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陇东，当时也发生了许多摩擦事件。其中镇原、宁县两座县城之被武力侵占，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历时最长，斗争也最曲折，彻底暴露了顽固派妄图消灭边区的狰狞面目。为处理这一事件，毛泽东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坚持斗争，又顾全大局的伟大胸怀。
国民党派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当时对我党表面上保持着一副友好姿态，实际上却在推行许多反共、防共措施。他曾宣称，他们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就是共产党。他同蒋鼎文一样，是制造摩擦事件的幕后人物。而当急先锋的是国民党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钟竟成的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就设在紧靠我边区的西峰镇。西峰镇本来是我们的防区，在留守兵团刚成立时，被国民党关麟征的一六五师抢占去了。我们为了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对钟竟成策划的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一再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但这个钟竟成却一意孤行。他不仅公开谩骂共产党、八路军，指使报刊经常刊登诬蔑我党我军的文章和漫画，而且公然阻止我军购粮，摧残拥护我党的民众团体，阻挠我军募款，缴夺我军枪械，搒掠和杀害我军官兵，并亲自指挥他的保安队，勾结和配合国民党驻陇东的正规军一六五师、九十七师，对我留守陇东的七七○团等部，公开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他是陇东的又一个何绍南！
陇东发生的头一件较大的摩擦事件，就是在钟竟成的指使下干的。1939年2月底，国民党派驻合水县应子区的区长王永清，在阻挠我军购买粮食时，竟然收缴了我七团三营营部采买上士的武器。3月初，我三营派八连连长陈凤山去区公所交涉退还武器的事，王永清竟破口大骂八路军是土匪，又收缴了陈连长的武器，并将他捆绑起来。该连士兵十余人闻讯往救，王永清又指挥保安队埋伏在城根下，突然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击伤我战士四名。我方忍无可忍，断然将这个王永清捕获，带到营部审讯。问是谁叫他这么干的，他供认是“奉专员、县长的命令”。专员就是钟竟成。我给钟竟成打电报，指责他竟敢以和平为示弱，以忍让为可欺；同时也致电朱绍良，要求他切实查办此事。后来朱绍良以甘肃省府的名义，通过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转来一封公函，反指责我捕获王永清是什么“军队干政”，要求“立即释放”。我在致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复电中，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要求伍修权严词拒绝对方的指责，并应指出“该王区长为现行军事犯，应由本军法庭依法处理”。
出动大军围攻镇原、宁县两座县城的事件，打头阵的也是这个专员钟竟成。这年4月中旬，钟竟成调动几个县的保安队900多人，开到了镇原附近。随后，国民党的一六五师也派来两个营。他们与城内的保安队密谋，想以出城打野外为名，把城外的顽军引进来，里应外合，夹击我军。当时，我留守兵团三八五旅七七○团的一个营驻防该城。这个营及时识破了对方的阴谋，闭城自卫。城外顽军攻城甚急，城内保安队数十人举行暴动。这个营迫不得已，就先解除了城内这几十人的武装。城外顽军围城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镇原我军被围的同时，国民党派驻宁县的县长，指挥事先纠集的保安队七八百人，夜袭我军，砍杀哨兵，冲入我营区。驻守该城的我军仅300余人，从梦寐中惊起自卫，将肇事者击退。我军伤亡惨重。对方继续增兵攻城，从此宁县也陷在顽军围困之中。
两处消息传来，我们气愤之余，迅速研究了对策。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我在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朱绍良等人，说明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蒋介石回电说：“已电朱长官转饬严令制止。如某一方面再有捣乱或挑衅行为，引起冲突破坏抗战之事发生，应予严惩。”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在推卸制造摩擦的罪责。朱绍良回电同意派代表谈判。
5月7日，我方代表王观澜同志与朱绍良派出的代表、参议员谭季纯，在庆阳驿马关作了初步商谈，约定停止军事行动。不料对方不但不履行协定，反而继续增兵，加修工事。直至7月1日双方代表再度协商后，才逐步恢复正常状态。
记得就在这前后，我曾带领参谋人员，到陇东去检查过工作。三天才到达三八五旅旅部所在地庆阳。当时王维舟任三八五旅旅长，甘谓汉任政治委员，耿飙任副旅长。我在陇东大约呆了个把月，除了向干部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指示，还到驿马关去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谈判过一次。驿马关是我七七○团团部的驻地。我们到达后，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等向我反映了当时陇东一带反摩擦斗争的详细情况。我同钟竟成谈了一下午和一个晚上。我耐心地向他阐述了我党对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立场和态度，指出友党友军之间闹摩擦，只能有利于日寇和汉奸，希望他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个在陇东干了大量坏事的钟竟成，在谈判桌上却尽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真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家伙！在陇东，我还和一些旅团干部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研究了对策。当时，有些同志就预见到，这种表面上的平静状态，是不会维持多久的。我方兵力有限，要固守每一座县城是难以办到的。必要时只有暂时忍痛，退出县城，占领广大农村。
果然，只过了两三个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提出将政治反共为主改为军事反共为主的方针后，当地顽军和钟竟成狼狈为奸，又挥舞起屠刀，放手大干了。
12月10日，宁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在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袭击我驻该县的一个营。他们在事先掘好的地道里埋藏地雷，突将地雷引爆，造成我军伤亡过半，营长也受了重伤。指战员们顽强抵抗了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出城，该城遂被顽军占领。
与此同时，合水县的保安队为配合宁县顽军的进攻，也向我驻该县的一个连袭击。经三小时激战，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缴械投降，没有占到便宜。
14日深夜，镇原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400多人，突然向我新进驻该城的七七○团二营进行袭击。第二天早晨，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五十八团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又发动进攻，用大炮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我二营英勇还击，打死顽军几十名；该营伤亡也较大，一些干部和老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激战至16日，二营在得到旅、团首长的批准后，于当天深夜，从事先挖好的一个城墙洞内，主动撤了出来。
几乎在这同一个时间，国民党顽固派还调动长武一线的三十五师、一六五师分头向我边区开进，并派飞机在镇原、宁县上空侦察。我八路军驻西峰办事处也被顽军包围，幸办事处人员事先察觉，采取对策，才得免于难。
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的这些杀人略地的事件，与当时日军频繁进犯河防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与前面谈到的顽固派在边区其他各地制造的摩擦活动，也是密切配合的。各地急报传来，当时我心头的愤慨真是达到了极点，恨不得立即采取反击措施。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却很镇静，具体指导我们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进行了坚决而有节制的斗争。
当时，用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最有效、也最切实际呢？从其他根据地增调大军，来夺回失地吗？不仅没有可能，相反还可能给顽固派大举进犯边区以借口，于边区，于团结抗战都不利。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从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开始了。除了以我的名义连续给朱绍良发了许多份急电，几次给蒋介石、孔祥熙、陈诚、白崇禧、程潜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发出通电以外，报纸、电台更是大声疾呼，同声谴责。八路军驻重庆、西安、兰州等地办事处的同志，也四出奔走呼吁。通过这些办法，使全国人民很快知道了顽固派在陇东干出了什么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也迫使国民党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里，我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在这场斗争中是怎样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电文的。从他修改和亲笔起草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关于反摩擦斗争的一些重要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摩擦，上面是有“根”的。
毛泽东同志还在以我名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义正词严，字里行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原则问题决不含糊的坚定立场。
在朱绍良答应派员调查后，毛泽东同志又认真细致地修改了我的复电，把原稿的语气改得比较缓和，并在旁边提示我：“此稿原文措词太激，甚不相宜，故改正如此。”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
经过一番交涉、斗争，朱绍良派了保安处参谋长李学模作代表，我方则派谢觉哉同志为代表。谢老德高望重，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这以前，他作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曾在兰州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先后有两年多时间，跟朱绍良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很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选派他来做谈判代表，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对于如何进行谈判，毛泽东同志专门给谢老写了一信，由我转交给他。信的内容如下：
谢老：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障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谈判地点是在陇东西峰镇。谈判从1939年底开始，持续到翌年2月间。由于对方无诚意，协商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最后还是像毛泽东同志信中最后一条所说的，双方代表只达成了一个“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这一年，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兴风作浪的同时，还在湖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在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年底以强占我镇原、宁县两城，在陕西方面又扬言要进攻延安为标志，掀起了国共二次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击退这股逆流，1939年12月25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向全国发表了一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通电。通电中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悲愤填膺地大声呼吁：“夫共产党则亦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苦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以边区论，共产党几曾越过二十三县以外之寸土尺地乎？攻栒邑，夺宁县，占镇原，而执行其所谓‘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之任务者，究何人乎？大好河山，半沦敌手，而唯此边区二十三县是争，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通电要求全国军政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国亡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置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顽固分子跃跃欲试，疯狂叫嚣要“消灭边区”的言行，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样，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