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报业发展，朝廷还颁布“报纸书籍一律免税”的政策，这种开明自由的传播观念和政策，远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力度大，在现实中积极推动了国人的办报热情，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随着政坛变革、商业发展，报纸才越来越被人们需要，清末民初迎来了报业的一个黄金时代。
据统计，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有460种在上海出版，占2624%；这些报刊出版形式多样，有日报、周刊、旬刊、月刊、季刊，且报馆主体丰富、多元，商业性的《申报》、《新闻报》，政治性的《时务报》、《苏报》，社团办报刊有《农学报》、《新学报》，传教士办报刊有《万国公报》、《益闻录》，等等，其中许多报纸发行面覆盖全国，影响力巨大。
意识到报纸舆论的重要性后，上海官员再次发挥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1874年6月，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上海知县叶廷眷、著名归国留学生容闳、买办郑观应等人，筹备创办了《汇报》，据称是首家中国人自筹资金办的报纸，屡和《申报》开展笔战。然而，这份带有官方背景的中文报纸，其气数命如纸薄。不到3个月就改名为《彚（huì同“汇”）报》，第二年因叶廷眷不再担任上海知县，《彚报》又改称为《益报》，最后也仅仅是苟延残喘了几天。《汇报》前后总共办了11个月，就销声匿迹了。
《汇报》停刊一年后，上海又出现第二份官办的报纸《新报》。此报创刊于1876年11月23日，由上海道冯焌光拨款，以各省商帮名义创办。冯焌光办报的目的似乎更为简单，当时上海衙门到租界张贴告示时，经常受到租界方面干涉、撕毁。“告示贴不进租界，发行报纸总阻止不了吧？”冯焌光因此决定将告示印在报纸上，送进租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告示”使命的《新报》，在法租界宁兴街诞生了。
《新报》创刊时，正值中英赎买吴淞铁路产权事宜，《新报》遂成报纸中的“另类”，被视为上海道台的言论机关，连续刊发了《铁路会议条款》、《火轮车路章程告示》等材料。根据报纸内容可知：双方协定，英人修筑的淞沪铁路作价285万两白银卖给中国政府，款项在一年半内分三次付清。
1877年10月20日，吴淞铁路开出了最后一班车，两个月后路轨全部被拆卸，运往台湾修筑铁路。然而，台湾铁路未能即时开工。四年后，有人在台湾的海滩上发现了吴淞铁路的这些设备，此时这些材料几乎成为废品：路轨铁锈、车厢朽烂、枕木蛀空。1883年，这批材料又被运回上海，然后从上海运到开平矿区作为开平铁路之用。
《新报》没能见证这一幕，1882年，两江总督左宗棠派邵友濂任上海道台，这位出使过俄罗斯的新道台，上任不久就以“避免出现舆论麻烦”，下令停办《新报》。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日就夭折了，“金口”许下的鼓励办报、言论自由，都成为泡影。
变法失败后，慈禧“秋后算账”下令捉拿各报主笔。除托庇于租界和改挂洋商招牌的报纸外，各地报刊几乎全部被封或被迫停刊。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进“紫禁城”，开报禁的呼声又在朝野间响起。大势之下，慈禧不得不启动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表了一道变法上谕，言及国家之病，有一句字字见血的话：“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这一年，清朝“洋务”官员纷纷出国开洋荤。去日本的官员借考察之名吃喝玩乐，丑态百出，被国内报纸揭露，激起公愤。屡试不第的江苏人李伯元从仕途梦中醒转过来，开始写《官场现形记》。1908年，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其中的重要一条是，报刊发行前实行事先检查制度，这简直是对舆论自由的最大之阉割。
一时间，上海的报馆几乎都跑进租界，并请一个洋人出面到领事馆注册，以洋商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冒专制之大不韪，继续“有恃无恐”地尽报人天职。而望平街能成为“报馆街”，多少与此相关，其政治宣传方面的独特地位，在清末民初表现得淋漓尽致。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同盟会早年成员、“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于右任，他在1909年屡禁之下屡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宣传民主革命，而被称为“竖三民”。
武昌兵变的消息传来后，望平街更成了世人瞩目的消息枢纽。在关注度最高的时期，各报馆通宵达旦，不惜纸墨，不断地发送各类传单，增发号外，供人们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局势。当时，于右任、宋教仁、陈布雷等人都在望平街上执笔，成就了《民立报》等一批报纸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辉煌。
谁曾想到，一个世纪前那个积贫孱弱的中国，报界竟然如此强烈地介入革命舆论，并且引导了一场低烈度的国民革命。以至于清朝遗老恽毓鼎总结清亡教训时认为，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17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时代更迭，走上独立办《申报》之路的席裕福也历经变迁、浮沉，虽然苦心经营，但资金、设备、印刷、发行力量上的差距，让席裕福仍感力不从心。在报馆发薪水都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接受了上海道的官方贴补，一度使《申报》变成官商合营。1912年9月，在发行量连连下滑的情况下，席裕福甚感难以为继，于是将《申报》全部资产以12万两白银转手。
32岁的史量才，在老乡、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人的资助下，合股接盘了《申报》，出任总经理。史量才原名史家修，因得张謇“量才录用”的器重而易名“量才”。1915年，张謇等人陆续退出申报的经营，将股份转手售予史量才，于是《申报》的所有股权归史量才一人所有。此后二十余年，史量才成为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孜孜于经营《申报》。
史量才对《申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高薪网罗人才，并史无前例地设立广告推广科，扩大消息来源和广告范围；为扩大读者面，他还辟出《自由谈》等新栏目以丰富内容，然后请鲁迅、蔡元培、茅盾、巴金等文豪撰稿。在一通快刀斩乱麻的组合拳后，《申报》的销量开始扶摇直上，1916年《申报》的全年发行量达到两万余份。这样一来，不仅稳固了《申报》的大报地位，还将张謇等人在《申报》的股款还清了。
正当史量才准备放手创业时，《申报》的二东家席裕福故意找史量才的麻烦，说他卖的是《申报》馆产业，“申报”商标并未卖掉，史量才不得继续用“申报”之名出版。官司打下来，史量才败诉，不得已倾囊拿出245万两银子给席裕福，卖下商标。席裕福用这笔钱，于1916年冬另行创办《新申报》，终因经营不善，办了一年多就停刊了，最后病死老家。
横遭“打劫”的史量才，并没有颓废，他大胆启用一批干练的管理人才，很快就恢复元气。1918年，史量才斥资70余万银元建造新的报馆大楼，并从美国购进每小时印3万份报纸的新式印刷机，从而使得申报馆的硬件设施在全国首屈一指。同时，业务水平的提高，也使得《申报》的利润逐年攀升，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大的商业日报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史量才趁机从日本购进大量廉价纸张，加以储存，获利颇丰。随后，史量才跨界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商业操作，先与南洋侨商黄奕柱共同创办中南银行，发起集股创办民生纱厂；接着协助民国“制药大王”项松茂扩大五洲药房营业，随后又协助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复兴书局……
有了强硬的经济实力，史量才的新闻事业也迅速发展，1926年《申报》日销量达14万份，与《新闻报》一起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之一。不仅如此，1927年史量才买下了《时事新报》的部分产权，两年后的1929年，又从福开森手里购进《新闻报》80%的股权。史量才真正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而《申报》也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属于史量才的黄金时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的史量才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申报》遂进行大肆抨击，蒋介石对《申报》犹如梗骨在喉。据说，蒋曾约史到南京谈话，警告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壮语犯颜，蒋氏遂下杀史之心。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携家眷赴杭州休养，一个多月后由杭返沪，汽车行驶到海宁县翁家埠时，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枪杀。一代报人，以身殉报，终年54岁。
史量才故去后，其子史咏赓继承父业，而《申报》迫于形势言论逐渐趋于保守，其他各项社会文化事业，也被迫中断或改弦更张。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申报》自动停刊，后转移至汉口、香港出报；第二年10月迁回上海租界，借美商之名复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申报》被日伪改组、控制；抗战胜利后，又被视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接收。
1949年，一度寻求“第三条道路”的上海报人，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不愿意离开“父母之邦”，就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抉择。在中国历史的大变局中，历经坎坷的《申报》，选择了支持共产党新政权。
在生存的七十八年间，《申报》历经同治、光绪和宣统三朝，也见证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申报》在中国内地几乎成为“新闻纸”的总称和代称，上海等地的江南人更是在近百年来，习惯将所有新闻纸都唤作“申报纸”。
如今，望平街、《申报》之名皆已成上海滩的传说，人们偶然能从一些电影中，依稀听见报童挥舞着《申报》，叫喊着“申报纸，申报纸……”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