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林坪，我们没有停留，继续越天全、芦山、宝兴，向千里雪山进军。
在天全、芦山的路上，我们遇到两次险情。一次是离开化林坪后不久，突然窜来两架敌机，在军委警卫团和干部团上空盘旋扫射。我们很快隐蔽起来。这时正巧毛泽东同志从后面赶来。大家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从容不迫，抬头望了望敌机，才带着警卫员往路旁的小竹林里隐蔽起来。敌机疯狂扫射了一阵，打死打伤了我们几个战士。
另一次是快到雅安的一个小村里。这时，一、三军团的干部都已经走远了，只有干部团随军委总部在这里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拂晓前，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一股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从山上冲了下来。眼看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陈赓团长急忙指挥干部团往上冲。我带着上干队也投入了战斗。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把敌人击退，保证了军委首长和总部的安全。
我们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位于宝兴的西北，海拔四千多米。山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像一个高大无比的冰雪巨人横躺在我们的征途上。
这次，干部团被安排走在中央军委纵队的前头。当我们前进到距离夹金山麓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上干队都挤在一座破庙里宿营。庙破得实在厉害，到处漏雨，我们只得头戴斗笠，背靠背坐在背包上过了一夜。
6月12日，各路人马都来到离夹金山不远的大硗碛村集合。接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一条小路，向山麓挺进。
在这之前，对于这次翻越雪山要注意的事项，上级已经讲过多次了。要求各单位都要做到“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行的抬着走”，“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在到达山麓时，前面的部队在慢慢地往上移动，我和周桓商量后，抓紧时间，针对上干队的情况，再一次进行动员，把大家的劲头鼓得更足了。
一到山麓，气温便骤然下降，脚下的土也冻得邦硬。越往上走，越是寒冷。尽管出发前听当地群众说过，要多穿衣服，要吃些白酒、生姜、辣椒等能发热御寒的食物，但时逢六月，大家都只穿一件单衣，嘴唇都冻得黑紫，上下牙床直打架，发热御寒的食物一时也找不到，只得凭着顽强意志来与严寒搏斗。我和大家一样，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沿着一条冰雪铺成的小路，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小路两旁，一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一边是不知有多深多厚的雪岩。如果不小心滑了下去，就会被积雪埋葬掉。我们互相鼓励着，搀扶着，把所有能御寒的都披在身上，拼命爬上了山腰。这时我举目四望，山坡上是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青松翠柏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树木，银装素裹，傲然挺立在风雪中；抬头朝山顶望去，又是一派风光，泛着银光的冰雪，刺得大家眼都睁不开来。快接近山腰时，突然下起了一阵冰雹，核桃大的冰碴，砸得头上、身上生痛。大家戴上斗笠，抵挡冰雹的袭击，继续往上爬。这时身上简直是冰凉透骨了。想走快点吧，山上空气稀薄，呼吸更加困难，两条腿酸得直打战。大家咬紧牙关，一步一喘，一步一停，顽强地坚持着往上爬。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山顶是一块不大的平地，有两三个牺牲的同志躺在雪地上。显然，他们是前面队伍中在爬山时倒下的。我们默默地走过去，就开始下山。
在这次同大自然展开的搏斗中，上干队的同志个个都表现得很出色，真正做到没一人掉队。特别值得提的是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一氓、成仿吾、冯雪峰等六位同志。
长征开始后，中央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知名人士，都分散到各单位，便于在行军中对他们进行照应。徐特立等六位同志便是在长征途中陆续被分配来到上干队的。他们到上干队后的职务都叫教员。那时徐老已年近花甲，不但在上干队，在整个红军长征队伍中，也是年岁最高的。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早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李维汉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他42岁时还满怀豪情，奔赴法国勤工俭学。51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去苏联留学。他到中央苏区后，一直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副部长。由于部长瞿秋白长期留在上海，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由他负责。董必武那时也已年近半百。他是出席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长征前，在中央苏区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这年52岁，长征前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其他三人，虽然年龄都不很大，但都是有点名气的人物。李一氓长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长征前任国家保卫局的部长。成仿吾是位有名的文学家，同郭沫若、郁达夫一起，被称为《创造社》的“三杰”，译著颇多。后来到了鄂豫皖苏区，任过省委宣传部长，长征前到了中央苏区。冯雪峰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在上海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等职务，长征前在瑞金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行军途中，这些同志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年纪大不畏苦，职位高不自矜。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严守纪律。每到宿营地，都主动打水、做饭，衣服破了自己补，草鞋坏了自己编。没有粮食吃，带头啃草根树皮；没有地方歇宿，同学员们一道在野外露营。其中徐特立同志给我和学员们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
徐老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宿营地，甚至行军休息时，经常有学员拥在他周围，要他讲故事。他从不推辞，常常讲得舌焦口干。讲得最多的是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苏联留学时耳闻目睹的事。异国的风土人情，学员们感到非常新鲜，听得津津有味。他也讲早年在湖南任教的事，寓教育于故事之中，使学员们很受启发。他一路行军，还一路坚持学习。他特别重视搜集学习资料，一张旧报纸上有篇什么文章，他都要剪下来保存着。为了存放资料，他亲手缝制了许多布口袋，把它们左一个右一个绑在身上，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有的学员一再劝他：“徐老，路这么难走，还背着这些破烂干啥？”有的甚至偷偷地给他扔掉一些，以减轻他的行军负担。他听到和发现后，常常发脾气：“平常不注意搜集学习资料，要用的时候到哪里去找？”上级为了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匹马，还有一个小马夫。但他几乎从来不骑马，让马帮助学员们驮运行李。小马夫是个孩子，与其让他照顾徐老，不如说是徐老在照顾他。在路上，小马夫牵着马经常掉在后面，走一程，徐老就得站在路边等一阵。到了宿营地，徐老常常亲自喂马，晚上还要起来给小马夫赶蚊子、盖被子，怕他着凉生病。看徐老走得实在累了，学员们常常催他：“徐老，上马吧！”他总是摇头说：“不骑，不骑！”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骑，或者催得急了，他也会冲你发脾气说：“天气这么热，你没看到马驮那么多东西？我要再骑上去，它不就更累了吗？”这次过夹金山，开始大家很担心他，能不能爬过山去。他就是不服老，同学员们一样，拄着棍子，顽强地一步一步往上爬。路滑，实在走不动的时候，他就用手紧紧抓住马尾巴，硬是坚持着不掉队。
对这些老同志，大家都很尊敬，经常主动关心照顾。每到宿营地，搞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总要多分给他们一些。行军途中，遇上敌机来盘旋扫射，大家都首先帮助他们隐蔽好。在急行军赶赴金沙江的那天夜里，仅有的几盏马灯，大家都让给他们照明。这次爬雪山，大家首先关心的也是他们。有的把自己的衣物让给他们御寒，有的替他们赶着马，搀扶着他们前进。
我不是诗人，但是，每当我想起当年过夹金山的情景时，心中诗意总是油然而生。我想：如果把上干队的学员和广大红军战士，比作雪山坡上那一片迎风斗雪的青松的话，那么像徐老、董老、谢老这样的老前辈，就称得上是雪山的不老松了。
下山时，自然不像上山那么吃力了。队伍活跃起来，步子越走越快。不久，前面传下话来：山下驻有四方面军的同志，先头部队已同他们胜利会师了。听到这一喜讯，大家兴奋得心花怒放，简直是在奔跑着，很快到了山下。当天晚上，我们上干队的同志也参加了总政治部在达维村统一组织的庆祝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晚会。大家尽情欢乐，半年多连续行军的疲劳仿佛都被驱散了。
这以后，部队经懋功、两河口、卓克基、打鼓、沙窝，直到毛尔盖。在长达2000余里、历时1个月的征途中，我们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等三四座大雪山。这些雪山的高度和艰险程度，同夹金山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但由于大家爬一次就增加一次经验，事先该做些什么准备，雪地里怎样走才显得轻松些，何时最容易出现险情，大家心中都有数了。每爬一次，虽然仍很艰苦，但远不如过夹金山那样险恶可怕了。相反，有时一路行军，一路还欣赏雪景。最使我难忘的是，在爬最后那座，也就是打鼓村至沙窝中间的那座大雪山时，我们还别开生面地大吃了一次“冰淇淋”。这事还是从我一句话引起的。在雪山顶上，我们眺望四周，但见远远近近的峰峦，都被雪被覆盖着，在阳光照射下，反射着万道银光，那景色真是美极了！大家忘记了爬山的疲劳，尽情地欣赏起来。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白雪要是拌上白糖，准好吃，便脱口说了一句：“我们吃冰淇淋吧！”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在场的有当时干部团的领导和上干队的教员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冯雪峰、李一氓、周士第、罗贵波等十多个人。大家解下漱口杯，各自从雪堆下层挖出一缸子最洁白的雪。随后，就有人叫喊：“伙计们，谁带着糖精，拿出来‘共产’吧！”于是，毕士梯、郭化若都掏出一个装着糖精的小瓶子，我也把包着糖精的一个小纸包打开了。大家嬉笑着，都争着倒点糖精拌在雪里，吃了起来。边吃边赞美着，这个说：“我这杯冰淇淋，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那个说：“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后来周士第把雪山顶上的这个小镜头，写成了一篇短文，被收进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中。
在从打鼓到毛尔盖的途中，我接到通知：军委已正式决定，调我到三军团去任参谋长。在这前后，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大合编，组成了新的红军大学。上干队的同志多数被调出来，分配到各个主力战斗部队去了，少数人留在红大。
在近十个月的长征途中，我和上干队的同志一起行军，一起吃，一起睡，共同经历过异乎寻常的艰难困苦，也一起分享过胜利的喜悦，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现在一旦要离开，大家都有些依恋不舍。到达毛尔盖以后，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辞别了上干队的同志们，到三军团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