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引 子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君王帝辛为博取美人欢心，仿夏桀设酒池肉林，还搞出了北里之舞和靡靡之音；与此同时，哥伦布的祖先们正在阿尔塔米拉岩洞里画野牛，偶尔还抡着简陋的大棒子去狂扁他们的尼德安人表兄——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文明曾一度把现存于世的其他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担当得起“深不可测”这个词，正是中华文化以其稳定的社会资源和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至今。同样，由于这一体系的超稳定性，使得近代的中国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身，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学物理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我们不敢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往后，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已经开始大口地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同一时期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物流经济模式，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试图为这个庞大的物质流动链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地闯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到了近代，我们的发展不但加速度没了，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到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轰到“三八线”[ 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协议以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就成为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分界线，通称“三八线”。
]，并最终迫使对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到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它们在经济体系或者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创新，而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的国际架构发生碰撞，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4年，最终，德、奥、意的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
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1919年的“巴黎和会”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中国捧着战胜国的空碗，再一次遭到列强的盘剥和羞辱。西欧国家对世界的看法没有丝毫的进步。从那时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注定会发生了。正是在“二战”中，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一切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最终确立了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轴心国成了战败国，战后，国家的工业体系遭到彻底地破坏，其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它们失败很好理解。而英、法两国，通过这场战争，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它们算是战胜国吗？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看：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战后被美苏所主导的新的格局取代了，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成了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按此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中国面临的情况很危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都依赖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那时中国地区基本可以视作是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则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须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新疆地区都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通过这场战争，我们仅仅是解决了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取得了全国政权，美、苏既定的战略部署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加入而被打乱。美国的影响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进而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了我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至今，美国仍居于世界的霸主地位，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当我们能清晰地描述中美关系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中美关系对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挈领性的作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挈领性的影响。对两国而言，影响国家走向的内政都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对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是一个国家最原始的驱动力，这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两国近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之上，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不需要太多自有资金就可以滚动起来，做成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就是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地放大或缩小其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一个国家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它的市场容量和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是靠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期，此时距离它取得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以此轻松享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通过贸易顺差迅速地向美国聚集，黄金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一战”之后——确切地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地透支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它们手中剩余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因此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那时的市场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种危机都会迅速地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长，并且最终这一消长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19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当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
19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 1929年，美国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长达4年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广泛的有力措施，历史上称为“罗斯福新政”。
]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美国经济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处于一片萧瑟之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意味着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长”、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就是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了各国的主要储备资产，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首先，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的；其次，各国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此外，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此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