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升昌的百年发展史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票单被误领的现象，这其中，认票不认人的制度管理和严密的防伪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后者，极为保密，构成了这一行业的先期门槛。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以及字的拐弯处都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也是秘密。而像毛鸿翙这样熟悉票号的人才，在当时的晋商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山西侯氏家族的富三代侯培余，正在思忖着家族生意转型的事情。一日，他正在家里喝闷酒，忽然手下兴冲冲地喊道：“天降大喜了！”侯培余问何喜，当听到是毛鸿翙被辞退时，他喜出望外，立即预备厚礼，登门拜访。
当祁县乔贵发、太谷曹三喜还在为生计发愁时，侯培余的父亲侯兴域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奠定侯氏家业根基的是侯培余的爷爷侯万瞻。侯万瞻是一位绸布商，早年去苏杭，南贩北卖，家道日隆。在山西现在可知的著名外贸商人或票号商人中，有这种家境的并不多见。
榆次常氏家族的常万达是富二代，他与侯兴域是同一时代的人。当山西商人还在有滋有味地经营着绸布生意时，常万达已率先将经营方向由布转到了茶，但侯兴域则把生意重点由布转到了盐业生产。在侯兴域看来，盐业比绸布杂货利润大，所以就收缩了绸布杂货生意，转而让六个孩子经营河东池盐。侯兴域娶有两房妻子，与祁县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一样生有六子。
从1649年以来，河东盐业推行“畦归商种”新政，标志着政府从盐业生产领域退出。一时晋商蜂拥入盐业生产领域。仅1680年，经营河东池盐的晋商就达513名。侯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盐业生产领域的，但盐业生产领域陋规浮费，名目繁多，商人不堪负重，侯家又见机从盐业退出，再次将经营方向转向了原来的领域。
这次转型失败后，侯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将侯家的投资重点由家乡介休转移到了平遥，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转移成全了侯家后来的成功转型，不然侯余培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平遥李氏家族两个掌柜闹矛盾之事。侯家在介休张兰镇开设了义顺恒、中义永等字号，但在平遥开设了更多的字号，像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等，领域涉及绸缎、布料、茶庄和钱铺。
当时票号业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侯余培感到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就对毛鸿翙开出了种种优惠的条件，以期让他为自己的家族效劳。第一，他给毛鸿翙在蔚泰厚、新泰厚两个店铺各顶一份人力股；第二，日升昌不允许掌柜的人力股身后被继承，侯家则对毛鸿翙开了先河；第三，日升昌不允许掌柜后人用现银入股，但侯氏家族又对毛家开了先例。这三点是连雷履泰在日升昌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可见侯家对这一机会的重视和把握，可以说，他们是志在必得，容不得有任何纰漏。侯家一不小心开了中国商帮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事激励的先河，与之相应的，侯家也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赶超传奇。
人力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这一制度设计，是对票号职业经理人的极大激励。很多票号大掌柜十年二十年如一日地效力于所在的东家，甚至累死在掌柜岗位上，人力股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山西票号商人与其他诸多商帮商人不同的一点。
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有多有少，在光绪三十二年协成乾票号有工资的职工中，33%有顶身股。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对于身股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范卫峰曾撰文写道：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因为这种方式被扫地出门，毛鸿翙也咽不下这口气。毛鸿翙对侯家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正想出口恶气以雪耻辱，便一口答应下来，发誓与日升昌票号一决雌雄，于是，就在日升昌票号对面，侯家的票号很快就开了起来。
说来也怪，毛鸿翙和雷履泰这对冤家都活到了79岁，并且他们的东家都是在宋元时由陕西迁入的。李家是平遥首富，侯氏也不是一般家族。清人徐珂曾对山西商人进行过一次财富排名，其在《清稗类钞》中称，山西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仅次于另一个山西人亢氏。侯培余的父亲在60岁那年，将家产分给六个儿子，并将家业交给了主张把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的侯培余主持。
侯培余本是一介书生，曾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为人处世精明练达，颇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经他的掌管便如鱼得水，财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广招贤能，锐意改革，颇具大家风范。
离开日升昌的同年，毛鸿翙将蔚泰厚绸缎店铺改换招牌为蔚泰厚票号，这是平遥城内继日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打破了日升昌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原日升昌的业务骨干郝名扬、阎久安也被毛鸿翙挖到自己门下，并带走了一批客户。在五联号成立之初，虽说号称五家票号，实际资本仅有30余万两白银，与日升昌票号持平。中期增加到65万两白银，后期近140万两白银。
对于毛鸿翙的挖人举动，雷履泰恨得直咬牙，写信给日升昌各地分号，讥讽跳槽的是无名小卒、墙头草。当时，雷履泰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壮志凌云，豪气不减，他常把自己和晏子、范蠡相比，并在日升昌前院二街门门楼子上刻上“我学鹦”、“栖鹂处”门额，以此自勉。
为保持日升昌在各地市场上“独居奇”的地位，雷履泰常常放款减息，少收汇费，与蔚泰厚争揽顾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号苦不堪言。1844年6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向其京师分号诉苦道：“苏地钱店以及为士人学子捐纳功名等生意，由于日升昌揽做，咱号概不能做分文。”所谓代办捐项，是指替买官者代付、汇兑款项。有些官员有前途但没有资金走动，票号等一些经营兑付生意的山西商人就介入了这块蛋糕。
蔚泰厚票号大约是在1835年开始代办此项业务的。雷履泰以赔钱的代价，挤得蔚泰厚大有在苏州待不下去的感觉，但后来蔚泰厚苏州分号却经营得有声有色。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曾记载蔚泰厚票号：“咱号各处捐项，苏州局第一，常德局第二。”蔚泰厚苏州分号，1847年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共承汇各地银两211793两，同时收到各地汇款314192两。
毛鸿翙是一位好斗之人。雷履泰在哪里开分号，他也随即在哪里开号，并在京津汉口等地，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在中国最早的两家票号的争斗过程中，苏州曾是双方争斗最为白热化的市场之一。蔚泰厚最兴旺时，在全国设有33家分号。1844年9月，蔚泰厚北京分号就受张家口5家商号的委托，在汉口、山西太谷、徐沟、交城等地，于当年腊月代收24979.66两货款，来年2月汇往苏州，蔚泰厚每千两收取他们汇费7两。
从日后的竞争来看，日升昌的业务重心多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和南方，与很多山西本土票号一样，蔚泰厚似乎有意回避日升昌的重点区域，所以，其东北和西南区域的分庄业绩较为突出。在经济衰败阶段，经济发达地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日升昌也因此被拖累，所以也有“日升昌倒在南方”之说。随着日升昌与蔚泰厚竞争的加剧，雷履泰、毛鸿翙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以至于毛鸿翙给他的孙子起名为毛履泰。
侯培余不久后去世，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族生意，并索性把蔚字号下属的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享统统改为票号，交由毛鸿翙掌管。侯家与其他人合资的蔚长厚布庄也在毛鸿翙的敦促下改成票号，毛鸿翙也入了股份，至此，侯家形成了六联号经营的格局，各票号“八仙过海，各展神通”。譬如，蔚丰厚票号与官吏来往甚密，其中尤以京师、西南、西北地区各分号为最，主要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川北道观察张麟阁、甘肃藩台毛庆蕃、四川总督刘秉璋、北洋大臣袁世凯、宁夏马福祥和马福寿兄弟等经常交往，揽做大宗官司款汇兑业务，使蔚丰厚获益匪浅。
蔚丰厚票号中，不乏干练有识之士。其中，票号改革家李宏龄、杰出票号管理人才郝登鳌和郝登五等均久负盛名。尽管后来日升昌东家李氏又开了日新中、日升通、日升达等票号，“蔚”字六联号还是成为日升昌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毛鸿翙在侯家“蔚”字六联号票号担任总管39年，为侯家挣了几百万两白银。在毛鸿翙时代，毛家前后购置了数百顷土地，还购置了山林六七处，这些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可收入4000余石粮食。期间，毛鸿翙及其后人还创办了粮行、布庄、绸庄和烟店，与人合资了票号，毛鸿翙及其后代成了山西票号业职业经理人中的另类。
让人感慨的是，侯家和毛家后代的下场都很惨。辛亥革命后，在经济来源断绝之时，侯氏后辈不仅仍养尊处优，还吸食鸦片，家产从动产到不动产都被变卖，以至于到侯崇基一代，侯家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而毛履泰之儿孙也大都染鸦片瘾，不务正业，变卖家产，甚至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