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大国之梦
毫无疑问，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是印度奋斗的不竭动力，同样也是印度各届政府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
早在取得独立之前，印度国家创始人之一、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已经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过去25年中，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以及解决所有我们与英国当局的冲突的过程中，我和许多人的心中都存有一个复兴印度的愿望。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使得印度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当谈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时，他们都有这样一种概念性的认识：他们的国家理所应当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中心地位”。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此外，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也同样影响着他们对于外界世界的认识：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 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高种姓。婆罗门是祭司贵族，他们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群体。
]式的世界观。
英国政治家寇松（Curzon）曾对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有过这样的论述：“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壕沟（指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大天然屏障）。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甚至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阔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待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
这段描述，正是英国殖民当局维护南亚次大陆利益安全的整体战略思路。而作为这一思想的产物，英国当局分别在波斯（伊朗）、阿富汗、尼泊尔、中国西藏（1904年前后,英国殖民冒险主义者突袭西藏，攻陷拉萨——也就是电影《红河谷》的原型，以及之后策动“西藏独立”，便是对这一思路的实践）、锡金和缅甸建立起了所谓的“缓冲国体系”（System of Buffer States），以此确保了原本由数百个土邦所组成的国家在战略上的一体性。
独立之后，如何维系从殖民当局手中接管的疆域的统一性，一直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参见《从经济结构浅谈印度军工发展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印度政府在对外战略布局上，延续并强化了之前英国殖民者的战略思想，即将次大陆视作一个整体，并且排除外部强国对南亚事务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几乎就是“门罗主义”[ 此观点由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于第七次对国会演说的国情咨文中，表明美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
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门罗主义陈述了三个要点：第一，欧洲各国不能再以任何美洲国家为殖民地；第二，在外交政策上行使华盛顿方面的原则，即美国仅在本身利益受损的前提下介入欧洲事务；第三，美国视任何殖民美洲的企图为对国家安全之威胁。不可否认的是，门罗主义本身包含美国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不断加以扩展，发展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幌子。以今天的国际文明标准来衡量，对它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谴责是可取而且必要的。这也正是不能对门罗主义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
]的印度翻版。
尼赫鲁曾这样说过：“我们越是维护尼泊尔的独立，就越不能容许在尼泊尔犯任何错误或者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受到削弱，因为那将意味着拿我们自己的安全冒险。”——印度人认为：印度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它理应成为这个地区的“天然霸主”，其他国家都应居于从属地位。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国伊始，印度政府便着手建立“喜马拉雅防御体系”：1949年6月，印度政府派兵进驻锡金，次年12月迫使锡金签订《和平条约》，对其国防、外交、经济等进行直接控制；1949年8月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印度至此开始对不丹外交关系实施“指导”；1950年7月30日，印度利用尼泊尔拉纳家族对自身安全的严重担忧和恐惧心理，迫使其签订了《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双方政府约定，如与任何邻国发生任何严重摩擦或误会而可能损害双方政府间现有的友好关系时，应相互通知”。通过这一条约，尼泊尔与印度建立了特殊的军事与防务关系，印度以提供军援和帮助训练为名，对尼军进行渗透和控制。1952年，印度政府进一步派遣“军事顾问团”进驻尼泊尔，1954年又在尼泊尔设立了“援助团”。印度军事顾问曾一度派遣至尼泊尔军队的营、连一级单位。当时尼泊尔绝大部分军官在印度受过训练，武器装备也主要依靠印度……
这条“喜马拉雅防御体系”在着力点的选择上其实基本上就是对“缓冲国体系”的延续，一直以来印度政府对西藏地区的领土要求，以及或明或暗的插手西藏问题（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式给予噶玛巴难民地位并取消了对其自由活动的限制；2002年2月7日国际反华团体组织的所谓“亚洲声援西藏组织大会”在新德里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及亚洲各“声援西藏组织”的代表等。此外，印度声援西藏组织9日至10日在新德里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和总结印度声援组织的工作及今后声援西藏工作方面的问题），其思想根源便在此处；而现在其对缅甸的战略企图，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冷战结束之后，I.K.古杰拉尔总理提出了旨在发展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古杰拉尔主义”，即印度的南亚政策不能只以巴基斯坦为中心，“应努力寻求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协同”。1997年1月3日，在孟买的一次讲话中，古杰拉尔宣称：“我们早已着手这项工作……我们将一条长长的友谊之手伸向世界各国。我认为，这一设想最好是从我们的邻国这里开始实施，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印度的外交关系在一系列的圆环中向外扩展。我们的直接邻国构成了第一环，我们将从这里重塑与它们每个国家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都是由五项原则来推动：第一，对邻国，像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印度不要求互惠，而是真诚和值得信任地提供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第二，任何南亚国家都不允许将其领土用来反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第四，所有南亚国家都必须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和主权。最后，我们将通过和平的双边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这五项原则的目的是营造一种紧密的、特殊的合作氛围。”
对比尼赫鲁时代，“古杰拉尔主义”从感观上讲，确实少了许多强硬的单边主义的霸道，然而，究其根本，其中所体现的实质，仍旧是印度版的“门罗主义”——这里，我们暂且称其为“印度主义”[ “印度主义”又称“英迪拉主义”，是印度总理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时期（1980年以后）推行的，主要用于处理印度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主要内涵是：“印度不会干涉这一地区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除非被要求这么做，也不容忍外来大国有这种干涉行为；如果需要外部（接上页）援助来应付内部危机，应首先从本地区内寻求援助。”这种政策表明印度强烈地反对地区外国家对任何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的介入，公开追求其在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地位以及合法性，极力维护印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
]。
基于“古杰拉尔主义”的外交思想，1998年12月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1999年6月与孟加拉国达成了民间公交服务协定；1999年1月与尼泊尔重新修订了运输条约；此外，与尼泊尔、不丹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不仅仅限于陆地，“印度主义”同样也延伸到了海洋。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作是自己的“私产”。贾斯万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务》一书中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以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