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溪事件”后，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数骤减。1741~1750年，平均每年从中国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数量下降到10.9艘；在1771~1780年，更是下降到年均5.1艘。1741~17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广州直接购买的茶叶价值为249702荷兰盾，约是1740年“红溪事件”前的两倍，而由中国海商运到巴达维亚的则只有16247荷兰盾，只有“红溪事件”前的11%。也就是说，在“红溪事件”后的第一个10年里，仅茶叶贸易这一项，荷兰人就从中国海商手中拿走了中国海商原来市场份额的89%。
而在清政府内部，乾隆听到“红溪事件”发生，倒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所以荷兰人与当时中国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早在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理事会”就决定，由巴达维亚当局统一经营对华贸易。每年从巴达维亚向中国派遣一艘公司的船，在广州贸易结束后，直接返回荷兰。第二年，再从荷兰出发，每艘船载有300000盾，其他装载欧洲货物。它们不再直抵广州，而是先行驶往巴达维亚，将欧洲货物卸下，代之以印度尼西亚当地出产的锡、胡椒、苏木及其他热带产品。然后再驶往广州，用销售这些货物的所得，购置茶叶等货。以前由中国帆船商人承担的“闽广—巴达维亚”贸易，逐渐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取代，中国海商逐渐被排挤出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贸易圈。
慢慢地，除有限的朝贡贸易外，唯一能体现中国与朝贡国走动的就是中国私人海外侨民在海外辛苦的劳作、智慧和创造的财富。清政府甚至禁止大清子民前往南洋贸易，中国的海外民间贸易结点在没有国家庇佑的现状中，最终一个个脱落而只赤裸裸地剩下朝贡体系一张皮，这是一张毫无生机且功能机理下降而不能应时而变的皮。
在相当长时间内，清政府不准子民到南洋贸易，其海商的最高发展水淮已经难及明朝海商之项背。叶显恩在《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一文中转述美国学者范达克博士以1763年为例所做的估算，广州帆船所承担的广州对外贸易货运量占总量的30%，约略与英国的货运量相等，余下的40%由各国来广州的货船分担，但广州帆船的货仓往往为外商租用。
更重要的是，不复武装的海商以及绝对没有武装的十三行商人，已经不可能再有与国家力量结合的可能，即便19世纪初东南沿海因鸦片贸易而有海盗出现，但这时的海盗力量已经远不可与明末清初相提并论。
被肢解的“金刚”
西方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体系，取代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并在英美散商群起之后得以实现。
1783年前后，英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丢了美国的同时，却巩固了其在印度的政治经贸地位。依托印度这一牢固的大后方，英国用鸦片敲开了中国向来贸易顺差的“铜墙铁壁”，并顺势向中国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渗透。这时的英、美等国已经远非先前的葡萄牙、西班牙。以港脚商人为标志的自由贸易商人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东印度公司和十三行的新的贸易势力。
178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这样一条法令：东印度公司的“监理委员会”，对于航行在中国的、领有执照的港脚商人有充分的管辖权力。英国企图用政治力量对散商强加限制，但是，这种硬性规定阻挡不了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的散商的贸易活动。
178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勒令亨利·柯克斯于第二年春天离开中国。同年，他的两个合作伙伴约翰·里德和丹尼尔·比尔，分别以担任奥地利和普鲁士派驻广州的相关职务的方式，设法留在了中国。这种方式让他们可以不受东印度公司的管束而留在广州。
广州十三行的废废设设似乎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呼应，当十三行公行在1782年再度设立，并且进一步体现了政府的强制意图时，中国散商已经没有了出头之日。到18世纪末，不过20年的时间，广州的英美代理行号已达24家以上，它们直接走到中国的南大门，切断了中国外贸商人走出国门的最后可能。
当连庞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被这些机动的新兴力量推向末路时，广州十三行遂成为港脚商人吞噬的下一个目标。原来不起眼的散商，扮演了瓦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十三行这类庞大“金刚”的终结者角色。
早已经没有了海上张力而萎缩在广州十三行街区的行商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满眼泛着绿光的食人蚁，啃食自己愈发老朽的躯体，直到自己干瘪得只剩空壳。这时，破产成为行商最残酷、普遍而无助的结果。而那些适时与散商糅合为一体的商人，最终逃过了这一劫，譬如伍氏家族和吴健彰。
尽管此后为外商所认同的伍秉鉴及他的儿子伍崇曜参与了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的多次谈判，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被利用殆尽。在获得了军事胜利的英国领事看来，伍家的角色充其量是一只左右摇摆的狗。
如果以1644年清军入关和1640年英国爆发内战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新时代作为两个国家分水岭的话，那么到1800年前后，另一个分水岭日渐显现，那就是清政府乃至十三行商对公行、保商等制度的僵化坚守，一如既往地逆着新兴的商业自由趋势而行，从而与整个世界的潮流脱节。西方的商业精神不断调适着西方国家的意志，但这种情形在1800年前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过。
没有的倚重，没有的余留
在鸦片战争之前，藩务由礼部执掌，它们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礼仪关系。俄国和边疆事务由理藩院管辖，与西洋海国的贸易则委派给驻守广州的总督办理。总督通过户部粤海关监督和行商“驾驭”那些外夷。清政府将十三行行商作为“以商制夷”的手段，除限制外商在广州的活动范围外，还将与外商交涉等诸多外交事务全部推到行商头上。换句话说，清朝的官僚们放弃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或者说他们是通过广州口岸的海关官员来审视正在变化的世界，但当贿赂降低了这种看世界的真切度和清晰度时，海关官员这个被安插在中国南疆的眼睛便被蒙蔽了。
如果说魏源、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辈，不如说中国的行商们——这些风雨几十年与外商打交道的中国人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群体。十三行造就了中国最早的兼涉商务与外交的洋务活动者。《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中国杰出商人潘振承》一文中提到，1772年，潘启（即潘振承）成为中国人使用汇票的第一人。潘启1780年捐建的“漱珠桥”、“环珠桥”，由外国人绘成板画后，在1813年刊登于俄罗斯彼得堡某杂志上。由潘启、潘有度做猎头，搜寻西方效力于中国清政府的专才不少于5批，其中包括精于天文、机械、医学、绘画、音乐等方面的人才。潘有度对外国客人常谈论的拿破仑战争津津乐道，对英国在印度开疆拓土的时事也相当了解。
1815年，受邀到潘有度南墅家访问的波士顿商人BayantParrott在日记里这样描述潘有度：“虽然举止十分威严，但与聪明的外国人在一起时则和蔼可亲。他爱探询有关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事情。与他的大多数同胞不同，他坦诚而自在地谈论宗教等问题。”1819年，潘有度被美国麻省工学会吸收为会员，这个荣誉头衔是美国人对潘有度求知精神的肯定，而伍秉鉴在美国投资铁路、股票及保险业，与印度港脚商人和欧洲都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能说不熟悉。
当有些东西需要付诸查禁乃至需要上升到武力来解决时，最熟悉外情的行商们本来是政府最应该倚重和拉拢的一个群体，却被政府逼到了问题的对立面。尽管他们可能参与了十恶不赦的鸦片走私贸易，但从明清政府曾经假手王直及郑芝龙等海盗商人的成功做法来看，行商们才最清楚如何作为才能更有成效。当然这时的行商已经与要查禁的对象有着深度的利益交结，形成了利益同盟，但在瓦解这一同盟方面，早期曾参与禁烟的广州官员做得远不到位。
在他们看来，查禁与驰禁之间，没有留余。后来署理两广总督之职的邓廷桢认为，如果驰禁，禁止民间吸食鸦片将成为不可能之事。他建议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并点了9个鸦片洋商的姓名——查顿、英尼斯、颠地等，这是把行商推向洋商的开始。所以早年曾在苏州禁烟的林则徐还没有到任广州之时，伍秉鉴第五子伍崇矅就已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他的合作伙伴美国旗昌洋行。
林则徐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位中正而雷厉风行的大员手腕凌厉：如果洋商不如期缴纳鸦片，年迈的伍秉鉴和卢茂官两位行商就要被处死。行商与禁烟官员的这种针锋相对，无形中让由行商居间传递信息的洋商在整个过程中对情报工作的掌控都比查禁官员对洋商的了解更为详尽，这种不用离间而导致的缝隙，同时成为林则徐被调离的一层原因。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
在战争的进行中，皇帝在抵抗与妥协、开战与求和之间游移不定，对伦敦承担海外利益义务的错误估计以及缺乏敌方的准确情报——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失败。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衷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崩溃
曾德昭于1636年返回欧洲，他在《大中国志》中不乏溢美之词：
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做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明清时中国的谦逊和热情好客，是一种俯瞰世界、唯我独尊的傲慢，并夹杂着些许优越感，具有从容生活的平静态度。这种傲慢，最典型地表现在臣民及异帮来人朝拜中国皇帝时要下跪。这种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观念的对立，以及中国朝贡及贸易体系与西方外交往来体制的不兼容，最终因为禁烟而通过战争的方式予以解决。作为这种傲慢的尾巴，即便1842年大清因战败而被迫割让香港和开放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仍表示，应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诚信来应付他们，所谓“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精神意淫。
韩毓海认为，广州一直在亚洲体系中扮演着贸易核心和中转站的角色，广州十三行即公行制度，一直是对大宗贸易进行组织、调节的机构。鸦片战争造成的广州陷落，使得亚洲体系的贸易链条在广州断裂，曾经有效调节、组织亚洲市场的广州公行制度，为不平等的条约制度所替代，环太平洋的亚洲商业贸易体系从此瓦解。
从1814年英（国）尼（泊尔）战争开始，在大约半个世纪内，英属印度连连发动了对尼泊尔、缅甸、拉达克、不丹和锡金的战争，中国的藩属国及附属领地如多米诺骨牌般落入英国的掌握之中：1816年尼泊尔、1846年拉达克、1861年锡金、1865年不丹、1886年缅甸。1852年，暹罗曼谷王朝最后一次入贡中国，同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中法战争后，安南落入法国人手中。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中朝宗藩关系结束。至此，清政府的藩属国丧失殆尽，朝贡体系彻底崩溃。中国原来由朝贡而搭建起来的贸易网络，已经成为以英国为轴心的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