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联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地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地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
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来发展经济已经是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的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地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完善的理论。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已经浮出了水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2006年、2007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2007年第44号公告，开始对加工贸易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作为上层建筑的战略方向也都随即发生了改变。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转化成了实力，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又使得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一个良性循环，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胀的主力。
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胀掩盖了4年的美元流通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1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不能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问题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际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达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制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地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惜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制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地去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元，总体看来这60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显而易见，这种游戏是不能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元危机所引发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
美元一味地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整个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依此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也有了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近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亚洲地区有3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光中国手中就有1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进而会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而这有悖于美国利益，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美国必然要和台独势力“划清界限”。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基本上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在中国工业化道路走向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中国从中美合作中获益已经到达上限，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得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用的成分逐步地提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争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它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得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及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存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它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其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又会反过来恶化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地从道德角度来评判，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必然会存在。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率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地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实如此。
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这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得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也是非常高的，一旦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能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单独算作一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