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挑起办校和作战两副重担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建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没有被会议所接受。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因叶剑英支持毛泽东，便同毛一起回到后方。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同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
这时，正值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之际。中革军委针对蒋介石的“围剿”部署，依据红军的实际情况，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7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他挑起两副重担，一方面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配合东北战区的主力红军，反击敌人的“围剿”，一方面领导红军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
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它是以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和一、三军团随营学校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1931年11月，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校校长。1932年初，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中革军委还先后选派周以栗、林野、左权、欧阳钦、杨至诚、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陈伯钧、张如心、危拱之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另外，还调李伯钊、赵品三、石联星、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崔音波等负责开展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
苏区中央局对创办这所学校十分重视。在建校之初，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新日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一定要把红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军指挥员。经过前二任校领导和全体教员们的艰苦创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红校已初具规模。
红军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校部领导一身三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和学员。驻校学员仍保持战斗序列，编成连队，学制3至6个月不等，具体时间根据所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而定。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部队管理教育等。
叶剑英到校上任时，红校第三期学员尚未正式毕业。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与训练部长林野、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校务部部长杨至诚以及一线教学人员多次座谈，他很快就了解到，经过刘伯承等历届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学员的共同努力，红校虽已初具规模，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有些领导和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学校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学质量也急待提高。叶剑英当即召开校务会，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刘伯承校长好的传统和作风，把红校办得更好。他在会上总结说：我们苏区的红军，从三、四年前的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没有受过基本的军政训练，组织指挥能力与实战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养提高。蒋介石连续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正在纠集重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极需扩大红军，保卫根据地，而扩大红军就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所以，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在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勉励同学们到前方去，把所学的知识带到红军中去，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斗争的精神，去消灭敌人。
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前线需要的人才，叶剑英经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扩大招生名额，由第三期的1500人，扩大到第四期的2160人。同时在原有的几个学员连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军事团、政治营，还成立了上级干部队，分别培养基层和团以上军政干部。学制分为三种情况：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4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都是6个月毕业。
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他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红校的教学和训练必须从红军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他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三大任务，红军内部的官兵关系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讲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军、政教学比例，军事团为6比4；政治营为4比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比3，政治班为3比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这样的时间比例，符合教学工作的实际，有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
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是留苏、留日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叶剑英确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边学边教，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如蔡畅、伍修权、张如心、朱瑞、郭化若、吴亮平、孙毅、冯达飞、陈明、武挺、王智涛、武元博（后改名洪水，越南籍）以及后来的陈唐、边章伍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员。除此之外，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到校作过报告。
据孙毅回忆：“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叶校长要我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请教。有一次我还得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定期开总结会，表扬和批评开展得很好。叶校长说话很和气，不发脾气，和蔼待人，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触。”
二严于治校
叶剑英在办校中，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在校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日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说，“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他明确提出，学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作息制度，要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如有违反者，要进行严肃批评。他强调通过平时的养成教育，培养学员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良好的带兵方法。
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学校领导干部在管理教育和实际操练中，处处体现“干部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学员，形成了良好校风。
严于治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确实提高教学质量。采用什么样的教材，教给学员什么知识？这是能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叶剑英亲自过问，严格把关。红校原来使用的军事教材，主要是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兼收德国、日本的操典等内容。叶剑英经过反复研究，感到不能老学外国的，应当依据红军自己的经验，结合红军的特点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于是他主持编写了《步兵战斗条令》、《指挥艺术》等教材，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叶剑英在办校中对教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也提倡教员严格要求学员，“严师出高徒”。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课前一定要撰写出授课提纲和讲义来。教员讲授之后，还要组织学员讨论，每周两次。他要求教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形象教学。他组建了红校模型室，展出各种兵器模型、各种战术图解，政治图表以及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仪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余件，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红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较好地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教员、学员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允许进行民主讨论，实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学。学员对领导和党员的缺点也敢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在经委会管理下，连队每月结算，公布账目。由于勤俭节约，每人每月尚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分到少许伙食尾子，用来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红校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很注意活跃文化生活，创造一个“严”与“宽”相结合的环境。学校的俱乐部和各连队的“列宁室”经常举办墙报、球赛、演讲会、娱乐晚会等各种活动。在叶剑英的关怀和支持下，红校还组织了文工团。此外，还有一批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留学归来的业余文艺骨干，像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石联星、施月娥，以及作曲家崔音波（朝鲜籍）等。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晚会。叶剑英和其他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晚会。叶剑英会唱许多歌曲，还会弹琴，何长工会吹笛子，两人经常在晚会上表演弹琴唱歌，每次都博得大家喝彩。教员、学员欢聚一起，演出各种自编的节目。嘹亮的革命歌声，多彩多姿的红军战士舞，使校园充满了乐观和活泼的气氛。
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在严格要求教职工的同时，十分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备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教他们识字、学文化。有时部队的同志给他送来狗肉，他便亲自下厨，做“狗肉餐”，和大家一起享用。
叶剑英不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体贴入微，对其他的同志也是如此。凡是和他交往过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担任中共湘赣省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率领湘赣代表团来到红军学校见习和进修，叶剑英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与王震倾心交谈，并同他一起研究教育训练课题，嘱咐他回去要办好学校。王震回忆说：“我在中央苏区未见到叶剑英以前，以为这位智勇双全，久享盛名的‘参座’，一定是上了年纪的首长。不料见了面，他竟是那样年轻，富有朝气，又是那样朴素，谦恭和蔼，使人深感可亲可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种严于治军、严于治校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
据郭化若、刘少卿、王智涛、吴亮平回忆，这一时期，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有些在军队和政府工作的同志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同志被送到红校以后，“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红校继续对他们进行“斗争”。叶剑英则顶住压力，采取灵活的办法，将这些同志保护起来，使他们免遭更大的不幸。
三按实战要求教学
叶剑英在办校中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即经过红校熔炉冶炼的学员必须成为符合实战要求的指挥员。
有些毕业后回到部队的学员来信反映，在学校学的内容大都很管用，但有些课程联系实际不够，说的多，练的少，打起仗来用不上。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强调少讲空洞条文，侧重实际演练，多搞野外演习，加大训练难度。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演习攻防科目，多选择夜暗阴雨天，涉溪水，踏深谷，钻密林，抢占山头。他鼓励学员说：“苦练才能学到真本领。现在多吃点苦，战场上就可以少流血。”