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可见前后的差距非常大。从产业体系上看，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3年、2004年、2005年3年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和，20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为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也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创造了优良条件，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的，其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仅靠人力成本也是没办法抵消的，比如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服装、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它们也仅仅能走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就很难接手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鼓吹中国崩溃论，这种预测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说是他们的白日梦更为贴切。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WTO。如何评价这件事呢？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加入WTO应该说是取得了大势——中国至此基本算是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这其中“入世”谈判的具体细节如今看的确有待商榷，但“入世”终归是给中国打开了一个局面，之后倘若操作不好，之前积累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但操作好了，就是一个契机。
总之，在入世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的确大大减少了。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美国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做大，此后美国贸易经常项目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利，那么费时费力的实物生产自然会遭到抛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汽车贷款业务，就是这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它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高层的不少人都开始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这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加过薪，大量制造业领域的从业者失业，美国政府和国会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还有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多数美国人的生活。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来源国，你看看美国超市货架就明白了，上面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
从战略对话到战略性接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那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与此同时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到了1971年，深陷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了一个还未与之建交的国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共同利益逐渐地反映到了现实政治中来，两国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地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改善，和西方阵营的关系趋于缓和。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此时大家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把中国看做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10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初中美形成战略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混乱不清，美国主动扬弃了对华保持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你能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吧？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后来克林顿时期提出的“战略伙伴”说，布什又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说等，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 科索沃战争是由科索沃危机引发的，而科索沃危机则根源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后由黑山和塞尔维亚组成的南联盟共和国，反对科索沃独立，致使双方矛盾加剧。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干预下，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结果以南联盟战败而告终。
]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已经跌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始于“9·11”事件之后，但“9·11”事件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上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引子的确是“9·11”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最初还是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我们只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市场，那时美国GDP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消费，实物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经济的角度看中美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中美交恶很大程度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1993年、19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到20世纪末，中国初具制造业大国的气象。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其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东南亚乃至日、韩等国的制造业杀得是哀鸿遍野。中国同样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中国所损失的只是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并未伤筋动骨。从长远看，由于大批竞争对手倒下反倒进一步把中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位置，提高了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舍小利换得中国政治影响得以重返东南亚，为日后中国“战胜”日本，取得东南亚经济整合主导权埋下了伏笔。在更早些时候，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美国提供的休克疗法和低油价策略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以及原材料，这同样也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9·11”事件之后，美国股市庞大的泡沫破裂，其国内市场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是中美世贸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原因是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
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日益减少，冲突的烈度也下降了。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中美关系进入又一个战略拐点，也标志着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战略拐点。
始于2006年年末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初步给我们的印象是中美已经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的战略性接近，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分量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虚拟资本主义”对它们来说也同样不可避免了。10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猛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争夺货币霸权，最终目标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这一地区具有深厚的储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比较均匀地分布，1993年、19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固有的优势和强大的工业能力，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整合东亚经济，亚洲金融风暴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的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变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有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使得它们很难结成紧密的同盟，只能被动地接受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他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被踢出“食物链”。西方人的美梦被中国人给打碎了。最初这种征兆美国也许有所察觉，20世纪末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都可以视为美国最初的手段，想打散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事实证明这些手段没怎么奏效，这个结果得益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当然还有中国政府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