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千年命题的现代参照
这些年对中国区域商人的追溯热潮也吸引了郎咸平教授的关注，他出了一个VCD版的《郎咸平说中国商帮》，但个别地方所表述的准确程度也并非如他的名头一样滴水不漏。譬如他说，股份有限公司最容易坑人，而山西商人决定用无限股份制，对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崇敬。
郎教授的说法很吸引眼球。他的话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只有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采用了无限股份制。如果他只是拿纵向的古今对比，而没有交代时代背景，那么，这种引申几乎已经到了以偏概全的程度。
我一介草根图书作者，无比惊羡于专家天马行空的演绎。然而事实是这样的，首先，那个时代不仅山西商人在采用无限股份制，大多数欧美企业也在采用无限股份制。其次，那个时代采用无限股份制实属无奈之举，并非山西商人故作姿态，仅仅是为表示自己对客户的信托责任而为之。1929年5月，江苏商人陈调甫在天津小王庄创办永明油漆厂。建厂初期，招股十分困难，仅凑足1万元。其中，半数还是他从舅父那里借来的。为让投资者安心掏钱，陈调甫决定不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是组成“两合公司”，即如果遇上亏累，永明漆厂的其他股东都负有限责任，而陈调甫负无限责任。无锡荣氏兄弟所参与组建的第一家纺织厂振新纺织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在经历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后，荣氏兄弟在1916年创办的申新纱厂以及之后的茂新、福新面粉厂，都采用了无限责任制。所以如果要给予崇敬，受领的就不仅仅是山西商人一个群体。
对郎教授说法的考究只是本书涉及的一个细枝末节。对中国商帮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更替演变的追问，才是本书的主要脉络。
在追问中还原历史的脉络
为什么是明朝而不是更早的朝代拉开了中国商人称之为“帮”的序幕，这是本书首先探讨的问题。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明初的开中（一项重要的食盐营销制度）和军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导致了山西商帮的出现。问题是，宋元时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宋元时期没有成为商帮萌芽的时代，而到了明朝，商帮就那么自然而然、不可阻挡地萌芽了？
在财政和边区政策上，明朝全面承袭了前朝。明朝在北边屯驻了近100万人的大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粮饷供应，仅靠明初那点财政是远远支撑不了的。明朝就把从宋元时期以来的纳粮中盐政策改头换面，美其名曰“开中制”，实则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的“折中制”智慧的抄袭。
元朝的纸币流通经过了元世祖的中统钞时期、至元钞时期和元顺帝的至正钞时期三个阶段，明初也发行纸币，但史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于宋朝的四川，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被废止，这是中国古代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的开始。不管怎么说，元明时期的财政及边区政策的参照点，一致指向了宋朝。三个朝代，在经济上面临着共同的语境和使命。但让人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以山西、陕西、徽州为先导的商帮相继萌芽、兴起于明朝，而不是宋元时期？
历史总是不得不让人感叹其微妙。业已沉淀下来的林林总总的史料总是左右着人们的视线。哪些是表象的浮尘？哪些更接近于事实的内核？哪些是无关宏旨的具象？脉络与具象之间的逻辑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当你真正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审视明朝的历史，你会发现历史的脉络竟然如此紧密地相互咬合在一起。
很多专家学者喜欢将开中制和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尽管开中制和屯田制是山西盐商崛起的基础条件，但真正将明朝与宋元两个朝代区隔开来的，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观察明朝商帮兴起的一个核心判断。
白银如何改变了明朝历史？中国商帮的诞生与白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本书要着力阐述清楚的一个问题。1424年，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同意了户部尚书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尽管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但他作的这个决定影响了整个明朝。从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成为让徽商渐起的叶淇变法的一大背景。在对明帝国白银货币化的考证中，白银之于商帮萌芽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那么的清晰明了。
除此之外，本书还由以下追问构成：每个时期最为著名的商人群体是在什么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为什么是山西盐商而非其他商人群体拉开了中国商帮史的序幕？为什么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所超越？为什么中国海商绝大多数时候以海盗商人的身份出现？为什么明朝要派郑和下西洋，这其中到底蕴涵了怎样的逻辑？为什么在事关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山西盐商家族在面对弹劾时能引发一场被弹劾者的政治大地震，而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商家族却能够逼死一个巡抚出身的副都御史朱纨，甚至连四任首辅老臣的主战派人物，也免不了要掉脑袋？为什么海商走不出历史宿命？为什么说海上私人贸易集团的存在是西方殖民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为什么山西外贸商人及之后的票商，得以在山西盐商式微之后，又作为新的山西商人势力崛起？为什么票商经理人再没有人能超越其创始人雷履泰？为什么广州十三行商人的主体是福建人？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北上上海滩的强势商人首先是广州香山商人？福建商民为什么没有在上海站稳脚跟？为什么说苏商的根在苏州？为什么说苏商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帮无与伦比的？为什么宁波商人能后来居上取代广州香山商人以及山西票号商人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
每个时期的区域商人群体的代表人物都有哪些，每个区域的商人群体各有哪些特点，也将在本书中一一提及。通过对这一脉络的梳理，个体乃至区域的创富群体与国家重大政策及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很直观地展示了出来。譬如，明清时期盐政及其新政、外贸政策的变化，是何以成就山西商人、徽州盐商以及福建海商的？同是起义，为何太平天国运动将山西票号推向了巅峰，而小刀会起义却颠覆性地改变了整个福建人在上海的命运？
本书着力还原中国商帮变迁的历史，其中穿插涉及了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宦官史以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内容，并在全球背景下定格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帮的历史演变方面作了尝试。譬如，在全景讲述中国海商的历史命运时，本书就在多个章节不惜笔墨地陈述了中国商人与外来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角力的过程。
中国商帮崛起的四大气象
创富，在古代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儿。士、农、工、商的排序，让“商”这个阶层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卑微的地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对这个阶层的不屑与偏见，商人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之中。直到明朝之后，社会氛围中才开始流露出对这一阶层更多的包容和较为公允的认识，商人才逐渐以一个群体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创富史上，有4个方面的现象表明了商人势力的崛起脉络：
第一，经商氛围深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从山西民谚“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到徽州“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都表明了，在商人比较强势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商人地位排序居首的现象。
到明朝中期，北方的山西盐商已经敢跟当时的财政部长（时称户部尚书）叫板，他们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南方，时任副都御史兼江浙两省巡抚的苏州人朱纨虽然取得了事关东南沿海安定的平定海盗商人通番及抗倭斗争的胜利，却遭到了来自福建籍官员的群起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