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说有两个外国客人要到我们这儿来访问，要我们派部队去迎送。这就是斯诺和马海德。由于斯诺是通过宋庆龄介绍、在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怀着突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探索红军存在、发展的真正奥秘的目的，来到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因而党中央是十分重视的。那时国民党宣传红军是“赤匪”、“共产共妻”等等，极尽污蔑之能事。斯诺先生冒着风险，来到边区，采访了大量红军领导人，与毛泽东同志在保安进行了多次长谈，后来写了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那次斯诺到我们红二十九军来，就是要从我们这儿继续前往宁夏预旺堡西征红军司令部，去做战地采访的。接到电报后，我们派一个班前去迎接，将他们接到我们的驻地。我看了近年出版的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和赖传珠同志的日记，证实这一天是8月12日。那次我是以二十九军军长的名义接待他们的。记得我们请斯诺、马海德吃了一顿饭，还在一起照了相。那时的斯诺还不到30岁，具有新闻记者特有的热情、机敏、大胆、率直，喜欢追根溯源，马海德则看上去老成一些。斯诺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陕甘宁边区的形势问题；二是统一战线问题；三是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斯诺问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形势怎么样，如果守不住，是否准备向苏联撤退？我告诉斯诺，我们没有向苏联边境撤退的准备。目前边区的军事形势很好，我们的主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是愿意抗日的军队我们都将和他们联合，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统一战线较之任何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都要大。我向斯诺谈的这些内容，主要宣传了党的瓦窑堡会议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当时由于党正确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尖锐，国内各阶级的关系都起了变化的事实，确立了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包括非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东征回师以后，进一步提出“停战议和”、“逼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在这一策略方针指引下，经过积极的工作，与东北军、西北军签订了秘密的互不侵犯友好抗日的协定。使陕甘宁边区取得了一个巩固发展的好形势，我们对边区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我对斯诺说，如果没有这个统一战线，你们进入边区就恐怕要遇到更多的麻烦了。关于战略战术问题，我对斯诺说，就反侵略战争来说，战争初期往往表现为阵地战。在这方面，红军比较弱，因为我们人少，武器差。要取得战争的胜利，目前最有效的战略战术是游击战。我援引了五次反“围剿”时的战例。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一味打阵地战，和敌人拼消耗，结果造成大失败，大转移。就目前来看，红军在游击战的战术运用上取得很大成功。战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如果战略战术运用成功，是完全可以逐渐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弱胜强的。目前我们就是在争取这样的前途。我们谈得很友好，斯诺对这些看法很感兴趣。当然，他刚到苏区，对红军这一套政治主张和战略战术并不能理解。但对于我们，这都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记得1939年，斯诺又一次到过延安。这次比三年前，形势又好得多了，但从生活上来说，还是比较艰苦。那一天中午，斯诺和马海德来到我的窑洞里，正好赶上我在吃午饭，吃的是泡饭和豆腐乳。他们连连摇头叹息，认为红军太苦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天中午是伙房专门为我们几个领导干部改善伙食，吃的与部队不一样，我们自己还感到闹了特殊，很不好意思的。我笑笑对他们说，有豆腐乳吃就蛮不错了。你们这次来，情况不是比上次好多了吗？将来还会更好的。那时的确不觉得苦，因为心里有崇高的革命信仰，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红军的这种坚定的信念给斯诺的感染是很深的。因而他很好地宣传了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好的贡献，这一点，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毛主席、党中央认真分析了形势，高瞻远瞩，作出了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谈判。为了策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防止国民党亲日派趁火打劫，主力红军全部调到西安附近。我们红二十九军仍驻守西线，巩固边区。西安事变后不久，我军收复了陕北重镇延安。1937年初，党中央搬至延安。从此，延安便成为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1937年2月底，我接到军委电报，调任我为中央军委参谋长，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长的职务由赖传珠接任。临行前，赖传珠还“设宴”为我饯行。在延安的八年，我获得了在毛泽东同志亲切教诲下工作的机会，得到了无比珍贵的教益。
在我就任军委参谋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正是西路军在甘肃北部倪家营子陷入近十倍于我的敌人重围之中，终日血战不得解脱，临近最后失败的前夕。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和我在红五军团曾朝夕相处的董振堂同志，率领三千余人，就在那里的高台阵地上壮烈牺牲。那时在延安，从中央领导机关到军委的各级机关，工作十分紧张，大家都在为挽救这支陷入重围的部队多方想办法。中央已经派了刘伯承、张浩同志组织援西军，火速西行救援。同时，也通过西安事变的谈判，争取蒋介石下令给宁夏“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毛泽东同志为西路军的事情也万分焦虑。他曾要我起草一份紧急处置的电报，中心是要西路军化整为零，立即突围东进，援西军接应。电报起草好送去，毛主席看后心情沉重地说，先不要发，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然而，种种救援办法还未来得及奏效，三月中旬，西路军已最后失败了。消息传来，人人都很沉痛。我们立即通知西线各部队，派出小分队，分散行动，化装侦察，寻找打散了回来的西路军的同志。一些西路军的干部战士是沿途讨饭回来的，苦得很啊。这样收容了几百人。另一部分由李先念同志率领，经过艰苦转战，翻越祁连山，到了新疆，党中央派陈云等同志去接了回来。西路军的战绩是可歌可泣的，西路军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1937年3月底，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后，在党内和红军中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7年5月，党中央又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我都是身临其境的。北伐战争失败以后，自己怀着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武装的悲壮心情，出国学习军事。1930年，当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怀着满腔的热忱，要将自己学到的军事知识，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在闽西苏区，在中央苏区，自己指导过胜利的战争，也遭到过挫折和失败，自己也是在逐步探索能够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五次反“围剿”，我从自己参加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对“左”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受到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在那时，自己还不能说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还是从感性认识出发的。终于，革命再次遭到失败，红军不得不转移长征。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军事战略战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痛定思痛，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从血的历史教训中，我逐步认识到，做一个军事指挥员，要不断学习，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将指导战争的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这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以上就作为自己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思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