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前的八个多月，我一直是在红军大学度过的。在“左”倾冒险主义者还占据着中央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安排我再去做什么领导工作。有机会为培养红军的军政干部，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我也别无他求，安下心来当教员了。
红军大学设在距离瑞金城十多里的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山坡上一片茂密的松林。据说原先那一带荒无人烟，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起了一排排茅草屋。虽然简陋，比起在露天上课、生活，要好得多了。
学校生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从指导思想到教学方法，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编写，很多都是仿效、参考苏联红军学校的一套。当时红大校长是张宗逊，随后由何长工继任。全校分为四个科：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上级指挥科、上级参谋科。学员约三四百人，都是从各部队调来的军政领导干部。高级指挥科主要训练师长、政委和军区司令员、政委，其他科训练的是营、团以上领导干部。每期大约学习四个月，一期结束后，学员分回前方，又调来第二批。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常识、党的历史、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参谋业务，等等。
红大的教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兼职教员，多是中央和总政治部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如瞿秋白同志讲过中国革命问题，总政组织部长李弼庭讲过中共党史，宣传部长徐梦秋讲过马列主义常识，李德也多次来讲过战术课。另一类是专职教员，有宋时轮、周士第、苏进、冯达飞、何涤宙等。我也属于这一类，主要讲政治工作课，有时也讲战术课。开始我和周士第等同志分配在训练部任专职教员。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政治科科长，既要做行政领导工作，又要继续教课，每天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由于自己身处逆境，对全国，特别是对中央苏区周围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不但非常关心，还特别敏感。我已被开除党籍，中央对形势怎样分析，采取什么对策，一般是听不到传达的，有时领导上还有意对我实行“保密”。但由于不少同志对我蒙冤受屈表示同情，特别是对苏区某些报刊宣传中不择手段地丑化、谩骂我，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表示反感，加上我办事、讲课都比较认真，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不把我当外人看待。这样，我也就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不少情况。
比如，就在我受审查和服刑期间，也就是1933年的11月下旬，至1934年1月底，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卖国投降和排除异己的政策，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蒋介石慌忙抽调大量兵力，进攻第十九路军。这本来是我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但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不去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而是继续叫喊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揭露”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所谓“欺骗性”，让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在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完全失败。同时也使得我军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招致最后不得不完全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严重恶果。对于这件事，我刚到红大时，也曾隐隐约约地听人议论过。后来，周士第向我讲了他的亲身见闻，我才了解到这次事变的详细情况。
周士第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过我党的一位老战士。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前，我们就相识。在北伐战争中，他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铁甲车队队长。南昌起义时，他任过师长。起义失败后，他同党脱离了组织关系。在“福建事变”中，他是第十九路军补充团的团长。失败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他独自一个跑来苏区投奔红军，并把随身携带的一千元交给了党。他被分配来红大工作后，党籍一时还没有得到恢复，直到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才又重新接收他入党。由于我俩都是教员，过去又认识，便经常在一起交谈。当他把“福建事变”的详情告知我以后，我俩都为这一事变遭受惨重失败深深感到惋惜。当时我党领导人对待这一事变的“左”得出奇的言行，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王明错误路线的认识，为这条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深感痛心。
春天过去，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苏区周围的斗争形势也一天比一天紧张。当时我们对前线战斗失利的详情虽然不甚了解，但传言很多，私下议论的也很多。今天有人传说我军已被迫撤出了广昌、建宁等地，明天又有人传说敌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军“六路分兵”，节节败退。后来，瑞金附近的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也传来了。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我军将采取什么对策扭转这种局势呢？谁也说不清楚。大家越议论，感到形势越严重，心情也就越沉重。
终于，上面来了通知：准备大转移。转移到哪里去？不知道。转移出去干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劲地强调要保密，保密，结果是一切都使人摸不着头脑。紧接着，又来了通知：红军大学改编成上干队（上级干部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领导。我被任命为上干队队长。这一任命，出乎我的意料：我这样一个刚被释放的“罪犯”，怎么一跃又当上队长了呢？但是，我还是感到高兴的。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打不破，根据地保不住，只有转移出去才有活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一类大胡话，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已经碰得粉碎。现在“转移”虽然晚了一点，但能转移出去，对于扭转危局总是件好事。不久，何长工等学校领导人被调走了。时间紧迫，许多事情不容我多想。执行命令是不能也不应该讲价钱的。于是，我就正式挑起上干队队长这副担子。
当时，红大高级科、参谋科的学员已经毕业，各自回部队去了。剩下两个科：指挥科、政治科，加上当时一部分县级地方干部要随部队转移，又增添了一个地方工作科，总数不到200人（在以后的长征途中，上干队这个单位人数很不固定。上面陆续分配来一些干部，有时主力战斗部队或地方工作需要，又调走一些干部。多的时候，全队达200余人，少的时候也有100多人），就编成上干队了。初期指挥科科长是周士第，政治科科长是余泽鸿，地方工作科科长是冯达飞。
余泽鸿原先在中央机关做青年工作，也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他为人忠厚，处处小心谨慎。冯达飞也是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到广西工作，参加过百色起义。以后曾任过红七军第二纵队司令、红八军代理军长。他也是因为王明路线迫害被撤职、开除党籍，才来到红军大学的。后来抗战期间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
1934年10月18日，按照通知，我率领上干队离开大树下，准时到达干部团的集合地点——九堡，向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报到。当时干部团新编成的一、二、三营和特科营，都是由苏区原有几个学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不同的是这四个营的学员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配有较好的武器装备；而上干队的学员则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武器很少，每个班不过两三支枪。
这天黄昏时分，干部团所属单位集合在九堡村外，随着陈赓团长一声令下，队伍辞别了瑞金的父老兄弟姐妹，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斜阳的余晖照射在山坡上、小河边，山显得格外青，水显得格外秀。队伍在行进，但是谁也没有吭声，都在默默地想着心事，只是不时回过头来想多看上几眼。我的心情和许多同志一样，一则以喜，喜的是转移出去，有希望摆脱掉敌人；一则以忧，忧的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这块战斗、生活了多年的红色根据地，红军离开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知又要遭受到多么惨重的磨难和损失！部队越走离瑞金越远，完全笼罩在一片迷蒙的月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