元、100元和200元……逢到新学年开学，甚至升至五六百元还多。杨虹一家和村上人真的以为遇上了一家有钱的好心人。说好心不假，但说项士信是个有钱的人家那实在太离谱了。那时项士信一人上班挣500来元的工资，为了保证给四川的杨虹每月寄钱，老伴郭淑杰一等丈夫把工资领回家，不管家里有什么大事难事要办，她总先留出一半钱来放在抽屉，第二天又匆匆寄走。郭淑杰说她是怕钱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可能被别的急事挤用掉了。“在认识杨虹后的这五六年间，我心里一直提着弦，生怕有一天突然自己家里出件什么大事把给杨虹的钱挪做它用了……”郭淑杰每每谈起此事，心中总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负重感。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丈夫的500来元工资，却要把其中的一半留出来给别人念书用，而仅用剩下的那么一点点钱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这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恐怕除了郭淑杰和她丈夫项士信能说得出外，再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1993年夏，项家又接到四川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杨虹写的，里面还有一张沈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入学录取通知书。“孩子他爸，杨虹这回有出息了，考上我们沈阳的大学了，你快看呀！”丈夫项士信下班刚踏进家门，妻子就激动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
“好啊，这孩子总算没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血！”项士信其实比妻子还要高兴，因为他曾跟杨虹半真半假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哪一天你真考上了大学，我就正式认你这个儿子。”
看到丈夫从心底里都在乐的样，一边的妻子郭淑杰则双眉慢慢紧锁起来：“杨虹上大学的费用就更大了。你看，光上学报名时就得一下交1700元呢！”
“还能凑一凑吗？”
“拿什么凑？咱鑫儿的学费这回也得出去借了……”妻子“唉”了一声，忍不住两眼直流泪水。
“杨虹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帮他进大学门。”黑色夜幕下，丈夫一把搂过瘦弱的妻子，有些哽咽地，“只是又要苦了你……”
天亮后，项士信叫妻子去给杨虹发电报让他先到沈阳来，自己又去到朋友那儿求情借钱。这回他把该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但仍然只借到了600元……开学报到的日子已到，那天郭淑杰特意给杨虹换了一套新衣服，但领杨虹去学校报到的丈夫项士信那天脸上却显得很沉重。
“老师，我们杨虹的家就在沈阳，离学校不远，能不能让他走读，这样他的住宿费啥的我们不出行不行？”来到学校，项士信把杨虹安顿到一边，自己便带有乞求地问正在登记的一位学生处工作人员。
“那怎么行？上大学有规定，必须住校。”
“您高抬贵手给通融通融……”
“不行就是不行，你别浪费时间好吗？来来，让一让，下一个！”忙得不亦乐乎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时间跟项士信多说什么。
头一回没办成，项士信只好带着杨虹回了家。第二天他没让杨虹去，自个儿又去找那个管报名的学生处工作人员，那人一见项士信又来提这根本“不着边”的事，就干脆回答道：“要是交不起钱，就别上了嘛！”
项士信气得掉头就往回走。气归气，人家学校有规定么。妻子好言劝道：明儿找找学校的领导，把事挑明了，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照顾照顾。
还有啥法子，只能这样呗。报名的日子只剩最后一天了，项士信再次来到学校。这回他直接找到了学生处的杨处长。“好吧，正好有点空闲时间，你就说说你儿子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实巴交的项士信苦笑了一下，只好无奈地把他一家与杨虹的事全盘倒给了杨处长听。
“竟有这样的事呀？”杨处长听项士信的讲述后，激动地站了起来，并当即表示，“如果情况属实，我一定促成领导批准你的这个特殊要求！”值此，项家七年含辛茹苦帮助一位贫困生上学的事才被旁人所知晓。杨虹也顺理成章地被学校破例允许走读并免去了一切学杂费。
有人说杨虹太幸运了，幸运遇到了像项士信这样天底下最好的人家。这话其实一点不过分，先不说过去的几年里项士信一家为了帮助杨虹这个对前途、对人生失去信心的苦孩子怎么重新树立信心、上完高中的那片苦心，单单在杨虹上大学的三年时间里，项家就曾几度倾家荡产、高筑债台。有一次杨虹入学后需要办个30元的图书阅览证，当时“妈妈”郭淑杰手里别说30元，就是3毛钱都拿不出。可孩子在大学里有个阅览证是必需的，郭淑杰想来想去也没招，最后她想到了自己有件没穿过的新呢子上衣，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廉价出手卖了50元钱。当她看到自己还没有穿过一回的新衣服被人无情地拿走时，竟坐在马路边上哭了起来。项士信自打添了个“大学生儿子”后就更不用说了，因屡屡借钱他把朋友都给得罪了，“老实、仗义”的名声也变成了“可怜、可气”的骂名。至于在邻居的眼里，他项氏一家是抠门抠到了自个儿的皮肉。这话咋讲？人家说你没有注意他项士信的脚上那袜子？咋？是从垃圾箱里捡的！还有你没看他媳妇，倒也天天上菜市场，也筐里常满满的往回提，可那都是别人扔下的烂菜根烂菜叶哩！
我们再来听听项士信一家是怎么说的。问男主人，可他不愿提这些事，大老爷们儿的说不出口呀！女主人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瞧不起她所做的事，她说得也平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本来就鑫儿他爸一个人挣工资，后来虹儿进了我们家，四张嘴吃一个人挣的钱，自然只能过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实，因为看到虹儿能有出息，能上完大学，现在又能找到一份能发挥他才能的工作，我们全家一点儿不感觉冤。虽然为了他我们背了一身债，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他爸也还能干，我也可以腾出空了，准备办个托儿所，再苦干两三年，欠的债就差不多可以还尽了……”
听，本是滚烫、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嘴里说得那么平平淡淡。这才是我们中国百姓的真实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