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没有说服力的批评来自左派。其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类似于“漂绿”和“粉饰橱窗”之类的词汇。公司只把收入中可怜的2%投入慈善事业，这与它们在企业社会责任潮兴起之前的投入比例几乎一模一样。“社会责任”投资银行只占到美国投资银行的2%，而在欧洲这个比例不足1%。公司中典型的反派角色—安然—是第一批接纳“三重底线”原则的公司之一，在夸张地积累环保奖项的同时，也同样夸张地积累无法偿还的负债。当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的宏伟目标一致时，公司就乐于接纳它们；而当它们彼此冲突时，公司就会突然对其失去兴趣。
对企业社会责任更精妙的批评版本是：它仅仅是公司掩饰精明商业决策的伪善面具。为何全食公司用有机食品和“天然”洗衣粉填满它的货架？并非它比其他大企业更负责，而是因为这营造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市场氛围。为何星巴克给它的咖啡师买医疗保险？并非它是良好的企业公民，而是因为它想要减少员工流动。为何玛氏公司和吉百利公司变得执着于可可的“可持续”来源？并非它们突然有了信仰，而是因为它们担心可可豆的供应会耗尽。不同的企业之所以支持企业社会责任—那只是精明的商业运作—实际上是在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仅仅是一种幻觉。
以上左翼分子用来攻击企业社会责任的论据，错在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企业的利益与整体的社会利益之间存在根本冲突，因而公司会致力于某种无休止的“漂绿”和“粉饰橱窗”游戏。没错，是有大批腐败的公司，其中一些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安然公司；当然了，也有一些公司曾犯下可怕的错误，例如英国石油公司。然而一般说来，公司至少与其他任何社会机构一样，发挥着同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公司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加速扩张，与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成长相吻合。美国拥有超过500万家公司，人们享有世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而朝鲜，没有任何名气大的公司，因而朝鲜人的生活水准是世界最低的。
公司能够让人们自发组织起来解决问题，并创造人们想要的事物。创立一家公司是一种充满风险和信念的行动。比如，投资者冒着资金损失的风险，而管理人员和工人们有损失时间及白费力气的风险；失败的公司要承受破产的惩罚，成功的公司要创造出新产品和提升生产率的新流程。沃尔玛残酷有效的供应链迫使许许多多较小的零售商倒闭，而美国的购物者仅仅通过在沃尔玛超市购物，每年就能节省至少500亿美元。
公司还能够在就业方面创造直接利益。通用电气雇用了32万名员工，这些员工身后有70万名家眷。然而这只是通用电气所创造利益的冰山一角。这家公司还维持着60万名领退休金人员及500万名投资者的生活，其中大多是退休人员。此外，每年有超过6.6亿人乘坐的飞机是由该公司制造的引擎驱动的，有超过2.3亿人使用的成像仪也是该公司制造的。通用电气还协助生产全世界超过1/3的电力，并持续投资创新产品。它还支付能补充数百万人收入的股息以及为大学和其他公共部门机构提供至关重要的融资。三重底线的前提应为：我们应该首先假设公司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然而，这样的观点招致右派的一连串更猛烈的抨击。被抨击的内容还包括骗局—不是公司对公众实施的骗局，而是管理人员对股东实施的骗局。首席执行官实际上并不拥有他们所治理的公司，其实他们受雇于公司的真正拥有者—股东—任务是最大化公司资产的长期价值。如果管理人员想要在慈善宴会上获得赞誉，他们应该掏自己的腰包，而不是股东的。
自从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首次阐述此观点以来，它一直是保守派批判空想社会改良家的核心依据。但多年来，另一些保守派增添了新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在各式各样值得怀疑的假设之上。公司到底要对谁负责？它们在何处经营？是面对全社会吗？如果它们是对“全社会”负责，那么“全社会”到底指的是什么？“社会”确实有共同的集体利益吗？抑或它是个体与利益集团互相竞争的竞技台？而如果它是个充满竞争的竞技台，那么谁来决定公司对哪些利益负责呢？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中国，“社会责任公司”的标志意味着安全、高质量的产品；在德国，它意味着稳固的职位；在南非，它意味着公司对医疗保健及教育做出过贡献。
保守派的另一种观点针对那些喧闹烦人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有什么资格代表“社会”这个整体发言？没有人选举它们出来，也没有人让它们承担责任，更没有人强迫它们要对公司做出冷静客观的分析（正如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碳酸饮料关乎自身利益一样，非政府组织生产“愤怒”看似也关乎自身利益）。整个非政府组织世界具有某种“波将金”式的性质：难缠的组织团体永远在发表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及另一个难缠的组织团体。当拉尔夫·纳德决定从“波将金世界”施压团体中抽身转向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他只获得了3%的选票，足以将乔治·布什送入白宫，却不足以证明他拥有任何大众认可度。
那么宣称公司能“行善事以成功”又是怎么回事？问题在于语言是廉价的：详尽的调查已经证明，购买者和投资人的花钱方式和他们嘴上说的理念并不一致。比如，人们说吸烟有害健康，但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一家烟草公司）的股票依然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年“道德”基金的表现低于整体市场31个百分点。欧盟的一项研究显示，75%的消费者称他们愿意依据道德及环保考量来调节自己的购物习惯，但只有3%的人确实会这样做。“如果一罐符合海豚安全标准的金枪鱼罐头紧挨着一罐普通的金枪鱼，”亨氏食品公司的前任总裁康诺利指出，“人们会选择普通的那罐，即便二者的价格仅仅相差一个便士。”前文提到的那些纽约富裕的毛巾购买者是非典型的：道德商业是一个市场补缺者而不是一个市场塑造者。
企业社会责任诱使公司丧失其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专注。老式的股东资本主义提供清晰而简单的方法衡量公司的表现，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则给出各种各样的参数—尤其是如果你追随诺和诺德医药公司并采用“三重底线”，或是如果你听从企业社会责任顾问的意见并采用数十种手段评估你对社会的贡献。一旦公司丧失专注，资本主义将丧失决断性；而如果资本主义丧失决断性，它将变得更难以做出决策—尽管是痛苦的决策，但最终将使整个社会受益。
这导致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最尖锐的指责：它最终伤害的可能恰恰是本想要帮助的群体。如果公司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上必须付出更多成本，那么公司可能会对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问题再三考虑。低工资的岗位可能会消失，新成立的公司可能更难以挑战资金雄厚的现有企业。令人担忧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受制于一个软性阴谋，涉及西方非政府组织（几乎不能理解穷人面临的选择）、西方贸易联盟（致力于粉碎全球竞争）、西方媒体机构（以贩卖道德暴行谋生），以及全球性跨国公司（乐于让新公司的诞生变得更加困难）。
企业社会责任绝非是为公司提供担保，反而加剧了不利于公司的情形。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换得一些良好的商业宣传；但从长远来看，它只是在为加剧反商业偏见而付出昂贵代价。企业社会责任固化了企业只有通过对社会做出忏悔才能获得营业执照的信念，然而事实上，为企业作辩护本身就是商业行为。同时，它也创造出一个反商业施压团体的大军。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议及类似活动，实际上是在为将要吊死自己的绳子埋单。
那么为何企业要忍受这一切道德讹诈？自由市场主义者指出企业帮助穷人的最佳方式不是发表宏伟响亮的宣言，而是去做些理所当然的事—把穷人当作普通消费者来对待。已故的普哈拉提出过著名的论断：“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代表着一个被冷落的庞大市场。富裕国家的市场由于低出生率及缓慢的经济增长必定会萎缩；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创造出一个高出生率及经济快速增长的良性组合。企业应该投入它们所有的精力去构筑梦想，制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新产品，并创造将这些产品卖给更贫穷消费者的新方法，而并非去夸耀自己如何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