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将抗日战争以来各个根据地坚持统一战线，进行反摩擦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归纳，从理论上透彻地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及“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等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我们这些亲身参加了反摩擦斗争实践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倍感亲切，也十分心悦诚服。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对于以后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问题，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并没有止息。然而，有了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更感到得心应手了。
1940年春，党中央派我和王若飞同志一起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1937年11月，日军进占太原以后，阎锡山率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后来连同他的大本营一起撤过黄河，到了秋林镇安营扎寨。他在这里坐镇指挥，不积极抗日，却挥舞起屠刀，指挥部队杀向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39年12月，正当各地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紧急关头，他也紧锣密鼓，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决死队。我军英勇反击，于翌年2月底，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顽军，给了阎锡山以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又主动建议谈判，他被迫同意了。
离开延安时，毛主席交给我们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我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到达秋林镇时，开始阎锡山自己不露面，却派了一伙人来纠缠、围攻我们。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但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时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用挑衅的口吻，向我们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我们回答。这显然是在有意刁难我们。对于一些不怀好意的发问，我们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明说的问题，我们也只好使用外交辞令“无可奉告”。我们坚持要与阎“长官”面谈，面交毛主席的亲笔信。这样，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我们。这位在山西称王称霸几十年的军阀，这时候已经是老气横秋、步履艰难了。他在阅读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事后，当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次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毛主席交代的那些话，都对他说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谈判，他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这些协议，减少了摩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都是有利的。在这以后，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不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1940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九十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楼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大宁、永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亲自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他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报，友好相处。文稿起草后，毛泽东同志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告我如何散发这封公开信。信中没讲什么道理，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看出他指导反摩擦斗争是何等具体，使我深受教育。下面便是这封信的全文：
萧主任：（一）此件即铅印500份。（二）印出后以一份邮寄山西蒲县九十军李军长，以三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九十军六十一师，五十三师，一○九师师长，以一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50份寄鄜县嘱于（注：可能系“其”字的笔误）散发于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鄜县商人，以200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20份寄秋林王英英嘱其散发，以一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一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四月一日
公开信散发并登报、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九十军要进攻边区了”的信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怕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还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毛泽东同志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九十军不能不有所顾忌，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国民党的新十一旅一直驻防在三边地区。他们与当地我军长期相安无事。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具体时间记不确切了），我方突然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党的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被调南下，准备进攻边区。具体步骤是：该部先攻占边区的安边县，再攻占定边、盐池，然后配合南边从关中北上的军队，南北夹击，会攻延安。显然，反共顽固派在酝酿着一个大的阴谋。为了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我们又开展了一次强大的宣传攻势。一方面向边区军民广泛揭露顽军的阴谋，动员大家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一方面给朱绍良、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胡宗南、蒋鼎文等人，连续发了十多份电报，大声疾呼，有的电报是用“万万火急”的特急电发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反复强调这样几点：一是指出这一阴谋如果付诸实施，“则不独三边糜烂势难避免，即国共关系亦难保不受严重之影响”；二是指出“三边地方安谧，无增兵之必要，粮草奇缺，无驻大军之可能，逆而行之，必有后患”；三是严正声明，“如何师不惜决裂，则敝部唯有坚持自卫立场”。鉴于形势严重，在展开宣传攻势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迅速把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部队调到了三边一带，加强了与对方抗衡的力量，并在致对方的电报中公开申明：何师无故南下，我军不得不防，这部分兵力调动，完全是为了自卫。如何师停止南下，我部也一定很快返防。对方见无机可乘，又自感理亏，加上邓宝珊、高双成等从中斡旋，又一次危及整个边区安全的阴谋被粉碎了！
尽管如此，在有的地方，顽固分子的某些阴谋还是暂时得逞。如关中的店头镇和淳化县城都是在这之后相继被顽军攻占的。
在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拼命制造舆论，企图把破坏团结、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责加在我党我军身上。1940年2月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完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摩擦事件是由于我党我军的“不法行为”引起的。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各界人民明了事实真相，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等决定，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同年4月，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当时我们已经获得的六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公开发行。这六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小册子的书名是《摩擦从何而来》，书的扉页写了一篇《引言》，其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刊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摩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事实最有说服力。这本小册子一发行，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