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是元朝时避乱永济的张思诚的后代。到张允龄一辈时，始远游从商，西到兰州，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后又南至淮、泗，往来楚、蜀之间。虽然身在商界，但张允龄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在遇到事情时，他往往判断正确无误，人们甚至怀疑他有异术。虽然说张允龄足迹半天下，但也是拮据20年。他的弟弟张遐龄也到过吴越、广州、南昌等地，但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并不成功。
王家的第一代商人是王现、王瑶兄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是时人对这对兄弟的评价。他们的父亲官至管教育的邓州学正，但没有什么实权。叔叔王珂也曾中进士，任中书舍人，但早逝。经商的王氏兄弟俩一生奔波在外，辛苦劳顿自不用说。哥哥王现为士不成，然后就外出经商，到过洮陇、张掖、敦煌及巴蜀、吴越等地，最后客死郑家口。弟弟王瑶，也辗转多地，西到陕西、张掖、酒泉，东到淮浙和苏（州）湖（州）之间。
王瑶的三子就是王崇古，他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部督。
在明朝，盐业是反腐败的重点领域。明政府禁止4种高官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这4种高官分别是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成化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商人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发起了对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弹劾。他说，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当时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则是著名的陕商。
在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看来，张、王两家第二代经商能够远远超过第一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商合一。姻亲关系将两个家族豪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个特权政商家族，其日后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商帮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时间上看，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
这场争论源于蒙古首领俺答的养孙把那汉吉投降。他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做未来的妻子，但俺答却将其所聘之女许配给了其他人，把那汉吉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1570年）9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降明军。
把那汉吉的归附是接受还是拒绝，直接事关明政府与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落的关系。此时俺答已调兵向明朝索要把那汉吉，明蒙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过去的近30年间（1542~1570），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多次提出通贡互市要求，但遭到明政府的拒绝，明政府甚至斩杀蒙古来使，传首九边（将蒙古来使的首级给九边将士看），明蒙关系紧张到鞑靼部频年入犯，明朝北部边境“华夷交困，兵连祸结”。
这时大同的最高军事首领就是宣大总督王崇古。军人出身但有商人家庭背景的王崇古认为，“此奇货也”！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余之处，就与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疏，提出把那汉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并把封赏把那汉吉作为上策。
当时的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接受把那汉吉归附，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以至于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
最终，隆庆皇帝采纳了议和派的建议。俺答原以为养孙自投罗网，必死无疑，后听到把那汉吉不但没死，反而封了官，于是将明朝叛臣送还明朝，换回养孙，并上书愿世代服从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将其作为属国，与俺答订盟通贡，开放马市。
隆庆皇帝从其议，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幕下皆授衔，是为“隆庆议和”。议和内容还包括，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蒙古族用马匹换取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货、服装、针、线等物品和杂货。
明政府以每年付出马价银10万两和抚赏鞑靼部银22000两的代价，获得该部每年上贡500匹马和在马市交易14500匹的承诺。此后，俺答汗四代世袭封贡至明末。
在主和派看来，双方的敌对状态是因为明政府的闭关政策。如果双方能够各取所需，边区安宁足以维持。主战派更多是从雪耻报国的角度来看待与蒙古的关系，而主和派则更多是从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出发。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明史》记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张四维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也是议和派的主要人物。当年司马相如曾为西南夷事奏请汉武帝，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就隆庆议和之事，张居正曾借用这番话，用知己的口吻给王崇古写信说：“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虽然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显然是对议和派的不满。两派的分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斗争错综复杂，随后引发了明朝历史上一场大的政治地震：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内阁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辞职，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家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高（拱）张（居正）内阁继承了王张家族的执政理念，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在与俺答议和通贡的同时，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不仅调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还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
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背后影响和推动这一政策的，其实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盐业起家的很多商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今临汾市）亢氏、代州的冯忠等，都是依靠官府势力而成为晋商第一代富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