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五军团的创立与改造过程中，对季振同的工作是举足轻重的。而季振同后来被错判以至错杀，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作为当时的政治委员，我感到有必要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季振同是河北沧州人，时年30岁。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从小过着大少爷的生活，在部队里有一个警卫班，七八个人专门为他服务。季振同过去是冯玉祥手枪旅旅长，改编成二十六路军后为七十四旅旅长。这个旅实力雄厚，装备精良，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由于季振同率七十四旅参加宁都起义，使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季振同是有很大功绩的。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我党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我刚到五军团的时候，季振同一方面欢迎我，一方面又有戒心，工作胆小、谨慎，生怕我们抓他的小辫子。大革命时期我在国民革命军中做党代表，对国民党将领的特点有所了解。针对季振同的思想，我很注意尊重他，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虚心向他了解部队的情况，同时将革命的道理由浅入深地讲给他听，季振同学习也是很虚心的。从思想感情上，我也尽量与他接近，我曾有意与他谈些自己的革命经历，谈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和他一起找革命的共同点，使他消除顾虑，向往革命，树立信心，当好红军指挥员。季振同为人比较活跃、开朗，爱好文艺，喜欢跳舞、演戏。我们就经常邀他参加部队的文娱活动。有一次，我和季振同同台演过一个戏，季振同演一个军阀，我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我们都演得很认真、很风趣，部队看得十分开心。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他喊我“帝国主义”，我喊他“军阀”，十分和睦融洽，彼此是信任和互助的。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季振同，不能用当时红军领导人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与赵博生、董振堂相比较，思想基础也不同。他身上旧军人的习气更浓厚一些，思想改造的任务更艰巨一些，我们对他做的工作也需要更多一些。就我与他的接触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好的，有些问题都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与他谈话以后，经常流露出对毛泽东同志的崇高敬意。当时敌人对季振同的策反工作很厉害，派人、写信等等。有些事情季振同也是与我讲过的。如冯玉祥派高参来与他联系，季振同告诉了我，我也报告了中央，经中央同意后与其见面。敌人的一些策反信他也送给我看过。当然，是否敌人的策反活动他都报告了，也很难说。我认为，敌人的这些策反活动是很自然的，我们无法阻止敌人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工作，争取季振同革命，粉碎敌人的阴谋。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发现他主动进行的秘密反水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季振同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对此，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研究。就季振同本人的思想来看，基本上还是旧军人的思想，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够格的。然而，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其要求进步的表现。从有利于部队的整编，有利于稳定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这个大局考虑，有必要吸收他入党。于是，我们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军委。不久，军委批准他为特殊党员，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做的介绍人。
赣州战役后，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出离开红五军团去苏联学习的要求。那时候，人们对苏联是非常崇拜的，认为那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能去学习是十分光荣的事情。对此，我曾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过，诚恳地挽留他。但季振同不愿改变初衷。他对我说，自己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他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苦，而且还带着旧军阀的帽子，希望能去苏联学习军事。他说：“请你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已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季振同从起义过来到赣州战役的这段时期，总的态度是明朗的，是积极配合我们进行改编工作的，赣州战役表现也是好的，并没有发现他有后悔、企图反叛之意。我分析他要求离开红军的原因，感到缺乏红军的军事指挥能力、惧怕红军的艰苦生活的思想是真实的。同时，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放心，有顾虑，还背着一定的思想包袱。反叛回去，自知不会有好结果，提出去苏联学习是唯一比较好的出路。学习后就脱胎换骨了，名声好，回来参加革命才有前途。尽管季振同要求去苏联学习有他的一些个人想法，但是，作为一个旧军人，他的基本思想还是积极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于是，我发电报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学习的要求。季振同还要求给他一点金子做路费，中央也同意了。季振同走的时候，我在五军团组织召开了欢送会。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留给了我，一匹很好的青鬃马也留下了，后来我送给朱总司令骑了。枪也交了，他的警卫班（警卫班长就是后来曾任过空军副司令员的王秉璋）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我派人将他送到中央去了。季振同走后，红五军团由董振堂接任总指挥。
漳州战役结束，五月份，发生了所谓的季、黄谋叛事件。先是在漳州将十五军军长黄中岳逮捕，后又将等待出国的季振同逮捕。由于这时季振同已离开了部队，黄中岳率十五军划归一军团，亦不在我们部队，所以我对其被捕判罪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我虽有疑虑，但在传达这一事件时，为了稳定部队，还是极力按照中央的口径去教育部队。以后前方战事紧张，也没有过问此事。后来听说季、黄二人被公审，原定死刑，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改为十年徒刑。可是在1934年长征前，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下，将他们二人处决了。几十年来，对此案我始终有些想法。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左”的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这使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