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个大园子，这园子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些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跟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摘自萧红《我和祖父的园子》
1914年冬，萧红与母亲合影。
相片中三岁的小荣华（萧红小名），穿戴整齐利落，衣服的质地和母亲身上的一样，十分考究。小女孩抿着小嘴，自信而灵气，很难想象是那种从小不被父母关爱，甚至遭虐待的孩子。
梦一样的童年
“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萧红的童年便如这黄瓜一样自由舒展，被放养在后园里。后园常见的身影还有祖父。她跟在祖父的后面，祖父拔草，她就拔草，祖父栽花，她就栽花，抬头看见一个黄瓜，跑过去摘了又吃黄瓜，黄瓜没吃完，又去追从眼前飞过的蜻蜓去了……
儿童急走追蜻蜓， 飞入菜花无处寻了——
花开了，鸟飞了，虫子说话了，一切都活了，仿佛一个童话世界，在远离人类的另一端——电影《大鱼》中的父亲躲避现实世界，给儿子塑造了一个童话世界，他一开口，一切静止的东西都活过来，直到儿子不再相信童话——萧红不需要塑造，她真生活在这样的童话中，与自然对话，便能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人大多都失去了这种幸福。她童稚却又敏感的心灵感受着大人们所无法感知的东西，蝴蝶从谁家来，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她也不知道，她也不问，管它呢！找个阴凉的地方睡觉去，跷着腿，把草帽遮在脸上，自豪地说：“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
比在百草园里摘覆盆子吃的鲁迅舒服多了，因为她不用怕美女蛇。
虽然祖母有些凶，但她还有办法吓唬祖母。她又淘气又调皮，不受一点压制，看见祖母的窗纸漂亮，就用手指头嘭嘭地去捅个洞，就为了嘭嘭的那个声儿，好似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有一次，她正起劲儿地戳着，忽然手痛了一下，赶紧缩回来，发现祖母正举着针在窗外等着她。她从此就不喜欢祖母了，祖母分给她糖吃，给她猪腰吃，她吃了之后还是不喜欢祖母。逮住祖母病重的时候，追不上她，她故意用拳头在墙壁上咚咚打了两下，吓掉了祖母手中的铁火剪子。
这些事情想起来真是好玩极了。还有更好玩的。有一次，她小心地摘了一大堆玫瑰花，悄悄地一朵一朵地插在低头忙碌的祖父的草帽上，祖父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以外也怕闻得到的。”这使她笑得哆嗦起来。祖父顶着这草帽进了屋，祖母一见大笑起来，父亲母亲也笑起来，而她自己更是打着滚笑。后来还时常打趣祖父，“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真是古灵精怪，她咯咯笑得发颤的小身躯那般可爱，让你想去抚摸，逗玩。若说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即便父亲在外为官，难得见到一次，母亲忙着照顾小弟弟，祖母又很严厉，萧红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与那些底层的贫困人家相比较，她出生于乡绅地主家庭，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她本名张乃莹，远祖张岱和弟弟张明贵在清嘉庆年间到黑龙江省阿城县三区二甲福昌号屯一带开荒，逐渐发达起来。到了第四代，也就是萧红祖父张维祯这一代，家业庞大，由于内部矛盾分了家，张维祯分得呼兰的房产和一处油坊，带领妻女离开阿城，搬到呼兰定居。因无儿子，过继了堂弟张维岳第三子张廷举来延续子嗣，即萧红的父亲。萧红出生于1911年6月2日的呼兰县，此时张维祯家虽已成衰落之势，但张家大院也有房舍三十多间，他们住东院，西院做库房和给佃户居住，后来还租给一些做小生意的穷人。后院还有可供她玩乐的这么一个大园子，最重要的还有她的祖父。
祖父有多疼爱她呢？
小猪掉进井里，祖父买了来，涂上一层黄泥给她烧了吃；鸭子掉进井里，祖父又买了来涂上泥给她烧了吃，因那香味，她就天天等着再有鸭子掉进井里，可是每次鸭子好好地绕过去了，她就拿着竹杆追赶鸭子，企图把它们赶到井里去……是宠爱娇惯了她的活泼和淘气。
祖父还教她念《千家诗》，他念一句，她就跟着念一句，这算是最初的启蒙教育，萧红与文学最早的接触。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的韵律吸引了萧红，她早晚缠着祖父念诗，为了引起别人注意甚至大声喊诗，祖父怕她喊坏了喉咙，半玩笑半吓唬地说：“房盖被你抬走了。”她喜欢响亮顺口的诗，那时已经感觉到“处处闻啼鸟”中的叠字“处处”读着好玩了。当有客人来，祖父喜欢呼她来念诗，还夸她聪明、灵秀，可见她是他的骄傲。
种种情形都说明萧红的童年是丰富有趣的，并不像茅盾先生讲的“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呵”。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说： “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后花园虽然让冰雪给封闭了，但是又发现了这储藏室。这里边是无穷无尽的什么都有，这里边保藏着的都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东西，使我感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而且样样好玩，样样新奇。”
六岁那年，萧红产生拥有一个新皮球的渴望，她的祖母每次都答应她的央求，可是上街回来却又总是让她失望，所以她要一个人偷偷上街。因为从来没有单独上过街，她渐渐迷了路，慌乱中一位好心的车夫问明她的姓氏和父亲的名字，用马拉的斗子车送她回家，她想起大人们讲的一个乡巴佬蹲在洋车上的笑话，乡巴佬怕拉车的过于吃力，蹲着而不敢坐下，以为这样没有重量，车夫就不会收他的钱。作为小女孩的萧红觉得新奇，自己也蹲在车上。
家里人一见她总算回来了，蜂拥而上，萧红更是得意：“看我！乡巴佬蹲东洋驴子！乡巴佬蹲东洋驴子呀！”洋车忽然放停，萧红从上面滚下来。祖父见状心疼地跳上去，打了车夫一个耳光，不但没给钱还把他从院子里轰了出去。萧红问祖父为什么要打车夫，是她自己要蹲着的，祖父教给她一个霸道且浅显的道理：“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这件事让萧红与祖父生了隔膜，成了难以释怀的记忆（连慈祥温和同情穷人的祖父都有这种阶级观念）。也从此，萧红的目光投向了住在西院的那些没钱的人，她进入了社会和生活，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在遭毒打、跳大神、遭开水烫后被折磨致死；有二伯在贫困无望中因偷遭毒打，自杀未成后被人嘲笑；磨倌冯歪嘴子在贫贱中坚韧地活着，妻子死了，孩子还小……萧红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与关爱，所以才塑造出有二伯、冯歪嘴子、小团圆媳妇等打动人心的形象（有个朋友说太喜欢萧红，但看完《呼兰河传》后就停止看萧红的小说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看了很难过）。
日子绵绵地过着，由天真无邪的无忧无虑向忧伤和荒凉过渡。
萧红七岁的时候，祖母死了，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大姑母、二姑母还有兰哥，大门前吹着喇叭，院子里搭起了灵棚，一片哭声，还有和尚道士吹吹打打。天就要下雨了，萧红想回去拿草帽，却看见酱缸帽子，灵机一动，草帽也不去拿了，翻过酱缸帽子顶在头上就向后门走，想让祖父看看，找不到祖父就大声叫起来，连日来紧张忙碌的父亲正烦躁不堪，一脚将她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酱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家里人忙把她抱起来，她才发觉满屋子里的人都穿着白衣服——祖母已经死了，受了刺激和惊吓的小萧红并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只看到老祖父默默地流着眼泪，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
萧红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还被他们带到南河沿去了，她第一次看见了河。对岸没有人家，只有一片柳树的丛林，对于幼小的她来说遥远而神秘，她希望以后可以到那没人的地方去看看。
后来母亲也死了。
她似乎稍稍体会了一下死亡的含义，“母亲要没了吗？”她看着母亲腿上的黑点，母亲说：“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她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里取出来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她用假设类比着生命中将要失去的东西，失去是一种痛苦，她第一次体会这种痛苦，第一次懂得“……从此没有了”。
没有家庭主妇支撑的家忽然变得一团混乱，张廷举既要工作又要打理家政，照顾老人和小孩，应接不暇，理所当然地，母亲姜玉兰死过百日，继母梁亚兰就来了。结婚以前，当父亲的一再嘱咐她要善待前房留下来的三个孩子，但继母终究是继母，正如萧红回忆道：“这个母亲对我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椅子来骂我。客气是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继母基本上没有虐待过萧红姐弟，但经常在萧红父亲面前告状，比如萧红去掏鸟窝，以前母亲碰到这种事骂一顿也就算了，但现在父亲知道了会斥责甚至殴打萧红，她与父亲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幼年丧母成年丧妻的张廷举脾气变得暴戾，刚愎自用。“九岁时，母亲死去，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母亲死后，萧红姐弟的生活主要靠祖父照顾，但是后来祖父染上了大烟瘾，也就无暇顾及萧红她们了。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时说： “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冰凉凉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而且当时没有零用钱，早饭吃不饱，在豆腐坊拿两块豆腐吃，豆腐坊后来上家里要钱，父亲还要责骂张秀珂一顿。
毕竟不是亲妈，不是事事照顾得到，梁亚兰嫁到张家时还是个姑娘，有着活泼爱玩的天性，自然不是从小被教育成姜玉兰一样的贤妻良母，且做的是填房，被家里的厨子佣人瞧不起，她的处境有点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自卑又自负，在张家她是很孤独的，一开始觉得自己比不上那个能写会算的前房姜玉兰，后来又觉得识文断字的萧红瞧不起她。
据萧红堂妹张秀珉说：“我三婶那时年龄也不算大，每到冬天放学回来，我三婶就像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一样，领着我们玩‘咬狗’的游戏……唯独萧红不玩，躲在西屋看书。我们多次让她跟我们玩，她一次也没玩过。”萧红的这种不合群让梁亚兰误解为看不起没有文化的自己。萧红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顽皮好玩了，她的求知欲让她喜欢独自沉思，在家里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让人觉得她性格孤僻，直到成年还被人指责为“不懂世故”。
一切只为上学故
萧红爱沉思的个性源于她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感受力，和她的聪慧。小时候，大伯父张廷蓂是她唯一崇拜的人，大伯父也待她很好，经常给她讲解古文，还把族里其他兄弟叫来一起听。等讲完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是男孩子，樱花（萧红）比你们全强，真聪明。”还当着人夸奖萧红： “好记力，心机灵快。”这种特质让她不再能满足于浅薄的娱乐，而是对未知充满了探索心理，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1920年秋天，呼兰小学创立了女生部，萧红得以第一批进入初小读书，像人们常说的“开了智”，明显地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萧红的求知欲还源于生活的变故，阴郁、荒凉的景况，让她备感寂寞，所以心理重心转向对知识的渴求，以至于后来为了求学“不择手段”。
升中学时她扬言要去做修女，来与父亲中止她继续升学的决定对抗，后来又为了去北平上学与表哥陆哲瞬出走，再后来因为未婚夫汪恩甲同意与她一起在北平读书而与其同居。似乎一切为了上学故，几乎让自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流浪，被当地的老鸨收留……
想当初，张廷举对萧红的教育是用了心思的，他认为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教学质量比较高，就把萧红转入插班上六年级。曾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张廷举具有民主、平等的维新思想，据萧原《萧红家事匡补》记载： “他常常对家人子弟们说，张家不管小子姑娘，一样同等对待，谁能出人才，我们就供他读书，女孩子有本事要抬举，在我们张家不讲男尊女卑。”他是当时相当开明的人，这也跟他自己年少时原在家乡阿城读书，到呼兰后争取继续读书的经历有关。萧红的祖母即范氏认为读书费钱无用，让他在家学习经营农商，他坚持不肯，执意到省城齐齐哈尔去上学。张维祯不愿意失信，就送他去读书，他天资很高，成绩优秀，奖励廪生，可获得官府发放的廪米的津贴，21岁毕业时，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此后，张廷举一直在教育界任职，1921年他被调回呼兰，任呼兰小学校长，1922年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等职，被呼兰县人民政府确认为开明士绅，被评价为“德高望重”。
可是，为什么萧红后来的求学之路那么艰难呢？甚至要借助“男人”这块“踏板”？
1925年，“五卅”惨案震惊中外，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全国人民反日爱国的怒潮。哈尔滨各界纷纷组织“救国会”“沪难后援会”。呼兰小城也闻风而动，教育局长王锡三带头倡议，成立“县沪难后援会”。青年学生、店员、工人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讲演、募捐、演新戏宣传，萧红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别人都不情愿去高县长、冯司令、大地主冯百川等居住的城南隅“八大家”去募捐，萧红约上一个同学就直闯了去，还让王百川的大太太掏出一元钱，弄得大太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萧红还参演了反封建包办婚姻的话剧《傲霜枝》，演得很逼真。这次社会活动让萧红像脱了缰的小马一样横冲直撞，毫不理会父亲“端庄稳重”的家训，她剪了长辫子，带动街坊邻居家的小姑娘从南街游到北街进行抗议“示威”。
萧红这些行为自然得罪了父亲的一些上司，还引来那些封建卫道士的非议和嘲笑，她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这与父亲心目中“恬静文雅”“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形象大相径庭，他要制止她的任性恣肆，而且怕她受“男女平等” 的新思潮影响变坏，做出有辱张家门风的“荒唐事”来，越是大家族越重视“脸面”（张廷举作为过继嗣子，对母亲的丧事严阵以待，不敢稍有差池，怕别人说他不孝，没良心；梁亚兰对萧红姐弟也是面上周到体贴，不能让亲戚朋友说出闲话来），所以，当萧红上完高小，要升入中学时，父亲瞪一瞪眼， “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此时，在萧红眼里，父亲变成了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是完全不具感情的动物。
升了学的同学纷纷给萧红来信，述说学校的趣事，萧红的心更是蠢蠢欲动。她消极反抗，每天除了在房间里看书就是在后园里溜达，继母看不惯便告诉父亲，张廷举斥责她“你懒死了！不要脸的！”骂女儿“不要脸”实在是严重侮辱性的词汇，尤其是作为男人的父亲，萧红顶撞他： “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张廷举暴怒，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萧红从地上爬起来，没有哭，如果她哭了这一次，就像前面很多次一样，像所有的家长教训子女一样过去了，但她的倔强触怒了一心想在子女面前保持威严的父亲，从此两人算是杠上了。谁来说情让萧红上学张廷举就给谁脸色看，眼看萧红是上不成学了，连看重她的大伯父也说：“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女学生们太荒唐……女学生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在萧红眼中，伯父也变成了“严凉的石头”。
这些说辞很没有说服力，我一直不明白，若真如此，为什么伯父家的叔叔家的女儿张秀珉张秀琴都能上中学呢？季秀真说是因为张廷举经过两次大型开销（母亲的丧葬和父亲的寿诞）财力不支，要靠这位大哥来接济，所以不想让萧红上学，这种猜测显然是靠不住的，他还不至于为那点学费打压一个女娃；还有就是梁亚兰接连生孩子，要她照看弟弟妹妹，这理由也不充分，以萧红的个性继母还是宁愿找个女佣照看吧。
所以，我认为萧红不能升学的原因是她自己的性格造成的。在长辈眼中，越是倔强越容易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在壁垒森严的家族制度中，长辈们最看不惯的就是晚辈的“张狂”，最让长辈们害怕的也是这种叛逆之子——他们最容易惹出点事来，连累整个家族。据说萧红的堂妹都是老实、文静的姑娘。而且，萧红是最大的女孩子，是第一个，长辈们的做法又有枪打出头鸟的意味，她这一闹已经让家长的意志疲软了，其他姐妹就顺理成章悄无声息地有学可上了。所以说萧红也有点时运不济。
但她偏不是一个听从命运安排的人。
萧红实施了第一次“骗术”。她的一个同学为了躲避给高官做小老婆去教堂做了修女，她受到启发，扬言不让她到哈尔滨上学就去当修女，祖父一听跳起来大骂张廷举，说如果孙女去当修女他就死给他们看。此时萧红要当修女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张廷举在呼兰是很有名望的乡绅，如果女儿真当了“洋姑子”，他和他所顾及的整个家族的脸面将荡然无存，面对萧红的倔强，他知道自己只能妥协了。
第一回合，萧红赢。然而她要为她这赢付出代价，正如以后的日子每一次不计后果地闯过难关都将为更大的灾难埋下隐患。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在你没有决定以前，你不要答应。你以为可以，以为半路上还可以改变，其实已经身不由己。年少时在我们看一些黑帮片的时候，总是为某些正面人物惋惜：为什么不先答应呢？权宜之计，先拖住那些坏蛋再说啊。慢慢地我们明白欺骗的代价是昂贵的，你无路可退。在升学的条件中，萧红已经答应的婚事根本不可能解除。家族的利益，对方的脸面，怎么能你一句不喜欢了就置众人于不顾呢？
据说未婚夫汪恩甲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家道殷实，可能还是官僚之子，萧红见了也是亲口答应的，虽说是作为一个上学的条件，但她对这个人也是满意的。定婚不久，汪恩甲的父亲去世了，萧红随着继母梁亚兰去奔丧，以未过门的儿媳妇的身份，为汪父戴重孝，受到汪家和乡人的好评，得到200元的赏钱。
萧红与汪经常通信，还因为她的关系——她的期许，汪恩甲辞去教职，到哈尔滨法政大学夜校继续上学了（汪恩甲毕业的阿城第三师范学堂相当于一所中专学校，而哈尔滨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在法政大学读书，萧红所在中学中不少女生的未婚夫也在法政大学读书，这对汪恩甲有一定的压力），他常以未婚夫的身份到学校里找她，她还为他织过毛衣，可见两人相处有过比较和谐的一段时光。
随着交往加深，思想上比较激进的萧红（萧红激进的思想，主要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进步老师高仰山曾引导她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比如鲁迅、郁达夫、茅盾、冰心等，屠格涅夫、莎士比亚、歌德等，辛克莱对她的影响尤其深刻），开始对思想陈旧的汪恩甲产生了不满情绪，后来还发现他抽鸦片，更是无法忍受，他口碑不好，甚至连萧红的同学都说讨厌他，当时哈尔滨学界的圈子很小，萧红很容易通过同学好友了解到汪恩甲其人，加上当时那些志向很高的左翼青年更是看不上汪的纨绔习气，这些态度也左右着萧红对汪的感情，她逐渐后悔了。她回家后和父母谈起对汪的厌恶，希望退掉这门婚事，但家人觉得年轻人的毛病管教管教就行了，没有到退婚的严重地步，并不重视她的意见。
萧红觉得非常苦闷，萌发了去北平读高中的愿望，她认为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这样就可以摆脱这桩不如意的婚姻，然而事情并不如她所想。
我总以为婚姻只是习俗和制度的规约，它从来不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如果两人相悦，不妨就结婚吧，而不是为了结婚再去慢慢寻找相爱的感觉，所以人没有必要一定结婚，如果一定要结婚，那么正常的婚姻程序应该是先交往，互相了解之后再订婚或者结婚（毕竟是一种承诺），但是恒久以来的本末倒置让多少对情侣生出怨愤以至分道扬镳。然而，于萧红而言，这种分道也是不被允许的，大家族的婚姻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家长都有着近似的心理，只有萧红这个当事人的意见和感觉最不重要，她的婚姻不是她个人的婚姻。当她提出退婚的时候，家里人是反对的，这一次比第一次反抗更艰难，绝食、懒散、不理人都不中用了，她选择了出走。
与表哥陆哲舜一起出走北平。
陆哲舜在学生运动中也很活跃，处处流露出思想的锋芒和进步的理想。他积极支持萧红对专制家庭的反抗，怂恿她与自己去北平求学。
千万不要相信某些结了婚的男人，他们像极了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他们的世界永远只是一个妥协的世界，然而却贪婪、懦弱、虚伪、自私。
萧红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相信了有妻有子的表哥，与表哥过从甚密。有风言风语传到家里，引起整个家族对她的不满，汪家也有所耳闻传话至张家质询，张廷举只好执意让萧红完婚。萧红大吵大闹，气得父亲大骂她“不肖”，继母眼看无计可施就搬出了萧红的大舅姜继业，姜继业声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萧红从厨房抄了一把菜刀冲出来，和大舅对抗，姜继业失了脸面，灰溜溜地走了。
家里停止了萧红的学费供给，她与好友商量如何为生，同学徐淑娟竟然天真地说可以写稿子卖，由此萧红更坚定了逃婚的信心。陆哲舜先去北京安顿下来，并让好友李洁吾捎信给萧红，述说北平的情况。
为了阻止萧红到北京上学，张家和汪家急于给她和汪恩甲完婚，开始置办结婚用品，萧红知道再像以前一样硬拼不行了，便假装同意结婚，骗取了一笔嫁妆钱，只身去了北京。
陆哲舜与萧红住进二龙路西巷一座小院里，院中有八九间房子，两棵枣树，他们分住北房两头，陆进了中国大学，萧红进北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开始的日子是愉快且热闹的，他们的住处成了东北青年聚会的场所，经常来的有在中国大学读书的苗堃，北京大学的石宝珊和女友黄静宜，在汇文中学做职员的李荆山，最积极的当数李洁吾。正如萧红在给好友沈玉贤信中说的，“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萧红与陆哲舜及李洁吾三人经常在院里煮枣子吃。
萧红享受着完整的友情与半成品的爱情，很是陶醉。一次，三人看电影《泣佳期》，谈到对友情、爱情的看法，李洁吾认为爱情不如友情，其局限性太大，必须发生在两性之间，且要在青春期；友情则没有年龄、性别的限制，最牢固。萧红却马上说，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叶君说萧红的这些想法比较前卫、新锐。
曾经有一次，萧红向李洁吾状告表哥对她非礼，李洁吾狠狠地骂了一顿陆哲舜，陆抱头痛哭。三个人的关系冷了一周之后又热络起来，李觉得自己没有了解清楚两个人的情况就发脾气实在不妥，写信说：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可见，他慢慢地悟到了两人的暧昧关系，觉得自己太多事了（如此多事的人还有萧红多年后认识的聂绀弩，只是李洁吾早有醒悟，而聂最终都没搞清楚状况）。
陆哲舜向家里提出离婚的要求，遭到家里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家里断了他的经济供给，他们只好缩减开支，正如鲁迅《伤逝》中的情况，没有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再牢靠。
两人的日子一天天窘迫起来。天气越来越冷，萧红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并没有来得及带棉衣，同学们都换上了秋装，她却还穿着单衣，以至生了病，李洁吾从同乡那里借了20元钱给萧红，她才买了厚衣裤挡挡北方的风寒。
寒假临近，陆家来信警告陆哲舜，若假期回家就寄路费，不回的话就什么也不寄了。陆哲舜变得消沉起来，开始抽烟喝酒，两人的关系愈加冷漠。最终陆哲舜向家里妥协，收拾行装时萧红责备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个懦弱的男人害得好苦：你陪他走一程，他随时能抽身，他回到家里，还有个“家”，而你什么也没有了，只能沉重地无可凭借地坠落，这桩“生意”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而在爱情的路上需要对等，不然只能从天平上摔下来。摔下来的萧红实在不愿意回去，她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可是面对贫穷，她与陆哲舜一同败下阵来，双双离开北京回到了哈尔滨。
逃离，失败，再逃离
萧红摔得并不怎么痛，她对表哥的感情实不如王语嫣对慕容复，亦不会像如花一样凄凄哀哀死缠到底，陆哲舜去陪他的娇妻爱儿，萧红也一样回归她那“合法的依靠”，被遗忘已久的未婚夫派上了用场。
回到哈尔滨，汪恩甲闻风而至，把萧红安排在东兴顺旅馆，他仍旧对她抱有爱恋，但是大哥汪大澄对这桩婚姻已经失望，一心想解除。经过这番折腾，萧红已经相当疲惫，加上对陆哲舜的幻灭感，不由得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依赖，尽管他有些庸俗、堕落，但却是真正爱她的人，她需要一个男人的支持，这样就不用再回那个冷冰冰的家，而且还能实现北平的求学梦。一个为了上学，一个为了结婚，两人很快达成协议，萧红答应嫁给汪恩甲，汪恩甲也同意一起到北平继续读书。
汪大澄听说弟弟与萧红在旅馆同住，气愤异常，大骂汪恩甲懦弱无能，辱没家门。于是断了经济供给，待他回家取钱时将他扣留。萧红一直不见汪恩甲回来，就亲自赶到汪家，被汪母和妹妹骂了出来，汪大澄也站在门口告诫萧红一定要与其弟解除婚约。
萧红或许没有意识到她与男人出走已经自贬身价，成为公众唾弃的对象，被汪家赶出家门令其非常气愤，第二天她便找律师拟了一份诉状，控告汪大澄代弟休妻。
福昌号张家在哈尔滨也算颇有势力，社会关系较广，张廷举虽然痛恨萧红，但因关乎家族的声誉，庭审当天，还是与梁亚兰等其他族人前来参加，萧红还打电话给同学刘俊民的爱人，通知她也来参加以壮声威。眼看着汪大澄即将败诉，汪恩甲怕哥哥受到法律处分，并为了保全哥哥的名声，当庭承认是自己要解除婚约的，与汪大澄无关。这场官司成了一场闹剧，张家人颜面尽失，不愿再多看萧红一眼，默默离席。稳操胜券的萧红自然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恼羞成怒，对于汪恩甲解除婚约是迫于形势的解释再也不想听了，更没有回家的勇气，于是重返北平。
你仗着他喜欢你就与他的家人对抗，你必输，因为这不是一出梁祝，没有生死相许，每个人都看到你在这爱情天平上所抱持的侥幸心理。这一役，萧红是理不直气不壮的，只是耻辱的历史上再加一笔，难怪以后的日子里她从来不提她的身世，她的经历——被人欺骗被人抛弃被人伤害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会引发同情（她在东兴顺旅馆给裴馨园写信就利用了这一点），但是，自取其辱就是尴尬万分的事，她怎么可能外扬？回北京后的萧红在朋友面前只是一味沉默，像张抗所说： “萧红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的。”诉说仅限于可以说的话，但她的作为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所以只好一个人默默承受，以至身心俱疲，轰然病倒。
李洁吾仍旧常来小院照顾萧红，与之闲谈。
一天，他们正在闲谈，一个男人闯进来。李洁吾正猜疑来人是谁，萧红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李洁吾赶紧自我介绍，说是陆哲舜的朋友，受托来看望萧红。汪恩甲对李洁吾没有理会，显然对萧红单独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心存疑忌和不满。见李洁吾仍不起身告辞，他便在桌上玩起银元来，似乎是在向李示威。
后来，李洁吾不放心萧红，又去了几次，但都没见到萧红。
之后朋友高原也去看过她，注意到墙壁上挂着一张用铅笔描画的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头像，萧红介绍说：“这是密司特汪。”并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和这个“密司特汪”结婚。在朋友们看来萧红说到自己的结婚时表情有些木然，显然结婚对她来说并不是多么兴奋的事，不过是“走路”“ 吃饭”一样的过场（后来有朋友说她谈到端木时的表情亦如此，可见萧红的婚姻与爱情的关系有多少）。1933年8月，萧红的好友徐淑娟在写给高原的信中说： “你看，乃莹是生死莫测！而且即使活着，也已经为密司特汪的眼泪所软化而做着‘贤妻’了。乃莹，是我们战线上一位很有力的斗士，现在投降了！为了这，几乎连自己都怀疑起来……”
一个说要回家完婚，一个说要留在北平上学，汪恩甲与萧红终于闹翻，萧红找李洁吾借钱，拿了钱就匆匆走了。后来李洁吾与高原都曾去找过萧红，却被告知萧红与那位“密司特汪”已经回东北了。这倒像多年后胡风所说的“行址诡秘”，但是萧红的诡秘也可见出她这段时期生活繁乱，捉襟见肘，自顾不暇，“求学”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只好回家。
萧红不知道此次出走给家庭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弟弟因受不了流言和同学的嘲笑，从呼兰转学到巴彦中学，为了不使他孤单，张廷举把二哥张廷选的儿子张秀琳也转到巴彦县立中学。可见张廷举还是很照顾儿女心理的。而对萧红这样一个翻江倒海哪吒般的人物，他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女儿萧红已是呼兰小城天大的新闻，不守妇道，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了。面对继母的冷落，弟妹们的疏远，左邻右舍的白眼恶语，萧红只能痛苦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承受着世俗的尖刀一把把往心上插。
父亲张廷举为了避人耳目，也怕继母管束不了萧红，就把她送到阿城县福昌号屯张家总站去。福昌号屯距县城数十里，交通不方便，且消息闭塞，大庄园用蓄满水的矩形壕沟围住，围墙四角设有炮台，昼夜有人在炮台上放哨。萧红住在这里相当于被软禁，而且在家族内部，祖母徐氏（张廷举的继母）也严厉禁止女儿、儿媳与萧红接触，怕她带坏她们，并强令萧红同自己睡在同一炕上（真是守卫森严，连睡觉也要绑在一起），听见萧红委屈的哭声，她还揶揄地说：“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上也找不出你这样的丫头。”
在几近窒息的环境中，萧红写下诗篇： “去年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牢笼般的生活，让她等着人来解救，据季红真说她这时候也对汪恩甲生出歉意，写诗述怀： “红红的枫叶，是谁送给我的！都叫我不留意丢掉了。若知这般离别的滋味，恨不早早地把它写上几句别离的诗。”
已经有些精神病的大伯父更是看萧红不顺眼，继母梁亚兰向他诉说萧红如何不服管束，使他怒不可遏，常常出手暴打，并扬言要把她弄死了事。萧红只好躲到七婶屋里不敢出来（东北乡俗哥哥不得进入弟媳房间），连饭都是别人给她端进屋里吃……姑姑和小婶怕萧红真的出事，帮她寻找出逃的机会，但继祖母与继母严密监视，逃跑几乎不可能。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村经济危机严重，佃户长工联合反抗，福昌号屯处于一片混乱中，10月4号清晨，萧红被藏在往阿城送白菜的大车里，离开了福昌号屯。
萧红在《九一八致弟弟书》中曾回忆过这一段：13岁的弟弟张秀珂，正和一群孩子们玩儿着，看着她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向着白雪皑皑的大地奔去，他连招呼都不招呼，只顾和别人玩儿，连看也不看出走的姐姐。大概是受父亲的威胁，不敢接近萧红，亦或许是装作没看见，也希望她逃走。
自此，萧红再也没有回过父亲的家。在哈尔滨街头相遇，父女冷眼相对而过，形同陌路。盛怒之下，张廷举严令子女不许与萧红来往，看到张秀珂拿着萧红的来信，警告他说：“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
《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没有萧红的名字（张乃莹），人们一直认为是萧红的父亲将她开除了族籍，但张氏家族的后人却说，因为萧红当时写了反满抗日的作品，张家受到了牵连，所以家谱故意略去萧红。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1931年10月，萧红到达哈尔滨时已经是深秋，东北的天气在10月中旬已经变得相当寒冷，她在寒风中颤抖，走到陆哲舜家，一边拍门一边呼喊着： “姑母，姑母……”没有人来开门；她又挣扎着走到徐淑娟家，双脚冻得像针扎一样疼痛，按门铃却不响，门自动开了，她走进去，已是人去楼空。
她踯躅在冷清的街道上，有一天碰上在东特省特别区第一中学读书的堂弟张秀璿，他请她去喝咖啡，并劝她回家，“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是回家的好。”她摇了摇头，再听不清什么，“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幻想的井里”，“也感到人类离得我更辽远”。堂弟说：“你的头发太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去一次呢？”她因这句话激动了，意识到自己在亲人眼中的模样：衣衫破旧，蓬头垢面，憔悴而失魂落魄的样子形同乞丐。她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即将熄灭的斗志又昂扬起来，“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堂弟几次充满热情地让她回家，又说：你的衣服太单薄了，你要生病了……然而他们很快便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萧红在《初冬》一文中说： “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在这个初冬的寒彻心扉的哈尔滨的大街上，她太需要温情，但是却不能接受温情。后来堂妹张秀琴也劝她回去，还给她钱，她说：“这个家我是不能回的，钱我也不能要。”
深秋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是漫长而严酷的冬天。哈尔滨的街头每天早晨都有冻死的乞丐和流浪人，寒风吹在脸上，萧红的眼睛不住地淌着眼泪，滴在手套上，仿佛一刹那就结了冰，她在风雪之夜寻找一处可以御寒的住处，手套粘在熟人家的门板上，除了狗叫声，没有任何回应，谁会同情一个被家族驱逐的女孩子？
她的腿已经冻得麻木，急切奔走想寻找有一点热气的地方，她不要冻死街头。
萧红在一家卖浆的白布棚子旁停下来，坐到小凳上，口袋里竟还有几个铜板，她买了一碗热豆浆喝，热气流遍几近冻僵的身体。这时候一个来买浆汁的暗娼看见了她，一看她孤苦零丁的狼狈样子就知道无家可归，便收留了她。第二天早晨醒来，她发现自己睡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那个满脸干海藻般的老妇人正在数落、责骂在墙角的一个叫小金铃子的小女孩，原来这个由其豢养并预备做雏妓的小女孩昨晚把萧红的鞋子偷出去卖了。萧红知道了这里是土窑子后想赶紧离开，老妇人让她留下一件衣裳作为昨夜住宿的报偿。她把单衣从身上脱下来，有些气愤又有些无奈地对老妇人说： “去当，去卖，都是不值钱的。”她走出鼠洞般阴暗狭窄的房间，穿着夏天带孔的凉鞋踩在雪地上。也许就是受这段经历的启发，萧红在《生死场》中写了金枝缝穷那一段。
她来到东特女二中，找到在那里读书的大伯父之女张秀珉和张秀琴，她们决定让萧红留下来，并把多余的被褥拿给她使用，然后征得校方的同意，让萧红在高一年级插班读书。然而，她在那里住了十几天就不辞而别了。她的这次离开又成为后人不能解开的谜，有人认为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据季红真考辨，说萧红这时候并没有怀孕，她离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堂姐妹就是节衣缩食也未必能负担得起她所有的费用，再说就算她们有余力帮她也是用家里的钱，这和她与家庭决绝的态度是不可调和的。
一种选择将会跟随着一种命运。如果萧红留下来，与堂姐妹一起读书，她的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模样，她的父亲绝不会跑到学校辱骂她在用家族里的钱。张廷举不同于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于家道败落后在鸦片云遮雾罩里自怨自艾、浑浑噩噩，张廷重的心里没有自己也没有子女，所以竟然因为怕花钱使儿子一生未婚。张廷举是中国传统式家长，伦理纲常自觉地扎根在他的意识中，对于爱与恨以及如何处置家族关系，他是清醒的，有点像贾政一边责骂着宝玉在众多前辈面前的造次，一边心里得意着儿子的才华。他是希望萧红安顿下来的，即便只是不在大街如此游走给他“丢人现眼”，但是又要端着家长的架子，怕在她面前失了面子。比如后来张秀琢问起姐姐萧红被祖母用针刺的事，张廷举还是和蔼地谈起她，说哪里就会真的刺她，只是用针吓唬吓唬她，可见在某些方面萧红用儿童心理放大了的伤害，在家长这边是觉得微不足道的。再有一件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秀珂回家同家人团聚，张廷举在大门上贴的对联是：惜小女宣传革命南粤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除了顺应时势的心理，他称“小女”是与萧红早已达成和解，而且以有此女为荣。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萧红再次与汪恩甲在一起就成了情有可原的事情，即便是饮鸠止渴。她固然不喜欢汪恩甲的纨绔习气与了无情趣，但汪毕竟还是爱她的，和新青年陆哲舜相比（陆哲舜不会不知道萧红当时的处境，但却毫无表示，一个让人心灰意冷的人），他有他的可取之处。从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活着醒来的街道上到暖和的旅馆房间，只需一个闪身。这时期汪恩甲还为她置备了很多高档衣服，饭食也好，萧红的身体在逐渐恢复中。
此时，她不再想上学的事情，活着大于一切。这种生活并不是她真心想要的，为了麻醉自己，她和汪恩甲一起吸起了鸦片，她觉得自己没有未来，也不想再耗费心力展望未来。也许这段时间他们谈到了结婚，因为萧红已经怀孕了，所以萧红在1932年2月回到呼兰，去了继母娘家，后来汪恩甲也找到梁家，带萧红回到旅馆。
他们在旅馆生活了半年多，加之汪的生活习惯颇为奢侈，已经欠下食宿费400元，东兴顺老板开始向他们催逼债务。汪恩甲以出去筹钱为由，丢下萧红就再也没有回过旅馆，而且据其家族后人称，1932年春汪恩甲离开萧红的时候，正在读法政大学的预科，8月松花江哈尔滨段江堤决口时，汪恩甲并没有回家，仿佛“人间蒸发”了，这又成为至今未解的一个谜案，人们猜测着：汪恩甲是为躲债而弃萧红的负心人，还是因其父关系遭到了日伪特务的暗算？亦或此举是汪恩甲对萧红逃婚的报复？
据曹建成调查，汪恩甲1933年赴欧洲求学（大约是去法国求学）。1937年汪恩甲回国，到过阿城的汪家老家，当时他穿着翻领的猞猁皮大衣，一副绅士的派头，汪氏家族后人称汪恩甲会七国语言，说明他的外语能力很强。汪恩甲回国后一直赋闲在家，有时做点翻译的事情，但没给伪满政权做过事。大约在1946年，国民政府发给他一个“接收大员”的委任状，他未来得及上任，哈尔滨就解放了。共产党在哈尔滨建立政权后，他接受“委任状”的事情被告发，汪恩甲被捕入狱，50年代初，汪恩甲在狱中病逝。
如果汪恩甲去欧洲求学是真，那么也应该是在兄长授权之下——他必须有经济后盾，所以也可算作是抛弃了萧红，但是当事人萧红对此讳莫如深，对汪恩甲的态度并不是人们所猜测的怨恨，也许是出于对汪家的歉意，也许是他们在旅馆中已经发生龃龉，以至汪恩甲痛心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