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灵武县建筑工程队成立，队部设在二轻局院内面南的3间房内。人员构成有四部分：一是聘请了一些有建筑技术的老匠人进入工程队担任骨干；二是从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招了一部分工，我和王捍中、孙英庄、冯巧荣、翟梦华几个青工，就是这次招工来的；三是从一些乡镇又招了一批有一定建筑技术的人进来，如余万成、买伏祥、姚录、蒋万录等；四是建筑队原有的几位技术人员，如石银桥、魏春花、马万举等，他们原来就在建筑行业工作，这次建筑工程队成立后，他们就成了中坚力量。经过这样整合、吸收，建工队就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我刚进建工队时，工种被定为瓦工，跟着魏春花学砌砖、抹灰、粉刷。建工队刚开始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没有一台建筑机械，从事一些特殊工种的人才极为缺乏，加之流动资金不足，购置原材料和垫支工程费用存在很多困难，所以一些大的建筑活揽不上，只能干一些平房、库房的小工程，小打小闹。第一年下来，积累的资金很少，购置了平板振动器和一些架板架杆后就没什么资金了。第二年开春，由于没有架子工，一些工程受到了影响；一些乱搭乱建的脚手架由于不规范，架板上的砖垛和灰斗子的重量稍微超重，整个脚手架就摇摇晃晃，倾斜倒塌是经常性的。由于建工队承揽的都是低层平房建筑工程，施工中工人受伤不严重，但蹭破皮、摔破腿的小事故经常发生，长期下去，势必影响建工队的发展和工程进度。队领导经过研究，和区建一公司联系，1973年春天，派我和陈立业到银川学习架子工技术。
到银川后，当天下午我们去区一建公司报到。公司的领导很热心，给我们安排了食宿并且和公司的第二施工队联系好，安排了教我们技术的师傅。第二天，我和陈立业进入了工地。我的师傅叫倪铁峰，是东北人，他的个子不高，身体健壮，胳膊上全是腱子肉，非常有力，很像举重队员。上班的第一天，倪铁峰递给我一件架子工使用的专用工具，也算是送给我的见面礼。这件工具是钢制的，叫“铅丝棍”，是专用于捆扎脚手架的，一尺多长。它一头是尖状铁棍，专门用来捆扎铁丝；另一头是一个手柄，上面有孔，是拔铁钉子用的。
我上中学时喜欢体育运动，足球、篮球、摔跤都喜欢，而且有着知青岁月的磨炼，所以体格比较健壮，身手比较敏捷，这也许是被建工队选送学架子工的原因吧。刚开始学架子工的时候，上到架子高处非常害怕，往下看有些发晕，工作了20天后，慢慢地适应了。
搭制脚手架是建筑工程的第一步工序。建筑物的基础做好，将回填土工程完成后，就开始捆扎脚手架，沿建筑物外边1．5米处开始栽杆。1980年之前，建筑行业的工地，钢制脚手架非常稀少，搭制脚手架全部用的是10米左右长的木杆。每根长杆都很重，有些长且粗的架杆上百斤。搭制时既要有力气，同时还要有技巧。立杆沿着建筑物的外围栽好后，开始捆扎横杆。
横杆的高度一般是1．4米。底层的横杆上担上钢管，铺上架板，以便泥瓦工在上面砌砖抹灰。这一层完成后，由架子工们向高层逐层“翻架”。因此，架子工搭架是建筑工程的先行工序。
在那个年代，人们工作热情非常高，对技术也很钻研。在倪铁峰师傅的带领下，半年工夫，我走了很多工地。师傅们很辛劳，一天要去很多工地，在这个工地翻完架后，又赶到另一个工地去搭架，和工人们配合得非常默契。
这些搭架师傅长年在外工作，他们非常团结，整体素质非常好。6个月时间，这些架子工几乎没有星期天。倪铁峰是架子工班的班长，在架子工这一行中技术是最高的，人品质较好，大家对他也很尊重。由于我年纪小，又是新手，他对我很呵护，一些危险的地方不让我上去。特别是在银川化肥厂搭制水塔架子时，我要上架，他板着脸不让我上去，连着几天，让我在地下作业，并注意看他在高处怎么操作。他下来后，在低层将一些要领给我演示。
一些复杂的脚手架的样式，他一遍又一遍地用小木棒在地上划着图样给我讲解，使我懂得了很多搭制脚手架的方法。我的适应能力是可以的，几天后在他的保护下也开始了高空作业。开始还用着保险绳，过了一个月，我嫌保险绳用起来特别麻烦，就和他们一样，在架杆上徒手操作。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较熟练地在有一定高度的脚手架上操作了。搭制脚手架是一门特殊的技术，里面有不少学问。脚手架的类型很多，按照油工、泥瓦工、钢筋工等不同工种的需要进行实体搭建。高度在15米以上的一些建筑物的脚手架的拐角处必须用斜杆。如水塔、烟筒脚手架，从底层到顶部，必须捆扎十字交叉撑杆，有的地方用剪刀撑和扫地杆，充分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加强脚手架的稳固。
特别是卷扬机井架是受力脚手架，必须捆扎很多撑杆，以便在向上提升建筑材料和遇到大风时，不会造成整体倾斜倒塌，避免恶性事故发生。搭脚手架时，架子工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捆扎立杆时，几人站在上下的同一方向，共同用右胳膊将一根杆向上传递，大家口中喊着“哎嗨、哎嗨”的号子，利用立杆向上窜的惯性，迅速倒手，将立杆一根一根地向上加高，一直到将脚手架立杆捆扎在要求的高度。扎制横杆时，两名架子工站在高处，下面的工人将架杆传上来后，一名架子工右脚站在横杆上，左腿勾在立杆上，右胳膊抱住架杆的杆稍，伸出右脚，将杆猛踢向另一位架子工。那一位架子工要赶紧接住另一头，两人迅速用铁丝将横杆按1．4米高的距离捆扎在立杆上。在架子工的这种配合中，脚手架一层层增高。架子工在整个合作过程中要协调一致，聚精会神，一点都不敢马虎。泥瓦工将一段墙砌到1．5米的高度后，因高度受限再不能向上砌筑了，需要架子工将架板向上一层挪移，这叫“翻架”。“翻架”一般是两人配合操作，技术娴熟的架子工一人也可以进行操作，独立地完成这道工序。操作时，将架板用铁横杆架平、压茬。最怕的是担“探头板”，即一头不担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架板上面操作的工人的生命安全就要受到威胁，随时会发生事故。干了几年，我对搭脚手架的技术掌握了很多。脚手架的类型非常多。建大礼堂时，立在地上用于粉刷的脚手架为“满堂红”，它的规模大，站的人多，全靠扫地杆稳固。建高层建筑时，中间高两头低搭制的架子叫“探海架”。搭这种脚手架时，将平伸出的架杆挑扎在立杆上，把用力点分散在旁边的架杆上，虽杆绑扎在空间里，但巧妙地将着力点分散在所有的横杆上。它稳如磐石，工人在上面操作也感到非常安全。这些脚手架的搭建，几个月里我跟着倪铁峰师傅都学过。捆扎脚手架用的是铁丝，那时捆扎脚手架用的都是8号铁丝。捆扎的方法有十字绞结法、双股斜穿捆扎法，根据情况分别运用。
在银川六个月的培训时间很快过去了。在学习结束的前一天，倪铁峰将我、陈立业和架子班的八个人召集在一起，在银川的“同福居”饭馆吃了一顿饭。尽管菜少，酒喝得也不多，但那种融洽的气氛使人一生都难忘。吃完饭后，倪铁峰递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这么几句话：“霞飘腰际，燕舞足下，壮志凌云，谱新篇章。”告别了银川的师傅们，我回到了灵武，立即投身到灵武的建筑工程中。我用学到的技术，和其他同事一道，先后搭制了工商银行大楼、绒线厂车队办公房和车库、园艺场水塔、被服厂大楼、文化馆大楼、大泉马场办公区、东山坡粮库、县城北郊粮库的建筑脚手架。经过银川的学习、师傅的指点、实践中的锻炼，我成了建工队技术娴熟的架子工。
我领着王占才、杨行忠、马海龙、杨安林几个架子工先后搭制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脚手架。在六年的架子工生涯中，我深知架子搭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工人的生命安全。我每次搭架，严格按师傅教的那样操作，非常精心，一点不敢松懈马虎。经我搭制的脚手架安全系数大，稳当平整，很多泥瓦工、钢筋工、电工、油工、木工在我搭制的架子上工作，非常放心和满意，没有出现过一次因脚手架没搭好而发生的事故。架子工在工作中，危险的事是常有发生的。在建设被服厂大楼进行西山墙翻架时，我抽横担钢管时多抽出30厘米，钢管碰上了旁边的南北走向的高压线，叭的一声火光四迸，我手一麻随手扔下了钢管。幸亏按照操作规程，我左腿用劲勾在立杆上，只是右手掌心的皮肤被烧得发了黑，人没有从十几米的高空掉下来。愣了那么几分钟，我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跳到预留的窗口洞内坐了下来，回想刚才的情景感到后怕。负责施工的魏春花大姐看到刚才的情景，非常紧张，立刻跑到三楼上，脸色刷白。她看到我坐在那里，一把将我按在木板上，说是木头能将身体内的余电吸走。接着她好一顿埋怨，看到我毛发无损，最后竟冒出这么两句：“这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场的其他工人都一起笑了起来，非常紧张的气氛才松弛下来。这件事发生后，我认识到架子工要时刻提高安全意识，精心操作，否则会给自己和工人的生命造成危害。经过这次教训，我除了更加注意安全操作，还认真钻研搭架方面的诀窍。在建筑公司从事架子工的六年时间里，我搭制了各种类型的脚手架。特别是水塔、烟筒的脚手架搭制方法比较特殊，技术含量要求很高，要利用拉力扩大脚手架的空间。
水塔脚手架40米高，在高空搭制时非常危险，工艺技术操作要求也相对高。我领着王占才几个徒弟搭制时，科学地运用了一些力学原理，将支撑点均匀地分布在每个立杆上。这种脚手架搭好后，一方面为工人们操作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可以向上提升物资。由于我们搭建得科学合理，故脚手架非常稳固，工人们在上面操作安全系数大，他们非常放心。几个徒弟跟着我走南闯北，几年下来，技术水平都提高了，而且都出了徒，在各个工地上大显身手。后来，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县建筑队，但遇到搭制一些高难度的脚手架时，几个徒弟还来找我去工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
1974年，县上举办工农兵美术培训班，由于我有这方面的爱好，也参加了这次学习班。在文化馆美术老师程季扬的指导下，我画了一张水粉画，题目叫《奇志比天高》。画面上是一个肩扛架杆的架子工，站在架杆上，英气勃勃，目光远眺，背景是高耸入云的大厦。这张画还参加了自治区美展。70年代末，我调到了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和架子工的行业告别了。如今已33年过去了，但当架子工这一段经历却永远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