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一下日本的“精益生产”体系。20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许多行业被摧毁，而且遭受到结构性问题（原材料短缺以及空间不足），这使它们没有能力与美国的企业巨头进行竞争。于是，它们转而求助美国的质量大师，例如约瑟夫·朱兰和爱德华·戴明。结果导致了一场革命：日本发展出精益生产体系，使它们有能力比竞争对手更快地生产出有更少缺陷的货物。看上去似乎是不利的条件被奇迹般地转变成了优势。
有那么一段时间，仿佛日本将会横扫挡在它面前的一切。日本汽车制造商在世界各地兴建工厂，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这样的竞争中濒临破产。然而日本的竞争对手通过模仿日本杰出的制造技术进行反击。美国汽车公司找到它们长期忽视的那些美国大师，德国汽车公司确立了品管圈和准时制生产。
并非所有的管理理念都能产生类似的好结果。一些技术最终成为“哑弹”，许多公司错误地运用甚至是那些最明智的理念。公共部门机构强行给雇员制定目标，结果发现那只会干扰他们的正常工作。银行向第一线员工“授权”，结果发现员工只会做出糟糕的决定。重要的是，别忘了安然公司曾是所有咨询公司的宠儿。
不过安然可能是个特例而不是普遍规律。一般来说，认真对待管理理论的公司要比排斥它的公司表现得更好。看一看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从美国的通用电气到印度的塔塔集团—你会发现对于管理理论，它们有着更胜于常人的好胃口。观察一下某些最成功的暴发户，你会发现他们具有将某行业的明智理念运用到另一行业的天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将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体系运用到其创作流程中，力图避免公司创作的枯竭，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好莱坞中最可靠的制作方。
国家也是如此。当然，印度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突然崛起有许多原因，不过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该国对于学习和消化管理理念的热情。印度人是世界上最积极的管理理论学生，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充斥着大批极其聪明的印度人：哈佛商学院，美国资本主义的圣殿，现在的掌门人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尼廷·诺里亚。印度公司似乎也痴迷于聘请大师以及快步追逐最新潮流。
管理理论也并非是许多批评家想象中的知识沙漠。管理理论家非常幸运地选择了这个专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公司已经确立了它们作为未来建筑师的地位，它们无疑要比政治党派或者公共部门的知识分子强大得多。过去的10年里，财政赤字大幅飙升，美国的力量遭到削弱，而美国政客却在争吵不休。然而，诸如苹果及谷歌等公司已经迎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公司必须适应，否则就会消亡。
商业的极端重要性确保了商业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管理理论家已经在努力适应世界上出现的三个最显著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不仅仅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公司，也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图书馆放在我们指尖，并且将我们物以类聚地进行组合和链接。
第二个改变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不仅仅是金砖国家，还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和墨西哥。新兴市场的崛起有望比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崛起更加具有革命性。新兴市场的翘楚们在从信息科技产业到制造业的所有战线上，都对富裕国家的跨国集团发起了挑战。它们也创立了一个新的生产体系—节俭生产，有望降低许多日用品的成本，降低幅度不是只有10%，而是90%。
第三个改变是社会企业家理念的兴起。社会企业家驾驭商业技术来解决政府鞭长莫及的社会问题。他们正在拆除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慈善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藩篱，他们也有望将同样的活力注入私营部门中早已司空见惯的“第三部门”。
这些改变将使管理理论面对一大批新企业形式和商业模式。新兴世界正与“企业集团”展开合作，这些“企业集团”过去在西方国家很普遍，然而现在仅仅留存多元化企业集团形式，诸如通用电气。企业的集团化是指多个通常意义上正规的独立企业，在多个行业里多元化经营，并通过正式联系（股权关系、共同的董事会成员、共同的商标名）与非正式联系（关键角色由创始家族的不同成员出任）的结合联结在一起。印度的塔塔集团拥有在汽车制造、农业、化学品、酒店、电信以及咨询领域的子公司，占该国将近3%的国内生产总值。韩国的三星集团将它的商标名贴在电视机、移动电话、微波炉和商船上。菲律宾阿亚拉集团（Ayala Group）将业务从房地产拓展到电信、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以及电子产业。这些集团集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猎头公司、品牌顾问以及游说团体等所有角色于一身，它们也娴熟于操纵政治及在不同领域间转移资本。
许多新兴国家也严重依赖国有企业。不久前这些不成气候的国有企业还被认为注定要灭亡，然而多种因素的结合—新兴国家的巨额储蓄、中东的石油储藏、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信心的丧失—已经把它们推上世界经济的中央舞台。世界上13个最大的石油公司，按储量测算，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而且全世界3/4的原油储量掌握在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手里。中国许多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也具有政府背景。在海湾国家以及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公司都是有政府背景的。
这些组织不是被设计用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并由政府经营的老式公司，也不是自负盈亏的典型私营公司。相反，它们是前所未见的奇怪混合体，在海洋和陆地间穿梭的水陆两栖生物，前一刻以补贴利率从政府贷款，后一刻一头扎进全球市场。为了找出它们的近亲，你不是要回溯至20世纪，而是必须回溯至16~19世纪伟大的欧洲贸易公司，譬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像那些老式贸易公司一样，它们也具有私营公司的标志，诸如董事会以及在股票市场上市。但是，类似于特许经营公司，它们实质上是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扩张的工具—在它们政府发薪人的授意下，在全世界建设基础设施以及从事贸易活动。至少本着以史为鉴的观点，这是引发担忧的：是否正式帝国即将卷土重来。
世界也正经历着一种不同类型的混合型组织的兴起：介于营利企业与慈善机构之间的组织。旧式慈善机构正在接纳更多具有商业性质的举措，而旧式公司正与志愿者组织形成紧密联盟。联合利华已经与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目的是向超过1.3亿人讲授洗手的重要性。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教育活动，迄今为止该举措已经向超过1.33亿人讲授了洗手以及注意其他方面个人卫生的重要性。而一些组织甚至在更广泛的层面模糊着慈善组织与营利公司之间的界线：试着通过行善来挣钱。孟加拉国的废物关注组织（Waste Concern）通过对垃圾定价的简单便捷措施，已经减少了该国城市里堆积如山的垃圾。
所有这些进展都在将数量惊人的不确定性引入商业的中心地带。新兴市场的商业团体是否会如塔伦·康纳曾雄辩论证过的那样，对其处境做出创造性的反应？或者它们是正从更有效率的用人单位处分流资本和人才的无效率组织？对于自由市场体系而言，国有企业是至关重要的挑战者，还是注定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突发性严重危机中灭亡？半企业半慈善组织将是集两者之大成者，还是将被证明是管理的噩梦？这些问题再加上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这一事实—公司可能被世界各个角落的擅入者耗尽精力，而这是个它们从未仔细琢磨过的世界—使你能够理解为何管理理论不太可能缺少试用者。
本田宗一郎（Soichiro Honda）和寿司蛋糕的故事充分阐明了管理理论行业充满了机遇。1989年，在对底特律的一次访问期间，美国酒店给这位82岁的汽车公司（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公司）创始人送来一个寿司蛋糕作为欢迎礼物，然而他对这份蛋糕的反应让他的助理为之困惑。这份蛋糕被制作成寿司模样，而且糕点师充分考虑到本田的年纪，确保蛋糕是美味松软以及健康无糖的。本田先生对这个蛋糕痴迷不已。“你们觉得你们已经超越了美国人，”他责备道，“说明你们已经变得太过自大了。看看这个蛋糕，制作这个蛋糕的师傅无疑是在量体裁衣。”本田将这位糕点师请过来，当发现他只有二十来岁时本田变得相当情绪化。本田告诉他那困惑不解的助理：“永远不要低估美国。”
本田借用这个蛋糕上了一堂关于美国的课，然而，他可能同样也借用这个蛋糕上了一堂关于管理理论的课：永远不要认为你已经找到了做事的“最佳方法”。你的竞争对手总是能够模仿你的食谱并加以改进。管理理论家就像名厨，也许在以各种方式惹恼你：狂妄自大、坑蒙拐骗并且薪酬过高。但是要想解雇他，还有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